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再看《浴火黎明》，该剧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创作者敢于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着眼于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去挖掘和发现红岩题材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该戏表现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因叛徒出卖而身陷绝境，在黑暗与绝望中坚守和重建信仰，如杜鹃啼血般凄美和壮丽。《浴火黎明》围绕邵林、许志烨、范文华三个身份、背景、性格不尽相同的党员干部，刻画了一组感人的共产党人形象，令观众唏嘘动容。
    三个形象中，范文华的人物塑造具有开拓性，富有意味。成长中的他不经意地将曾经的革命领路人视为自己唯一的精神依托，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对市委书记的崇拜相混淆。当他确认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市委书记叛变组织出卖同志后，瞬间就“心灯骤灭”，走向动摇和崩溃。范文华的意志摇曳，为全剧戏剧矛盾展开和人物行为纠葛提供了依据，更为剧中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表现提供了基础。范文华的良知和情感尚存，革命者的基本价值观念还在。这种心里五味俱陈的复杂性，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成功地塑造这样的艺术形象，是有可能拨动更多人的内心，进而实现审美意义的升华的。当然，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艺术创作，而《浴火黎明》的创作者却勇敢地付诸实践。由此，我想起了已故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中间人物论”。他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通观全剧，《浴火黎明》虽然以范文华这个中间人物来结构戏剧动作，但丝毫没有降低艺术创作对灵魂制高点的把握。这种把握主要是通过许志烨、邵林的形象塑造来体现。《浴火黎明》的价值追求是鲜明的、深邃的，并且是崇高的，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和呼唤的。除了展现斗争的残酷和心理搏斗的激烈，更多时候，演出呈现给观众的是狱中难友之间的心灵抚慰和灵魂拯救，表现的是绝境中的生命对理想和信仰的呼唤与渴望。
    邵林是一个革命意志坚毅，同时充满温情与母性柔情，富有牺牲精神的共产党人形象。她在与敌人对峙较量中，敏锐地觉察到范文华意志动摇，便毅然决然地把所有的危难揽在自己身上，对拯救和唤醒范文华起到关键作用。温柔似水的邵林，实则坚如峭壁。在“推一把”与“拉一把”之间，她的抉择完成了对一个灵魂的挽救与复活。我格外欣赏的是，创作者充分借用邵林狱中产子的这一细节，多次将早产的婴孩——“监狱之花”进行意象化的艺术处理，让舞台萦绕着诗意与豪情。特别是第六场严刑之下的范文华几度昏厥，在奄奄一息中，一曲曼妙的摇篮曲“风儿清，月儿明”从远处飘来，亦真亦幻，沁入范文华心田，将他的生命和意志聚拢，体现了真正的信仰之美。
    许志烨则是另一个真实可信的党员形象。他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但却在党内生活中对领导的贪腐行为有失察之过，这成为他内心的怆痛。许志烨的反思与自省，尤具启示意义。
    《浴火黎明》的创作实践，冲撞了一些固化了的创作陈规，艺术地释放了红岩题材本身蕴藏的精神价值和能量；这一创作实践，饱蘸对革命先烈之理想信仰的颂扬激情，告诉人们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要对革命文化充满自信、对红色文化充满自信，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这一创作实践，用全面辩证、兼容整合的方式溶蚀了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这便是《浴火黎明》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浴火黎明》为年轻演员的成长提供了平台，不难看出，上海京剧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可贵的战略眼光。我们看到傅希如、杨杨、鲁肃、董洪松等一批青年演员对京剧表演艺术的追求和显著进步，也感受到了剧院在艺术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唯此才能在激荡中坚守耐力、保持定力、站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