昨天记者走访多个会场采访了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大家注意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斑斓丰富的当今社会，现实主义书写大有可为。但不少创作者也观察到有些作品中暗涌着两重困境，一是中国故事挖掘得不够深，往往浮光掠影或面目单一模糊；一是生活素材堆砌，只是在机械反映生活，缺乏对人性大美与大道的提纯。
    如何让中国书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在评论界看来，深耕脚下的土地，与时代同频共振，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有助于涌现更多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大地上的故事讲不完，别辜负了独特的“文学故乡”
    不止一位作家谈到，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作家贾平凹向记者透露，他手头正在创作最新长篇小说 《秦岭志》，预计明年完成，达30余万字。再次把笔墨倾注在精神据点秦岭，会不会感觉故事穷尽了？ 贾平凹用一口浓重的西北腔连说“不会”“不会”，他还记得几年前写小说《老生》时，有几次写不下去了，这令他苦恼不已，一旦写作遇到阻滞，他就会去一趟秦岭，拜访当地的乡亲，串个门，聊聊天，新的灵感和素材往往又会冒了出来。在贾平凹看来，作家要始终建立对这个社会的新鲜感，“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笔时才能写出想要的东西。我几乎跑遍了陕南重要的乡镇和村庄，这样作家对当下时代发展的面貌才拥有一定的把握，作品与现实社会就有一种紧张感。小说有了张力，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果说秦岭是贾平凹孜孜探索的创作母题，那么高密就是作家莫言的文学故乡。“我的故乡不仅跟我的成长有关，也跟我的文字密切相关。这里的泥塑、剪纸、茂腔等民间艺术和文化一直在伴随我成长。”身着一袭对襟唐装的莫言如是道来。可以说，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这种对脚下土地的开垦，在作家眼里就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文化自信。
    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些年莫言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无论说叙事色彩饱满的 《红高粱》，还是充满“猫腔”本土元素的《檀香刑》，都能看到莫言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乐此不疲地讲中国故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有评论家谈到，这种延伸意味着作家在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只有扎根于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阴影中看取光明
    那么，在中国大地上耕耘故事，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素材、万千个体的起伏人生时，创作者应怎么处理？ 代表们纷纷表示，作家不能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而应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作家迟子建多年创作中倾心小人物，在她看来，写普通大众的生活不能局限于“小”，那样容易陷在鸡毛蒜皮中，而是要善于从生活微处哪怕是一颗尘埃中发掘美丽与辽阔。在创作《群山之巅》时，迟子建在小说中构造了被雪覆盖着的群山巅峰上的小镇，作家的视角跟随着镇上普通人一起穿行世像百态，屠夫辛七杂、精灵“小仙”安雪儿、法警安平等小人物，卑微又努力地活着。“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即便人物经历了悲欢起伏的命运，我也不愿意放弃从中提炼诗意。苦难中的诗意，是我眼里文学的桂冠。”在迟子建看来，好的作品是能长出皱纹的，这意味着对现实的真诚关切，需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阴影中看取光明。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因此，小说家也要用心去揣摩洞察千姿百态的真实人物，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贾平凹也注意到，如今有些小说在叙述上多采取火的效果，一味“抓眼球”，“火显得热烈、炙烤，不管是人还是兽，看到火都会有种本能的刺激，在刺激中有一种快感。但是笔下光着眼于表面热闹喧嚣的东西，就会缺了温度与筋骨”。毕竟，文艺要反映生活，但不能机械反映生活。在评论界看来，大量的生活素材是需要创作者加以裁剪和提纯的。面对生活之树，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
    (本报北京12月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