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与马家辉锵锵二人行。 张定平 / 图
    
    “经典里的中国”丛书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杨照在深圳分享会现场。 张定平 / 图
    杨照可谓是经典领读者，前些年他致力于解读世界文学、哲学名著，而去年底推出的“经典里的中国”，直接从先秦的经史子集里选取了《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战国策》《左传》《荀子》《尚书》十本国学经典进行解读。通过对这十部经典的部分章节的逐字逐句解读，杨照还原经典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脉络，展现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面对现实变化提出的因应之道。
    上周末，杨照带着“经典里的中国”丛书做客深圳中心书城，和嘉宾主持马家辉一起探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阅读经典。在我们的独家专访中，杨照透露，其实这套书并不是他解读传统经典的全部，而是庞大的经典系列中的冰山一角。这个体量远远超过他对世界名著的解读。在他看来，经典的意义非同一般，那些古人的智慧，能够给予现代人启发，跳脱出当代的现实环境，获取更自由的选择和思考。
    借原典重走中国历史
    晶报：您之前其实也一直都有解读经典，但是大多是西方的经典。您怎么会想到去解读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
    杨照：这是有一个渊源，更早期的时候我是讲中国通史的。我给台湾的敏隆讲堂讲课，从2007年讲到2011年，讲了五年的中国通史。讲中国通史有一部分原因纯粹是我自己的兴趣，因为我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对最新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好奇和吸收。我看的越多，心中就越有无奈和遗憾。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史学上有非常非常多新的发现，可是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一般人的概念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吸纳进来，产生影响。所以当时我在敏隆讲堂开了一个课程叫做“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只是想把自己这二三十年来读到的比较新的关于中国历史新的理解和解释给整理出来。讲完了这五年的课程，敏隆讲堂的学员就很期待，希望继续开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可是我不想把那个课程重讲一次，所以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新课程。就是讲原典。
    意思是说，我要用原典，也就是传统的经典，重新再走一次中国的历史。所以这套“经典里的中国”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序，第一本讲的是《尚书》，接下来《左传》《论语》，完全是照着时间这样排下来的。这个用意是我希望，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可以回头，直接去读这些书。
    晶报：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先秦的篇目，而没有之后的内容。
    杨照：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长远的课程，这个课程从2012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还继续在开。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书其实就是第一辑，第一个十本。到目前为止现实中的课程已经讲到了宋词，大概已经讲了110本书了。这些书会在接下来陆陆续续出。我打算讲到民国之前，也就是清末。预计最后一本书就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剩下的课程应该三四十本就可以讲完了。
    晶报：但是第一辑的这十本书里，有些比如《周易》是没有的。在选取篇目上，您采取的是什么标准？
    杨照：这次选的十本书，首先是在中国历史上面重要的传统经典，再一个是我觉得我可以读得懂、可以解释得来。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孙子》，这是因为第一辑我并没有把先秦的全部讲完。接下来第二辑第一本是《楚辞》，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子书，像《孙子》《韩非子》一路下去到《吕氏春秋》。所以有些篇目第一辑中没看到。
    你说的《周易》坦白讲，完全不是谦虚，那是我看不懂的书。一直到今天我也都不懂。我不能有任何的理由硬去讲解我看不懂的书。
    迎合现代的解读
    是对经典的浪费
    晶报：前些年有一类解读经典的方法非常流行，比如于丹讲《论语》，就是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在讲经典，但内核是给现代人解惑。但您曾说过，经典并不是写给现代人看的。
    杨照：诚实地说，这是态度有问题。我不会用这种方法解读。一个是不能，一个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我的专长不是让这些经典古为今用。不为是因为我认为用这种方式读经典还是可惜了一些。可惜的意思是说，在现在所有的书架
    上面可以找到那么多对现代人的生活有所启发、有所教导的书，都是今人为今人写的书，这种书这么多，你还怕找不到书教你怎么过现代生活吗？
    我们公认的这些传统经典是几百年、上千年之前的东西，写这些书的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们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式不一样，他们遭受的结局也不一样。在我看来每一样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些不一样。
    而古为今用就意味着，把跟我们现代人理解不一样的内容硬要解读成跟我们一样的，这不是可惜了吗？经典是真的能教我们用和别人不一样的态度、立场、方式、角度过日子的。当看到了这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并不是一定得要按照当下现实的方式过日子。我觉得这才是经典真正的魅力和真正的价值。所以，迎合现代的解读，不是不可以，像你刚刚提到的于丹，她有的地方讲得特别精彩，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可惜了，浪费了经典当中可以引领我们超越现实的作用。
    晶报：迎合现代的解读方法，其实是面向大众的，受众会比较多。那么，您会不会担心市场？
    杨照：也不是不考虑，但是这种事情有很多人在做，做得比我好的太多了。我没有道理去凑那个热闹。我倒是希望自己的解读真的给读书人一些帮助。对于我来说，读书人读书吸收知识是专心专注的，如果你提供的是不需要花什么脑筋就能去吸收的东西，这不是读书人要的。所以它或许要专注，或许要跟别人的生活、生命联系上，别人才能够吸收，才愿意吸收，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书可以给这些读书人看，这是我的骄傲，我的荣幸。其次，如果有机会，我的书可以让本来不是这样读书的人，哪怕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多一点人用这个方式读书，也是蛮好的。我不是那么在意非得要有那么多人读我的书。
    渴求安全感
    就会重续经典
    晶报：最近又掀起了一阵重读经典的热潮，包括白先勇先生的细读《红楼梦》，还有蒋勋先生的解读《红楼梦》。您对目前出现的重读经典热有一种什么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热潮？
    杨照：我不常在大陆，只能说一下我个人的观察，不一定准确。从社会的脉络来看，我观察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谈到经典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对应于长久以来社会的快速变化。我觉得快速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后，人真的有点受不了。大概2010年左右，那时候我刚出《故事照亮未来》那本书，我碰到了很多年轻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高度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变动得太快，每个人都有一些迷惘。在人生的选择上面，不知道做什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趋缓，人们会希望有一些可以稍微长远一点的，可以掌握、可以规划的东西。那么反应在阅读上，大家关心的重点就会从新书变成旧书，或者变成经典。
    第二个稍微大点的背景，我想也是跟中国崛起的自我认知或者自我定位是有关系的。现在中国崛起是越来越明确的一个事实。反映在地理、政治上或者是国际地缘政治上，那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就是要在当下国际地缘关系上给中国一个明确的定位。除了这个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心理上、文化上的认同或者是定位。它一部分是政治的，有一部分是社会的。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定义中国，就不会选择普遍的经典，而是中国的传统经典。
    晶报：所谓的重读经典，会不会意味着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够？
    杨照：中国传统文化出现过一段时期的断裂，这个断裂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修复，但衔接和复原依然非常需要时间。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历史的作用，传统文化的累积非常缓慢，破坏却非常快，破坏之后要恢复又非常地慢。现在，我们需要时间慢慢修复，包括跟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从浅而深，从近而远的修复，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这个社会才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重新联系上中国的传统。那么，想要跟中国的传统联系上，很自然的，这些传统经典就会变成最重要的管道和工具。
    “我读传统经典的感动
    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晶报：我们最早接触传统经典，都是从中学语文课本上开始，很多都是基于应试的解读。这阵子传统经典热，有种现象比较有意思，那就是最火的似乎都来自于台湾作家、学者的解读。
    杨照：我想一个因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学习跟解读中国传统的时候，相对的空间和习惯都要大一点，不管是教育体制或者是思考的习惯。
    至于应试的解读，台湾基本上是走过了这个阶段，以前我们也有这样的阶段，比如学会了这一些的文章，那么可能你在考试上、升学上或者说资历上有帮助。例如蒋勋老师的谈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美学概念，或者是蒋老师讲的《红楼梦》中细腻的人情，是从相对比较历史性的方式来解读古代的经典，的确跟大陆朋友们以前的理解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会比较容易接受。
    晶报：台湾也会在某一段时间有类似现在的传统经典热吗？我注意到，其实您这套讲经典的书，虽然是最近出版，但实际却是十年前的讲义。
    杨照：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搞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可以说，对于传统经典的热是从6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所谓本土化的浪潮和运动起来了以后，才开始衰微没落。我和白先勇老师、蒋勋老师，虽然我们三个人年纪不太一样，但我想，我们现在去做重读经典的核心，也是源于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那时候的感动，我们现在做是因为累积了当时那个热情，延续下来到现在我们又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晶报：那您现在除了解读传统经典这一套书在进行，还有其他的系列吗？
    杨照：经典类的基本上就是两个系列的，就是我在开的两个课程，像“西方现代经典细读”，这个没有按照一个系列来出，是陆陆续续在整理出版，还没有出版的，包括列维·施特劳斯、海明威、加缪。我现在正在写《当代世界名著系列》。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中国传统经典”，我会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