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湄公河行动》海报
    电影创作惯常被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主义倾向的阵营和以欧洲为代表的非技术主义的阵营，技术一直是电影艺术发展至今绕不开的话题。中国电影票房高居世界第二，电影产量也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电影如何在快速繁荣发展的同时，避免进入技术主义的阵营而渐离艺术和质量的阵地，中国电影关乎技术的几个新认知或者新命题急需我们认真思考。
    前苏联著名导演吉加·维尔托夫有过关于蒙太奇的著名主张，即强调导演应自导、自拍、自剪。这使得导演在技术的层面向前迈了重要一步。后来很多导演在创作时喜欢亲力亲为，电影界甚至出现了“不会剪辑的导演不是好导演”的说法，于是有了能身兼编剧、导演、摄影、剪辑、美工、制片等的全才型导演。尤其是能够做好剪辑工作，成了很多导演完成电影创作的必备技能。一些由摄影师转行而来的导演更是名副其实的技师型，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改装机器，以实现特定的拍摄任务。时下随着VR和AR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影从业者又逐渐具有了“电影技术控”的想法和实践。从学习电影创作和制作的大学生到一线导演，技术有着越来越大的魔力，特技特效搭载最新的机器和技术，技术控潮流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然而，电视剧《幻城》捷足先登地将虚拟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后，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收视率，包括青年人在内的观众大量吐槽，他们直呼“不好看” 。 《爵迹》等电影也遇到了大抵相同的批评。
    技术控的潮流，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导演希望通过驾驭技术而不是精益求精的艺术实践，来完成影视作品的创作。2009年一家地方卫视开播了一档利用虚拟技术进行创新的电视栏目，节目中主持人可以随时穿越到不同场景，实现瞬间的逼真穿越，令最先欣赏到节目的观众大开眼界，甚是过瘾。然而好景不长，伴着技术所带来的新鲜感的消失，这档投资高昂的节目很快便淡出了荧屏。中央电视台在撒贝宁主持的《撒贝宁时间》中，对虚拟技术的运用尺度被普遍认为恰到好处，总是点到为止，笔者认为这显示出了编导对技术手段慎重的使用态度。
    在当前不少电影摄制的片场、影棚，出现了负责各类技术性工作活的“技工” ，这类工作一般要求身体好，技术好，一部分人都是按天计酬，收入相当可观。这种电影技工当然大都是年轻人，主要活跃在北京、横店等城市或者影视拍摄基地。他们大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类高校，一般从学生时代便已经熟练掌握各种机器，参与拍摄了大量作品。电影技工的工作难在很多时候要去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去完成技术操作，如高空、矿井、密林、水下等。于是，时间久了，技术的熟练与坚持的精神使得他们之中很多人成为了可以进行单独创作的影视工作者，但是对影视艺术的整体驾驭和认知水平以及综合素养等较之他们的技术而言还相差甚远。
    正常情况下，技术与艺术当然并不矛盾，技术与艺术的对位是一种“声画合一”式的对位，然而在特定情况下，技术与艺术的对位是矛盾的。德国学者爱因汉姆说，电影正是因为技术上的缺陷，使得它真正成为了一门艺术，这句话今天看来基本上依然是对的。首先技术的过度使用，有损于电影的艺术本性和现实意义，虚拟的肆意放大使得电影纯粹成为虚假的奇观，这种效果仅仅作用于感官，不再具有艺术创作最原本的影响人的心灵的力量。其次，技术终结了影视创作的漫长过程，使得视听效果震撼但剧情粗糙的影视作品呈递进式增长趋势出现，良心创作更加困难，影视作品的快餐性文化特性越发明显。
    电影的技术与艺术问题或许需要新的再平衡、一场新的浪潮来改观。当下的中国影视工作者应尽可能在最新的技术与最深刻的艺术中间找出一条有益的探索之路。从电影实例的角度来看， 《湄公河行动》的技术与艺术创作路线值得借鉴。这部今年国庆档期上映的作品堪称榜样。它恰恰是一部标准的2 D电影，并没有拍成3 D电影，制作者的务实态度值得赞赏。
    电影发展至今，一般认为经历了四次大的技术革命，即有声电影、彩色电影、数字电影和3 D电影的出现，球幕电影、水幕电影、环幕电影等的出现也大都是表面上衬托出了电影样式的革新，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技术含量。伴随着电影技术的大发展，我们发现“技术控”虽然对电影艺术作出了贡献，我们不应因此加剧对技术的迷恋。我们应对艺术与技术这二者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关系问题有着新的认知和评价。以虚拟技术为代表的电影技术进步表面上势如破竹，代表了技术的阔斧式前进，实际上存在着很多误区。当下我们国家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解决中国电影的技术与艺术的矛盾问题，也需要在电影界强调工匠精神，即弘扬老一代电影人那种对待电影艺术的匠心式的创作精神，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技术的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的导演相较美日等国家的导演而言普遍产量偏低，是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一向不太追求高产有关。今天看来，这种所谓低产的状况，恰恰可能是中国的电影人应该继续坚守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