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者：鸿鸿
    ◎提问者：刘雅麒
    ◎时间：2017年5月16日
    受访者简介：
    鸿鸿，本名阎鸿亚，1964年生于台南，诗人，剧场及电影编导。2004-2008年担任台北诗歌节策展人，2009年创立“黑眼睛跨剧团”，担任艺术总监。曾出版诗集《土制炸弹》、《仁爱路犁田》、《暴民之歌》等七种，曾与杨德昌等人合著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本，获得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这部华语经典电影在今年5月于第五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经典修复版”单元展映。
    1写诗、做出版、拍电影、导戏剧、策展诗歌节……哪一领域的成功会让你更有满足感？不同领域之间是否会互相影响？
    每种创作都给我不同的满足──是的，出版、策展，我也都视为一种创作。创作，无非就是将现实加以分析、重组、转化、赋予不同的意义，不论是以文字、以影像、以身体，或是以集体行动，目的都是投石入水，激荡观者对世界的全新想象。而若要改造社会，个人埋头创作的成效有限，恐缓不济急，于是需要促成集体行动。或许是戏剧与电影这类大量与他人合作的创作形态影响了我的行动，而不见得那么影响我的写作──毕竟每种体裁都有它独特的路径，所以才值得取其道而行。
    2诗人痖弦说你的诗“冷峭、敏感、故作正经、假装没事人、好心眼的使坏，以及一点点的狡猾。”你怎么看他的评价和自己诗歌的创作风格？
    那些评语来自痖弦为我第一本诗集写的序《诗是一种生活方式》。郑愁予有一次说：“痖弦的序实在写得不错，有移情作用。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羡慕你们这一代的诗人，没有饥饿、死亡的恐惧，所以诗的表现是这么自由自在。”
    然而这些评语之于我近十年的诗恐怕已不适用。或许年事渐长，我清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处处有烽火、有不义、有阶级倾轧、有晚期资本主义的率兽食人。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借口回避。一如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所云：“人长大到某一年纪之后，再没有权利如此天真、肤浅、无知、健忘。”从2006年的诗集《土制炸弹》开始，我在诗中大量思辨社会、政治议题，以期不辜负解严后台湾的言论自由。
    3创作遇到瓶颈时通常如何面对？
    如果表达遇上困难，表示思想和功课还没做足，那就再回去做就是了，或者换种形式表达，也许就成了。不成也不要紧，毕竟世界不缺你哪一篇创作。有太多事物需要学习，实在没有理由耽溺在自己的困境里。
    4你担任过多届台北诗歌节的策展人，哪几届诗歌节达成了你预期的理想效果？
    对我来说，诗歌节是桥梁。创作可以闭门造车，但诗歌节的任务就是把门打开，让更多读者能感受到美与力量，也让诗人能从交流中获取新的灵感与能量。所以诗歌节就不该只循旧规，而必须行动本身就具有诗意与创意。
    有一次我们在牯岭街书香市集中搭了一间小屋，命名为“诗的告解室”，让读者隔着小窗和诗人密谈，最后带一首诗回家。次年扩大为“爱丽诗的午茶约会”，在一片草地上放了十几块野餐垫，让读者可以和每块垫子上不同的诗人交流。有的诗人把自己的诗行拆开让读者重组，有的和读者分享喜爱的书。后来这活动又发展成“波特莱尔计划”──源自芥川龙之介的名言：“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莱尔。”我们请读者带一个含意特殊的物件，隔墙交给诗人，两人不交一语，诗人就该物件与读者伸过来的手，在读者手臂上写一行诗作为回馈。这些活动都希望在交流活动中保留诗神秘的特质。也有些活动是比较公众的，比如我会邀请经常参与社会运动的歌手们现身中山堂的大舞台，一面唱歌一面投影近年公民行动的影像，有如把抗议的街头搬到殿堂，让对诗与歌感兴趣的民众，接触到更鲜明的政治及社会议题。
    近年我也会借诗歌节的机会办理“多元成诗”的征选，只要脱离纯文本表达的影像诗、漫画诗、图像诗、声音诗、行动诗……都可以来报名。这些也可以说是吸引喜爱艺术或搞怪的年轻创作者来诠释诗作的诱饵。
    5诗歌、电影、戏剧，哪一种是让你感到最自由的表达方式？
    诗可以用个人语调非常直接且及时地表达意见与感受。电影则是以现实论述现实的短兵相接。对我而言，剧场最为自由，它没有电影的商业包袱，也没有诗的孤芳自赏，可以集众人之力展开一趟冒险旅程。我认为剧场的现场特质，显然不能说是一部“作品”，而是行动与事件。
    6你对“跨文化剧场”有什么看法？你比较欣赏的跨文化戏剧创作？
    跨文化、跨领域的思维，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方向，意味着跨出本位主义，理解他者、并与他者合作、对话，展现同与不同之处。这是在全球化现象中，理解与尊重每一个体价值的良好意愿。
    法国阳光剧团以阿拉伯风格诠释莫里哀的《伪君子》，把原剧的宗教批判落实于当今伊斯兰保守社会；1997年萨尔兹堡艺术节邀请巴勒斯坦导演法杭索瓦·阿布·撒冷诠释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以巴勒斯坦常民生活哲学及艺术反向诠释了原剧的东方偏见，至为感人。这些都是我很欣赏的跨文化剧场。
    7在大学学戏剧时，导师赖声川对你有什么影响？
    八零年代之初，我是赖老师从柏克莱返台教授的第一班学生。他在我们身上实验集体即兴创作的可能，我们从他身上学习更活泼的取材与结构方式。但同时他又是精湛的西方戏剧学者，教我们体会莎士比亚、斯特林堡、契诃夫与贝克特的奥义与乐趣。那真是充满启发性的美好年代。
    8早年和杨德昌导演的合作，让你收获了什么？对你日后的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杨导教会我如何严肃看待创作的每一细节，以及创作和社会是如何地密不可分，这一课我至今仍在参详当中。但与杨导断断续续合作的那八年间（1986─1994），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他个性和待人处事的巨大差异。他对我的影响与其说是风格上的，不如说是创作态度上的。一如他受荷索启发而投入电影，但两人的风格可说是南辕北辙。
    9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完整版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什么时候？有怎样的观影感受？多年后再看这部电影，又有怎样的观感？
    《牯岭街》拍摄后期我就去法国游荡了一年，其间这部片得了金马奖。等我回台湾在戏院看到这部片时，却十分震惊。剧本讨论与写作时，我预想这是一部阳光刺眼、许多特写镜头的少年电影。或许我的想象多少受到《恐怖分子》的影响。不料杨导拍来却是暗影幢幢，人物经常被环境吞噬。这个震撼教育让我明白：电影是影像决定意义的艺术。而杨导从不重复成功法则的自我要求，更令我敬佩不已。
    二十年后我在大银幕上重看这部电影，仿佛以沧桑之眼重省自己的童年，感到非常陌生、却更为清澈。
    10欣赏的电影导演？
    我最佩服的导演是塔可夫斯基，最喜欢的则是楚浮（特吕弗）。前者对艺术苦行般的苛求与绝对真诚的心象体现，是我心目中所有艺术的最高境界。但后者对人性的理解与宽容、对艺术的自由与机趣，却与我的性格和人生观更为贴近。
    近年我越来越喜爱达顿（达内）兄弟和肯洛区，他们以质朴的形式关注边缘人物的内在真实，让我无比动容，并一再提醒了我，现实是艺术最好的老师。
    11成为父亲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对儿子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成为父亲是意外，但却是我人生中最可喜的意外，让我体会到，真有一种无私无我的爱，可能存在。和现在一岁半的孩子眼神直接交流，看他对事物的热切反应，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现在他爱上骑机车，每天必定要戴着小安全帽让我背在胸前骑车兜风。他也爱听我放黑胶唱片，一曲终了他会立刻发现，站直身子指向唱盘，要我换面。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他能够自由追求自己所爱好的事物，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12父母对你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做的是成衣业。他喜爱读演义小说，而我的启蒙也是西游、三国、水浒、封神。我的母亲性格稳定平和，让我心目中的家就是一个能够自由阅读、玩耍与休息的地方，不假外求。如果我今天还能够任性发展自我，没受到任何压抑，都要感恩我父母的宽容。
    13对你影响深远的/难忘的童年经历？
    由于父亲经商失败，幼时我们屡屡搬家，无法和邻居小孩建立稳定情谊，让我习惯躲入书中世界，开始和想象力游戏。这也让我理解为何喜爱创作的人多数都是孤独的人，甚至往往是生活的失败者。
    14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什么影响最大？
    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十几岁时读到赫塞、纪德与陶渊明，他们对于个体自由的坚决追求，对生命神秘的热情拥抱，都让我心向往之。他们的出现，拯救了我的彷徨少年时，让我知道人与人的认同与交流，是没有国族或时空限制的。
    15你偏爱阅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你重读次数最多的作家作品？
    我没法读电子书。我会在网络搜索信息，但书一定要是纸本才读得下去。重读得最多的可能还是赫塞的小说，木心的散文，辛波丝卡、阿米亥以及杜甫、白居易、龚自珍的诗。
    16欣赏的同行？
    隐匿以浅显的文字捕捉生活中深刻的诗意；阿米直见性命的书写和余秀华有异曲同工的震撼；蔡仁伟一针见血的现实讽喻无比犀利。这几位都是我心有戚戚且敬佩喜爱的新生代诗人。
    17你如何看待主流与边缘、大众与小众的关系？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吗？
    我从前不认同“诗人是永远的反对者”这种说法，觉得那是一种变相的失败主义。应该相信我们拥护的价值经由大家的努力，总有一天可以成为主流。然而现在，我发现自己的确永远在批评。或许不论哪种社会，资本主义永远是霸权，而少数永远被牺牲。在这种状况没有改善之前，我只能认同那些边缘人，并乐于站在同一边。
    18现在每天通常的生活/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刚辞去台北艺术大学电影系的专任教职，可以有更多时间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这几个月忙着担任几个电影节和艺术奖项的评审，看到台湾各领域艺术家的勃发创意，十分快慰，也刺激自己对未来的创作有了更多想法。
    每天的生活被孩子所决定：早上七点多起床，给孩子喂完早餐，把他送到保姆家之后，便是自己写作、或出门开会的时间。晚上基本上也要留给孩子。
    19未来三至五年的工作/生活/学习规划？
    没有，我的人生规划最多只到明年，从来不知道一年后我会在哪里，会从事什么创作。这种“前途茫茫”的感觉，我此生一直乐在其中。
    至于学习，倒是有新计划。因为此生最大遗憾便是不会演奏乐器，我已报名学习萨克斯风，希望有一天能够吹奏给孩子听。
    20如果可以规划自己的一生，你最想生活在哪个年代？做什么职业？活到多少岁？
    我很满意自己身处的时代与社会，不想变成别人。有幸见证台湾的解严、开放，并有机会参与让这个社会更为公义与平等的行动，我深感幸运。我想活到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都能够享有这份自由的一天。
    21最近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
    仍然是因开发计划导致历史建物的迫迁。我不想让孩子在一个只有屋顶花园的自然中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