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历经了六十多年，而且这六十年不再是一个甲子的循环往复，而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产生大变化的时代。很多东西被时光淘洗，有些成为历史，有些烟消云散；有些被遮蔽，有些被遗忘。今天的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八十年代以前尤其是十七年的历史隔膜程度堪忧，种种现实催促我们去清理和抢救历史。
    口述史是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一种方式。我偶然涉足其中，一点心得，经验全无。
    我2002年到《花城》杂志工作，2003年考博，当时导师程文超先生就给我定了做《花城》杂志的选题，不幸的是文超先生2004年过世了。我偷懒，害怕翻阅发黄的旧刊物，就悄悄地改了选题，那时年轻，不懂得做学问要有根基。
    由于在刊物工作，2008年我应邀为《花城》做访谈，杂志创刊三十周年2009年设置“花城史话”栏目，这次我主要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访问了历任的两位主编，做了少量的资料核实工作，应该说参与度甚小。但这次漫长的访谈记录也使我对于一份刊物面世、转型以及风格的形成和调整尤其是刊物与时代政治、审美趣味乃至地域的关系都有了具体的感受。
    此后，又应程光炜老师之邀为《文艺争鸣》做了几个访谈。我的工作能够有些微意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选题本身，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沈从文的《沈从文文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等著作的出版情形。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中出版都比较波折，有一定的难度。我去做有一些地利人和的方便。因为在杂志社工作过，大家比较熟悉，为访问提供了很多方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口述历史的意义和滋味。常常念想阿伦特的说法：“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这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安身立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1]当今时代消费符号所具有的席卷力量即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
    一、受访者的选择具有首要意义
    我目前所做的主要是编辑采访，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编辑部堆着成千上万的稿件，有些成了铅字有些成了废纸，有时命悬一念之间。编辑是“文学场”中仅次于作家的角色，有点像接生婆，尤其是对文学风气的倡导具有较大的社会学意义。编辑看似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编辑是如何偶遇一个作家作品的？作品的哪些因素打动了编辑？作为主体的编辑的意志是如何渗入的？编辑与作家、读者或市场的关系如何？这些也都与文学史发现“历时性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有关，甚至它们本身也是“内在联系”的一部分。正如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肤”，很多事情的动机和内在关系必须从时代的整体规定性中去寻觅。
    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起源于畅销书单，是对发行量巨大的图书的关注。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由于踩住了社会的痛处或者开风气之先而成为畅销书，在文学史上留名，成为大家重温时代的凭据。美国《书评家》搞过一次关于读者阅读新书创新率的调查，结局显示：创新率低于10%和高于30%的新书都会挑战读者的兴趣，也就是说，普通读者的潜意识并不前卫，会很宽容地接受不超过70%的重复、模仿，这种创新率不仅指对作家自身，也包括对既往的文学传统，比如现实主义在20世纪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行量往往并不是作家或者编辑能预先决定的，不过他们可能对此有某些预期。一个作家对自己人生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作家，用什么方式叙事，是关注形式创新还是关注时代热点，作家的意图能够影响受众，但受众的接受程度并不完全由作家作品决定，受众自身的主体性同样值得关注。
    消费社会大部分作家都在意读者的数量，但也有一小部分作家更在乎读者的群体，比如王小波就不乐意成为大众知晓的作家，所以他采取了有别于大众熟悉的现实主义的讲述方式，然而，他的猝死和九十年代后期的社会环境却使他在消费社会一度畅销起来。
    王小波过世后与他生前的情况简直有天壤之别，我给生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讲课时，发现他们直接把王小波当成畅销作家。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也是我去做访谈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小波猝死之后，大家看到的多是李银河的声音，但我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不大一致的内容。也有很多读者会以为畅销完全是猝死造成的，其实对文学理解比较深的人知道，猝死的包括自杀的作家很多，但并不是他们的作品都能畅销。王小波作品的畅销、追随者众多固然与此相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那不同以往的写作抱负，对智性的写作和叙述的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生前冷遇的抱不平心理。
    跟王小波责编的访谈一是尽量恢复《时代三部曲》出版和作者过世时的情况，尤其是媒体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当今小说家对大家一股脑儿回到故事的怀抱中有所警惕。
    《心灵史》的情况则与《时代三部曲》完全不同，主要是作品出来后就没有机会加印，而非正规渠道却一直有印刷发行。这种情况能够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的某种隔阂。《心灵史》也没有作为禁书颁发文件，这种做法本身又有别于过去对此种事件的处理方式。《心灵史》是张承志认为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书，如果从文学寻根的潮流来看，张承志不仅是以写作寻根，他的《心灵史》本身也是生命寻根的结果，他在西海固找到了比肉身意义更为重大的精神出生地，由此诞生了《心灵史》。我曾经有幸到《心灵史》的出生地游访，所以采访时有某些难以言传的亲身感受。而张承志当时住在京城，已经名满文坛，却将心血之作交给地方出版社感觉别有深意，是隐含着某种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怀疑还是对作品命运的预感和隐忧？
    《心灵史》与《时代三部曲》经过二十年时光的考验依然让我们牵肠挂肚，要去发掘其面世的经过，这种寻求真相的冲动本身是其价值的一个侧面证明。“重要的不是叙述的时代而是时代的叙述”，口述史本身也是当今时代的反映。
    至于《沈从文文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萃》的出版过程的访问则比较复杂，因为丛书出版经历的环节比较复杂，牵涉的采访对象也比较多，这就会碰到当事人的说法互相出入的情况，这时就要求采访者去做一些核实和查找资料的工作。
    二、警惕记忆的化妆功能
    口述史是一种后置的历史，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光，同时也包含着当下的选择及采访者的主体价值判断。从我的访问经验来看，受访者都在回顾历史中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故事寻求后置意义。这个隐藏的动机会自动化妆，受访者自己也未必会意识得到。心理学研究认为人或多或少有美化自己的动机相关，美化自我的心理机制使人有勇气面对自己，哪怕是有缺陷的自己乃至过去的污点。同时，我也要警惕的是我对工作过的出版社的感情，我是否有潜藏的美化地方出版社的动机，尤其是在出版业遭遇严峻冲击的今天，出版资源相对集中京城，我做这些采访是否有某些意气？心平气和一直是我要不断去自我提醒的。
    文人作家在一起比拼的无非是审美趣味。编辑是个审美力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既然是为他人做嫁衣，大家乐意从发现“新娘”（新人新作抑或受冷遇的作品）的美中获得意义。编辑在口述中容易夸大自己的发现之功，容易夸大环境的阻碍力量，甚至可能会隐匿于己不利的一些事情。口述史工作常常产生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口述史的遇合性让人生出无常之感慨，有时动念要去做采访却发现访问对象已经不适合回忆甚至亡故。比起这种紧迫，记忆的遴选和美化功能几乎可以忽略。
    当然对采访者来说，第一重要是务求公正客观，秉承发现真相的立场，力求恢复生活的质感。但是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同样具有叙事的性质，口述史的叙事性质尤其明显。怀特曾在《后设历史学》中将历史定义为“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历史也是意识形态以及想象力的产物。比如曾经很热的《万历十五年》就模仿了小说叙事的方法，那些活灵活现的细节描绘就是想象力的产物。口述史是受访者站在今天想象过去、讲述过去。
    关于口述史，唐德刚先生谈得很多，无论是理论方法上还是实操层面，都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对胡适的访谈也许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今天做的口述史有一个范围的扩大，就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参与到历史话语生产中来，让历史从数字和大事件中解放出来，尽可能丰富多样，尽可能更加靠近生活，尤其是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能够藉此呈现出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必完全严格地遵照简单的线性逻辑。
    除了提防受访者的美化记忆之外，我也发现采访者的公正客观立场同样值得审视，比如做《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萃》的访谈就与我自身对先锋小说的出场、转型和冷却这个命题相关，我留意到经常出现在先锋作家笔下的名字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进而发现“精萃”丛书中好多小众作家对中国先锋作家影响殊深。虽然是做一套译著的诞生过程，但我感兴趣的是丛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采访结果表明：两个搞中国文学的一拍即合，决定搞一套新的当代世界佳作译本，有别于市场已经存在的经典译著。这种选题定位与后期影响有某种一致性，一套小说出三个诺贝尔奖看似偶然，实则与这种选题预期有关，与编辑和翻译家们的眼光和判断有关。
    重写文学史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遭遇的故事，它古已有之并将伴随文学史生产的全过程。文学史的建构与美的达成、经典的共识一样具有流动性、时代性。文学史是一种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是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近年来兴盛的口述史也会拓展文学史的既定边疆。过去是回不去的，但可以不断去回忆。口述史最大限度地恢复了主体的记忆，捍卫个体的历史想象力和身份认同，是对集体记忆垄断的反抗。口述史以其亲历、口述等特点使文学史能够更自由更柔软地延伸，让历史的重量落实到常新的生命记忆上来。
    [1]【美】汉娜 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