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生于古城黄州,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博物馆荣誉馆员。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芳草》文学杂志主编。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大树还小》等。出版有《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四十余种，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长篇小说《蟠虺》获《人民文学》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仁是比宗教更具意义的文化
    桫 椤：跟您多次见面，这样一本正经地访谈还是第一次，首先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尽管是《江南》的约稿，但我想我们可以借《江南》的“地盘”，开篇先谈谈您主持的《芳草》杂志。您是《芳草》的当家人，除了自己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稿件，您还要面对各种文学以外的事情，想请您谈谈办刊的感受。
    刘醒龙：办刊物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离开工厂以后，就在县文化馆办一份全县仅有的油印刊物。曾给孩子谈过这事，孩子不明白什么叫油印刊物，更不知道什么叫刻钢板。本质上油印刊物与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差不多，但那时候，谁想在这本油印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是相当难的。在文化馆几年，我将油印刊物努力改成了铅印小报。之后调到上一级的黄冈地区群艺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将停刊几年的《赤壁》恢复起来，而且从早先的一年一本，变成实实在在的季刊。再往后当了十几年专业作家，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惯了，突然要领头主编《芳草》，别人都替我担心，自己却心中有数。那一阵自己刚写完《圣天门口》，正处在调整期，我对那些要我出任主编的官员说，你们这是看我四处闲逛不顺眼，不知道前几年我写得多么辛苦。反过来我建议让能写畅销书的作家当主编，办的杂志或许也能卖得好。在那个片面强调走市场的时间段，这一点对于杂志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反复找我面谈，前五次我咬紧牙关不漏一点口风，第六次时，与我面谈的那位说，别的不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关系，算我求你帮个忙行不行？再不答应我们没法向市委交代。说话的那位极爱喂养鸽子，“非典”防治最紧张时，到处捕杀家禽野鸟，相关人员几次找上门来，他硬是顶着，别说杀光那一大群鸽子，连一片鸽子毛也不让人拔。我们去他家玩时，他却亲手宰了几只鸽子煨汤给我们喝。有着这样的友谊，我无法不松口。上午答应的事，中午他们就找我谈方案，不给我一丁点反悔的机会。既然答应了，那就得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风格与准则，我的底线就是一句话：无论是主管还是非主管官员，不要与我谈杂志发行量。
    桫 椤：从恢复《赤壁》到主持《芳草》，您觉得您个人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对办刊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刊物在哪些方面体现着您的“个人风格”？我看到《芳草》发稿对中西部作家有些偏爱，这也算是杂志独有的办刊“风格”之一了，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刘醒龙：在如铁凝主席自己所言主动投稿之前，《芳草》刊发的短篇小说《放生羊》（次仁罗布）、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李骏虎），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双双获奖。说起来，这也是《芳草》的传统，从当年发表的《女大学生宿舍》（喻杉）至今，一直坚持发掘青年文学才俊。
    前些时《文艺报》在近五年来中国文学工作巡礼系列报道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谈及《芳草》。时至今日，那种由编辑一字一句替作者改稿的情形已成为一段历史的笑谈，由作家、诗人或评论家出任文学杂志主编已成为期刊界主流。关于文学杂志一直以来都说主编即风格，真正能兑现这话的情形并不多，这中间原因很多，最关键的还是主编个人的担当能力，发现症结，明白方向，很多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最大的问题是怕不怕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我在《芳草》能做到的别人不一定能做到，毕竟我不是职业主编，大不了可以不干，对那些以主编为职业的人来说，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干，没有后顾之忧，大不了甩手不干继续当一个纯粹作家。作家任主编，会使杂志本身获得社会上的一份额外尊重。如果要说个人风格，这一点是最突出的。将活跃在第一线的作家的思索与实践，第一时间、零距离地变成主编的思索与实践，同样在第一时间，同样用零距离，成为杂志的思索与实践。至于说《芳草》关注中西部作家，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纯正的中国文学血统，用敬语叙事，用贤良品人，极少受嬉皮，颓废，小市民影响，我看重这些，所以《芳草》刊发他们的作品多一些。所谓主编即风格，大约就是说主编的某种艺术偏爱。
    比如，像叶舟这类才子型的作家，跨界写出非常精彩的歌剧剧本，我读过后，觉得不发表太可惜，于是专门为他辟了一个“新才子书”栏目。之后，甫跃辉寄来一个话剧剧本，也放在这个栏目里，效果非常好。还有像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雨风中》，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几乎是用整期版面隆重推出。一般的杂志很难这么做，我们却做了。如果说这是一种风格，也就是说，真正的风格是不遗余力地推出好作品。
    作家当主编某些时候会自动获得一点“任性”的特权，这是专职主编很难做到的。也是这些原因，在文学期刊界中，偶尔有某位主编逮着机会酸我一下。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人生很短暂，顾不上去讨厌别人。我不会像其想的那样，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正如我写小说，别人说别人的，我写我的。有句话说，我不为别人活，只为自己活。办文学杂志，关键是为文学而活。
    说到影响，当主编办杂志受影响最大的是自己的创作。十年间我只写了《天行者》《蟠虺》两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办杂志，像贾平凹那样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稍使点劲也能做得到。至少那几部写了七八万字的长篇半成品是可以写完的。
    桫 椤：您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也读到了，刊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文艺报》上，即《不断壮大高品质文学阵地——作协五年工作巡礼系列报道之八》。文中总结了五年来作协系统文学期刊的办刊成绩，表示坚守高品质文学阵地，不断推出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是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所属报刊社始终坚持的文学理想。在总结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及地方名刊代表《收获》的办刊情况之后，文章说：“《芳草》在刊发内地优秀作品的同时，将触角伸向中西部地区，推出了阿来的《空山》、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高质量作品。”在这样一篇对全国文学期刊进行总括性的文章中，中国作协能对《芳草》取得之成绩进行此般翔实的介绍，是权威、主流视野对《芳草》多年来放眼全国、关注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的鼓励与肯定。《芳草》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纷纷布局互联网，推出官方网站、网上投稿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时候，《芳草》似乎在网上有些沉默，您对此是怎样考虑的？
    刘醒龙：这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没有外界猜想的那么复杂，更不是抵制互联网。我们申请过微信公众号，还交了三百元认证费，因为缺少一些必需的文件，人家不退钱也不给办事。这件事也印证了，人都有软肋，就算是超人，也有弱点和盲点。杂志的弱点与盲点，当主编的也应当清楚明白才行。《芳草》身处武汉，相对于《人民文学》得天独厚的权威性，《收获》出身名门的高贵气质，就不要想着要与人家媲美，老老实实地做些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比如选稿子，与其争抢当红作家的平常作品，不如去到一些小地方，发掘那些处在引而未发的作家的新作力作。
    标准是文学最奇妙的地方，文学杂志的标准同样是奇妙的。我欣赏并钦佩某些主编同行，无论外界如何评议，都坚称自己杂志是最好的，与文学真理只隔一抹口红。只是我不会这样想，我会天天提醒自己，提醒杂志社同事，一百年后，《芳草》也不可能超过《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自己说自己不错，是最好的，只应当看作是对执着坚守文学杂志的自我激励，绝对不能以为老子真的就是天下第一。
    去年八月，杂志社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省委督察室的，有省委书记的批示要传真过来。副主编哨兵接完电话后，打电话给我，他用诗人直觉判断，认为这是诈骗，建议不必理会。我同意了，过后一想，杂志这些年接到的诈骗电话不少，都是用宣传口某个官员的名义推销高价出版物，从未有这种口气的。于是又给哨兵打电话，让他换个电话回拨过去，看看对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没想到对方真是省委督察室的，然后真的发来传真件。省委书记在一个内部信息上圈批，对《芳草》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表示祝贺。在那份信息上，主要说熊召政写的话剧《司马迁》在京上演情况，杂志的事在倒数第二行，放在刊博会筹备情况里，只写了一句话，人家省委书记偏偏注意到了。这几天在开省政协会，放了一百本《芳草》在酒店大堂，这一期做的是湖北小说专辑，不到五分钟就抢光了，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聊起来都很关心本地区有无新进作家。可见文学杂志影响力还在，关键是实实在在去做，指望凭一张铁嘴到处去炒作，终归是不靠谱的。
    办杂志简单地说，有两种选择方向。一种选择是追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一种选择是发现并推出文学基本人口的基本作品。能在文学基本人口的基本作品中发现并推出伟大作家与伟大作品，对文学杂志来说，才是幸福与荣光。
    桫 椤：除了作家、杂志主编这些身份，您还是一位书法家，去年举办了自己的书法展。每次拿到《芳草》杂志，我也总会先读一遍扉页上您手写的卷首语，既要读内容，也要赏您的书法。您习书多少年了？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经历？
    刘醒龙：我家里有一把小木椅，上面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那是小学启蒙时，爷爷手把手教我写的。爷爷当年上过两年私塾，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但是就算给他换一只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写的字是书法。文革之前，也就是每到过年时，给自家门上写春联。文革时，传统春联不让写了，只能贴各种革命对联，我家年年用的都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小时候爷爷对我要求最多的就是写毛笔字，读《三字经》。到现在别的情景都忘了，就只记得有一次爷爷趁我不注意时，从背后伸手猛地抽走我手里的毛笔，弄得我满手都是墨汁，还要挨老人家的数落，说我握笔用力不够。古人练书法时，有在手心里握着一只鸡蛋的，爷爷舍不得鸡蛋，只往我握笔的手心里塞过乒乓球。我现在写字，别人看着都累，说是太用力了。就因为只要一握毛笔，就觉得爷爷在身后站着，准备偷袭我手里的毛笔。在心里，我并不爱写毛笔字，但不是真的不爱写字，而是不爱用砚台磨墨。磨墨时手上用力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好不容易磨出一砚台墨水来，几笔就写光了，又得重新砚磨。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熊熊烈火将这些烧光了。直到四十六年后的二○一二年元月十八日夜里，才重新拿起毛笔。当年是写毛笔字，如今是用毛笔写文章，哪怕只有两个字的“温醇”，只有三个字的俗语“小背叛”，只有四个字的小说题名“秋风醉了”，在我写来都是文章。世上只有写文章写出来的书法的先例，至今未见练书法练就一手好文章的个案。最近媒体纷纷做大国工匠新闻，写不出文章的就不算真的书法，而只能是写字匠。
    桫 椤：由您对书法的兴趣，我想到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像《蟠虺》里透射出来的君子之风这样的文化品格，以及像《圣天门口》这样的书写。《圣天门口》里面有那么多对立的矛盾势力，您从未用过“敌人”一词，而且也一直在反对“杀人”。看得出来，您特别欣赏儒家伦理里面的“仁”的精神，我听过您在河北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记得题目就叫《文学：仁者无敌》。您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您的影响？
    刘醒龙：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最基本的要素是传承，仁者无敌，仁至义尽，中国的文化传统靠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不知不觉地潜入到我们的血统里，这些东西是无法选择的，是宿命也是优势，是制约也是源起。仁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我们袓先对世界的莫大贡献。仁是比宗教更具意义的文化，仁可以是打通宗教与俗务的理想途径，宗教常常伴随着暴力与血腥，仁是真实可感，永远具备现实意义，永远不会过时的，也是世界文明中唯一不产生负面作用的。
    桫 椤：除了“仁”，您还强调家国情怀，您曾说过“仁可安国”。去年您到南沙，在琛航岛上就完成了散文《我有南海四千里》的写作，这篇文章借助网络流传甚广，我看您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也用这篇文章做书名。我感觉到您对民族和人民有一种自觉的职责，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醒龙：在家国情怀面前用不着“强调”二字，这本来就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南海那儿太不容易了，别人只去一次，就是去十次、二十次，也会有太多感慨，说小了会微不足道，说轻了会觉得浮浅，看上去是深思熟虑，实际上是脱口而出，这种时候，直截了当的表达才是最靠得住的。小时候听爷爷讲得最多的是忠良，后来总听父亲讲爱国爱党。我向来信赖质朴的东西，质朴的东西看得清楚明白，没有弯弯绕。天下最质朴的人莫过于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长辈亲人用对晚辈的理解和期望作为出发点，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现在我也成了爷爷，也就是时常说一些做爷爷的人必须说的大实话。世界是这样，特朗普说的话只有用美国利益去衡量才会是大实话，杜特尔特说的话只有用菲律宾的利益去衡量才是大实话。人一生也差不多，当孙子的只有说当孙子的话才是实话，当儿子的只说当儿子的话才是实话，所以，当爷爷的一定要说那些只有当爷爷的人才会说的实话。年轻时的血脉偾张有什么好后悔的？也不需要反思什么当年的血气方刚，那是年轻人必需的经历，不如此哪有年轻？到了一定年纪，纵然内心不老，看着同龄人的满脸沟壑，加上满头沧桑，就该实事求是对人生的后半部分进行确认。
    子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是借畜生的表现来进一步印证人活着要有气节，否则连畜生都不如。这话现在难得听到有人提起，是不是由此就能断定气节已成为当今的稀罕之物？若是社会真的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话题，那就是真的有问题了。年轻时可以靠锐气打天下，任性刁蛮也可以看成是活力四射。年老了，用气节这个老朋友日夜相伴，才活得与众不同。
    二、灵魂是个慢性子
    桫 椤：《圣天门口》里有一章特别让我感到震撼，您写农村各种各样的手艺，铁匠、榨油匠、篾匠、剜匠、木匠，还有养蚕等等，不仅写到每一种技艺的详细操作过程，而且连民俗里面有关的禁忌都写得很清楚。看您的履历，您的祖籍是团风县，但是出生在黄州城里，基本上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您怎样获得了这样精细的有关传统乡土文明的知识和经验？不全是采风得来的吧？
    刘醒龙：我出生在黄州城里，城市生活却是三十几岁时才开始的。在骨子里，我对乡村的熟悉超过许多自称为农民儿子的人。有太多乡村孩子读完高中就离开了乡村，我没有上大学，读完高中后还在乡村里待着。我在乡村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自己的田地，还没有自己的花草树木棉花小麦水稻等等，因为没有这样那样物质的东西，才会将非物质的文化牢牢地记在心里。
    桫 椤：看来您是跨越了形式上的限制而直接抵达了乡村生活的精神层面。您中学毕业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不太了解您的家庭，在您个人的精神成长中，家庭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刘醒龙：按现在的说法，小时候，我也是留守儿童。父亲虽然在当地贵为区长、区委书记和局长，却一年到头在村子里蹲点，基本上只有腊月三十吃年饭时才能见上一面。父亲的故事，父亲的传说，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母亲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与另一个女人一起共同负责一座商店，白天营业，晚上值守，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儿女。她的一群儿女，是跟着爷爷长大的。就个人性格和文学品格来说，小时候与爷爷一起生活的经历，肯定起着重要作用。包括我先天性过敏体质，就是爷爷隔代遗传的。爷爷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当年他从黄冈乡下到汉口替人家织布，上班路上，被几个看他不顺眼旳日本士兵毒打一顿后，倒在六渡桥街边一整天，直到天黑时，被下班的同乡发现，想办法送回黄冈家中。所有人都认为我爷爷必死无疑，爷爷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后，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我家没有任何家训，爷爷不爱多说话，父亲也一向惜字如金。爷爷留给我们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忍受痛苦的品格，爷爷八十八岁那年大行，弥留之际，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动了动手指。只有父亲懂得，问爷爷是不是想戴上寿帽。爷爷眼皮动了一下，父亲将寿帽戴在爷爷的头上，爷爷的眼角里流出一颗泪珠后，在家人的目送中平静地走了。是父亲低声吩咐我们跪在爷爷的床前磕头，我们还不敢相信爷爷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我是个急性子，这些年来，特别近两三年，遇到许多事，只要一想到爷爷，就觉得没什么不能承受的。就像囫囵吞下一坨没煮熟的牛筋肉那样，只要忍上三天，那些看上去不可忍受的东西，都可以消化。
    桫 椤：您的父亲曾在乡镇工作，像《威风凛凛》《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圣天门口》这些对新旧小镇生活或基层生活情态的描写，包括《天行者》以一个小山村做背景，是否曾受到过父亲的启发？
    刘醒龙：天下没有不受父亲影响的男孩，也没有不受母亲影响的女孩。父亲当年对我最大的期望是当一名优秀的工人。我在工厂的确干得不错，上班干活受表扬，下班做的事也受表扬，进厂才半年就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让父亲很是高兴。得知我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后，父亲没有像母亲那样公开表示反对，而是用不发一语的沉默作为表态。母亲的反对是从爱护层面，她心疼儿子太瘦，不忍见到我下班后，将业余时间完全用于写作，担心儿子的身体会被拖垮。直到我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时，父亲才用他的方式正式表态。父亲悄然读过那篇小说，在上面用笔标记出七十几处记号，并说出他的担心，如黑森林、黑太阳等，回去十几年肯定会被打成右派。父亲的结论是，还是当工人好，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我没有听父亲的，正是受到父亲性格的影响。几年后，父亲再次对我的作品表态，这一次，他是写信给我，谈《凤凰琴》，父亲在称呼我的乳名后，由衷地说了一句：不愧为老农民的后代！父亲难得说这种话，他说的老农民，在我的理解里应当是指乡村和农村，因为父亲算不上农民，爷爷将自己的织布手艺传授给父亲后，只读了一年半私塾的父亲，就开始了像当雇工的爷爷那样从乡下到汉口，为雇主家织布的生涯。父亲到汉口不久就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永清街一带活动，革命成了他的职业，织布变成一种合法的掩护。
    小说如何写也有命定因素。从小小年纪开始，就不得不听爷爷有意无意地讲自己在林家大垸著名的林家，当雇工织布的故事。老家离林家大垸只有十里远，爷爷在著名的林家待了八年，直到平型关大捷后，传闻日本鬼子要血洗林家大垸，林家人举家南迁，爷爷才终止这段雇工日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家人从北京捎信给爷爷，希望爷爷去北京做事。爷爷最终没有答应去，与爷爷同在林家当雇工的另一位去了，几年后以副营职干部从部队转业回来。爷爷常说，自己若去，肯定会是正营职的。因为爷爷有一肚子好故事，在林家当雇工时，一向最受欢迎。也是因为这些故事，爷爷懂得用最朴素的方式拒绝那些可能带来虚荣的东西。文革初起时，爷爷坚决拒绝红卫兵们邀请他宣讲副统帅的童年。文革后期，区革委会邀请爷爷控诉先前那位副统帅的剥削罪恶，爷爷同样坚决拒绝了。从小装在胸怀的这些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持续发酵，理直气壮地影响我的文学情怀。
    桫 椤：从爷爷到父亲，您的家族史令人肃然起敬，这也就不难解释您笔下的人物为什么总是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不免由此想到您本人，您作品里写到的一些苦难场景，您有过亲身经历吗？
    刘醒龙：历史不会重演，但会重复。文革后期，为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每逢重要节日，县里就会召开万人大会，公审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刚开始是有组织的，到后来只要一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县里开公审大会的消息，县城附近的人就会丟下手中的工具，顾不上擦干净沾满泥水的手脚，就往县城跑，一边跑一边喊，说自己到县城看枪毙人去了。当年的现场令人不可置信，看枪毙人的人简直要挤爆小小的县城，若是真的有人被枪毙，人们会兴奋好一阵子。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被判死刑的人罪名是抢劫杀人，为了抢对方手里的半斤猪肉而将对方劫杀。去县城公审大会现场的人，回来后有点不高兴，有人问起，也是三言两语地对付一下。真正的苦难不是一时片刻的疼痛，而是当初习以为常，多年之后想起来更加揪心。进工厂的那年，一位当车工的师姐上夜班时，戴手套的左手被高速旋转的车床活生生地拽断了。时至今日，令我想起来就会毛骨悚然的却是一件并未真发生的事故。进工厂当工人的第一天，师傅让我去砂轮那里，打磨一只毛坯件。做完后，关上砂轮机电源半天了还不见砂轮机停下来，我想着伸手去捏住那砂轮，但在右手即将触碰砂轮的前一秒，似乎有只无形的手拉了我一下。如果没有这一下，我的整个右手巴掌肯定会被秒杀。这件事让我做了许多次噩梦，前些时又梦见过类似情形，想必它已成为自己的某种神经元，某种成分结构特别的荷尔蒙。对文学来说，这才是影响深远的苦难。看枪毙人和砂轮秒杀未遂，一个思想之苦，一个神经之痛，这样的痛苦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
    桫 椤：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从中学毕业进入工厂工作，这应该是您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这个转折放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您有什么感触？
    刘醒龙：熟悉乡村，又当过工人，这是生活对一个作家的莫大恩泽。与赏赐不同，恩泽之下更有责任和承担，经历多了，获得多了，肩上扛着的东西就变得重了，那种“小团圆”的意念就有苍白之嫌。
    桫 椤：我想一个不了解您人生经历的读者，看完《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就知道您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您看您对阀门厂生产过程的熟悉程度，准确到用车床制作阀门的技术参数，这不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只能靠亲身的体验。您觉得工厂生活对您的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醒龙：十年工厂生活，每半年按完成生产定额，产品质量，安全无事故等实打实的标准评比一次，我拿到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这习惯用在写小说上，每个句子，每个人物，都像那些紧固在车床卡盘上的金属零件，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咬文嚼字》杂志曾“咬过”十二位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结果《天行者》的错别率最低。这与我当工人时情形相同，加工零件的废品率，虽然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劳动态度。写小说和主编杂志也有劳动态度问题，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亲自看稿选稿，更不相信我会天天到编辑部坐班，但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工厂生活对我的影响。
    桫 椤：从乡村到工厂，从深重的家族史到您的个人史，我深切感受到三代人生命里的坚守。您说没有家训，只不过是没有总结成条文说出来或者写在纸上，其实是有一种强大的、无形的训诫性的家风存在的。像我这样的“70后”对此是有认同感的，但是以后的年轻人却未必能够理解。看得出来，当您面对父亲评价您“不愧为老农民的后代！”时，您是有一种自豪感的。而在当下的时代，传统的影响力在削弱，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人显然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您怎样看待这种新旧的变化？
    刘醒龙：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并不表示可以对英雄的出处视而不见。有些事将长度拉开后再看，并不如经历时感觉的那样迅猛与剧烈。我们正在经历的，大多还是有规律可循，是向着理想的方向，是为着实现大多数人的梦想，只要肯付出，敢承担，善学习，就不会被时代彻底抛弃。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那些年间的变化，完全不是简简单单的新旧变化可以表述的，简直是天翻地覆、天崩地裂一样。还有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我们都没有经历的，也绝对不是历史教科书读来那么快捷。即便是“五·四”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地要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传统表面上像是割裂了，事实了上传统仍旧无所不在。传统是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生活智慧。人类如果放弃自身的传统，离毁灭也就剩下半步了。年轻人对传统处处不屑，长辈往往对这样的不屑报以轻轻一笑，千万不要以为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善良的长者都是由虎狼之辈慢慢变化而来的，懂得这里面存在着每个人都会重复一次的时间差。
    作家对这些变化，要有高度的敏感，同时也要有更高强度的独立个性与自由品质。一个总在随波逐流的人成不了真正的作家，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如果看不清楚这样一条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的本质，只泡在眼前的浮光掠影里，写点文字养家糊口是可以的，却不可能成为历史所能铭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别人信不信才不管，反正我相信，人的灵魂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也不会坐地铁高铁，更不会跟着潮流亦步亦趋。人的灵魂是这个世界上最慢的慢性子，只有人也慢下来，才有机会挽起灵魂之手，与灵魂一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