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这些思想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这些思想理念，首先得清楚其渊源、理解其内涵。为此，我们约请专家，依次解读这六大思想理念，敬请读者关注。
    仁爱的精神是传统儒学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是整个儒家文化的灵魂。同时，儒家之仁爱精神陶铸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中国人心灵家园的基石。仁道精神的阐扬奠基于孔子。孔子论人之德性修养，以仁德为最高的人格理想；论礼乐，以仁为礼乐之本；论政治，则归于德教仁政。可以说，孔子之学就是仁学。然而，所谓“熟知的未必是真知”，儒家的仁道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层次，并不容易全面把握。
    仁以“爱”为基本内涵
    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从恻隐之心指点“仁之端”，皆是此意。不过此爱不可作狭义之理解，乃所谓一体感通之情，一体同爱之心。仁虽然以爱为基本表现形式，但爱却不足以括尽仁之内涵。朱子解释仁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这个解释把握住了孔孟仁学的核心精神：其一，强调仁是人心本有之德，并非外在于人的知识理论，所以求仁要向自身生命反省以成就仁德；其二，是强调谈仁不能离开爱，仁是条理之爱、是合理之爱。仁既非抽象的知识理论，亦非空洞假设，而是表现于人的情感生活之中。然而，情感之爱有时候却多有过分之处，例如溺爱、贪爱等等。这些感情不能说不是爱，但它是偏离了仁之尺度。
    真正的仁爱，必须是发乎人的真性本心。所以仁爱必须以端正真诚的内心为基础。孔子一方面说“仁者爱人”，一方面又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保持内心端正、情感真诚。当人内心去除晦暗和偏邪、保持端正与真诚之时，自然能以一体同情之爱来感通人、物。“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仁道的内涵，才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真精神。这两者概括起来就是孔门倡导的忠恕之道。
    仁爱精神可从两方面理解
    曾子把孔子自言的“吾道一以贯之”诠释为“忠恕”，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自己也说“忠恕违道不远”，此处的“道”，自然是仁道。古代注疏说：“中心之谓忠。”所谓中心即内心，意即保持内心端正真诚的道德情感；“如心之谓恕”，所谓如心即如同己心，意即像感受自己的内心一样来体量和感通他人之心。忠恕是一体互通的，做到忠时，自然能够表现为恕；没有忠的功夫，恕亦难以维持。换言之，当人心消除偏私之心和固执意见的遮蔽，回归于其自身真实的状态，自然能够以一体同爱之情来感通万物。此即孔子所崇尚之仁道。所以，从根本上说，仁爱的精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就是排除私心与偏见之遮蔽，从而保持内心情感之真诚无妄，表现为修养的功夫就是“克己复礼”，亦即忠道；其二就是能够同情于他人他物，保持感情之敏锐，防止心灵麻木，表现为修养的功夫就是“仁者爱人”，亦即恕道。这两方面一体互通。
    忠恕虽然并非仁道之全部，但是作为践行仁道之方法，仁的精神恰恰就在忠恕之中。其中，忠是体，恕是用；忠是本源，恕是表现。现代人往往仅仅注重从爱来理解仁的精神，却往往忽视了本源。失去了内心的端正和清明，爱的感情就容易导向泛滥。儒家的仁爱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本源于真心本性的一体同爱之情。这种一体同爱之情，必须以内心的端正和真诚为前提。相应的，对仁爱精神的培养也应从两方面落实，一者，培养敬畏精神，注重端身正己的态度；一者，培养敏锐的同情心，防止道德情感的麻木。
    仁爱是有秩序有层次的
    爱虽然是仁的基本内涵，但此爱并非抽象笼统之爱，而是在现实人伦世界中有秩序、有层次的爱。仁爱之发端在于孝悌亲亲之情，《论语》认为孝悌是“为仁之本”。现代人有人批评儒家的孝道，认为孝道具有狭隘性，不及某些宗教所倡导的博爱。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儒家的仁爱精神绝非没有博爱，相反，恰是以博爱为旨归的，且这种博爱更为圆融，更容易落实。孝道与博爱并不矛盾，相反，两者一体互通，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早在战国末期，孟子批评墨家之兼爱思想，即充分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孟子批评墨家之兼爱，但并非反对博爱本身，而是认识到墨家所倡导的无差等之爱的内在矛盾。所谓无差等的兼爱，貌似令人向往，却违逆人的本心真情。所以，墨家提倡兼爱的逻辑最终导向了功利主义，所谓“爱人之父，人亦爱其父”。这样反而失去了博爱的真实源头和情感基础。
    儒家则认识到，孝悌亲亲之情源于生命之自然连续性，由此，人最容易流露自己的本心真情。以此为源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自然能够有博爱之落实。相反，失去了孝悌爱亲之情，鼓动人们超越所谓家庭局限去平等地爱所有的人，这看起来似乎合理，却违背人之常情，往往流变为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儒家所强调的孝悌爱亲之情，恰是一切伦理教化的根基，所谓“因亲以教爱”。时至今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依然是深入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伦理思维。
    仁爱精神需要通过教化培养
    儒家的仁道渗透在中华民族性格之中，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责己向上之心，一个是特别注重情义。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过去中国人的生存，以及民族生命的开拓”所依赖的民族精神有两点，即“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所谓“向上之心强”，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特别注重道德责任的自觉，强调提升自己的才能和德性，而不过度依赖环境。所谓“相与之情厚”，就是中国人特别看重情义，亲情、友情、家国情怀，乃至于对天地万物都有报本感恩之情和一体同爱之心。这两方面，当然正是忠恕而仁的精神对民族性格的陶铸。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恰好可以用《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自强不息、向上之心强，就是一种忠道的精神；厚德载物、相与之情厚，就是一种恕道的精神。这种责己向上之心和重视情义的民族性格，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仁爱根于人之本性本心，但并非自然形成；仁爱精神深入民族性格，也并非是说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仁爱的品格和精神需要教化才能贞定，才能发挥其作用。仁爱精神的培养，在传统儒家那里尤其重视礼乐教化和孝道的教育。礼乐的教化，一方面强调敬畏观念，强调端身正己；一方面又培养人敏锐的道德情感，防止心灵的麻木和功利化。劝孝则是培养人最为根本的道德情感源头，所谓“百善孝为先”。这种人文教化的历史经验应该为现代社会所重视。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经典诠释与人文教育中心副主任）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