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王运熙 徐中玉 2005年的七月中旬，那一年的夏天虽然不算太热，但我感到很焦灼。当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即将揭牌与“开张”的关键时刻。自从当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国学座谈会，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即将正式成立本硕连读的国学院，引爆了全国范围内的国学热。那时的国学，不像现时的普遍认同，而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的筹备人员，负责教学与培养方案的设计，任务异常繁重。恰逢多年未回国探亲的儿子从英国回来，于是一起回上海老家看望家人。正在这时，我的硕士导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蔡钟翔老师也到了上海，他在电话中说，让我到华东师大校内的专家楼找他，有事。于是我中午时分到了华东师大的专家楼。午餐时，蔡老师告诉我，他此次到上海，主要是想看望三位老先生，徐中玉、王运熙与王元化先生。三位先生按年龄来说，当属徐中玉先生最长了。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先去徐先生家。 第二天上午我们会合后，一起来到离学校不远的师大二村徐先生居住的老公房。华东师大的教师公寓，一共有一村与二村，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造的老公房，在上海高校中算是富有特点与较好的家属宿舍。在一所老公房中，我们见到了徐中玉老先生，多年不见，徐先生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根本看不出已经是90高寿的老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还是1983年在人民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冬天回上海探亲时，去华东师大看望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谈到对于徐中玉先生的仰慕时，陈先生马上给我写了张便笺，介绍我去邻近的一栋楼去拜望徐先生。两位老先生都是华东师大的学术大师，平时交往很多。记得那天在陈先生家晚饭后去徐中玉先生家讨教时，徐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和宋诗话的研究体会，可惜他的研究宋诗话的遑遑巨著在的“文革”中被抄走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其实，我最早了解徐先生是读了他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与徐先生交谈，感觉他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体会，完全不同于那种囿于狭隘的专业，偏于一隅之见而又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的一些学人的路数，而是贯穿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视野与襟怀，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家的共同特点，就像陈旭麓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的著论，是那些就事论事者不可忘其项背的。那天天气很冷，又下着小雨，徐先生笼着袖子，与我交谈时间并不多，于是我匆匆告辞了，但先生的学识与风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内蒙古和保定的中国古代文论年会上，也见到了时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的徐先生，但因他会务繁忙，未暇多讨教。这次随蔡师再次在先生的寓所中求教，已经是时隔20多年了，明显感觉先生仍然精神很好，身体健朗，但对于人生与学问的看法却与以前有所不同，视野与境界豁然开朗。那天徐先生与我们谈及学术与时下学会的事并不多，更多的是关心中国语文教育，以及人文教育的事情。徐先生在谈及往昔创建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与共同推进古代文论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6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年会的致辞中，徐先生一再言及他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坚持，这也是先生多年来从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信念。与这些世纪老人与学术宗师谈话，并不是具体的学问，而是那种饱经沧桑，赤子之心不泯的情怀，它们已化入一种人文境界，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因子，承先启后，生生不息。徐先生对于中国当代语文教育与人格培养的关注，与吾师蔡钟翔晚年一直关注语文教育与国民精神的涵养，体现出世纪文化的血脉走向。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去寻访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运熙先生（1926-2014，上海金山人）。从专业角度来说，王先生是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大家，对于我的影响更大，蔡老师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王先生教过他。所以蔡老师一直对王先生执弟子礼。那天下午我们从华东师大的专家楼打车前往天目中路王先生的家中，但是出租车到了天目中路时，司机也找不到确切的地段，原先的道路与建筑由于拆迁变更，变得面目全非，不好辨识。蔡老师几年前来过，但现在也有些迷路，经过反复打听与辨认，总算找到了王先生居住的那栋孤零零矗立着的9层老楼，人们想象不出那么著名的老教授居住在这栋老楼中。进入楼道后，找到王先生的家，发现居屋更是老旧，屋里陈放的家具也是简陋得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经不多见了，嗟叹良久，深感这位著名学者生活的简朴超出人们的想象。我最早见到王运熙先生还是那次在山东枣庄市召开的《文心雕龙》年会上，王先生当时患有眼病，蔡先生搀扶着他走下宾馆的台阶，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次会议由于王利器先生住在我们房间的隔壁，我和年轻的北大老师张健与王利器先生接触较多，而与王运熙先生交往不多，此次在王先生家中见面，感到有些生疏，但王先生和蔼可亲，毫无架子，他赠送一本他的学生给他出的八十华诞的纪念文集，并亲自题签。王先生书房中挂着高足曹旭的书法作品，上有“清风朗月”的字句内容，感觉王先生深契于六朝神韵，清风朗月，悠然度人。上大学三年级时，我研读了王先生的名作《六朝乐府与民歌》，先生深湛的文献功底与清晰的思维，再加上流畅的文字，在当时政治运动席卷学术领域的时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修订重版后，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深厚的学术蕴涵，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记得后来我从事六朝文学与美学研究时，往往以此为参照，自觉或不自觉受到其启发。 王先生那天坐在我们对面，目力不济，但精神不错，谈到他对于一些人与事情的看法，那样平实与淡定，也许见惯了人间与学界的世相，他的话悠然超旷，大音希声，凝成一种人格风范。真是平淡中自有丘壑。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与顾易生教授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于1996年竣工出齐。此书从内容到文字，都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有着内在的学理，文献资料扎实，论述却井井有条，阅后回味无穷，益人神思。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7年），全国图书奖一等奖（1997年），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标志性成果。我与王先生的学生杨明、曹旭、汪涌豪、邬国平诸君多有接触，从他们身上也都能感受到王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将学术与人格融为一体之风度。 最后拜访的是王元化先生。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祖籍江陵。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他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对于王元化先生的了解，还是读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1979年底的一天，当时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平房教室上课时，边上就是新华书店，那天书店来了一本新书《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出版社，1979年版），正好那时我们在上中国古代文论的必修课，我与许多同学都购买了这本书。我初次接触《文心雕龙》，是从读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开始，此书征引丰赡，又有一定的义理讲疏，后来又读到范文澜的老师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此书是黄季刚先生在北大讲《文心雕龙》课时的讲义，侧重义理的阐述。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文心雕龙》内容与西方哲学和美学相比对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引起广泛讨论。下篇研讨《文心雕龙》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彩。总而言之，此书开一代之风气，对于传统的龙学研究，另辟蹊径，功不可没。也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产生了极大的启迪。 我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是1983年的夏天，当时我在人民大学中文系读硕士，随蔡老师去青岛黄海饭店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那次盛会去的名人真不少，有周杨、张光年等人，还有王元化先生，当时是在饭店的电梯里见到先生，先生双目炯炯有神，思维敏捷。王先生在会议上发言，大致上是发表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当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潮流，推动了人文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而王元化先生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领导与组织了许多学术盛会，编写了许多启蒙丛书，发起了许多讨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思想文化等展开反思，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收获巨大。 然而，当时隔20多年后，当我在2005年的那个夏日再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时，却感到有些凄恻。那天上午10点左右，我和蔡老师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部大楼前，由王先生的学生胡晓明教授带着来到王先生的病房中，王先生正在输液，身体很虚弱，躺在床上不能坐起来。他的夫人张可也因病住在本楼治疗。王先生虽然病情较重，双目还是放射出睿智与锐利的光。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位看望他的朋友。王元化先生见到我们打了个招呼，接着与那位朋友谈话，话题是当前的文化现象，王先生批评时下的文化商业化，他谈到一些书籍与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读者与观众，过度炒作张爱玲作品，甚至爱屋及乌，为胡兰成翻案，王先生激动地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胡兰成作为汉奸文人的身份是无法否定的，不能因为张爱玲就为他说好话。王先生的楚人刚烈而爱憎分明的性格在谈话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进入21世纪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王元化先生的一位学生曾谈到王先生去世前的悲凉心境。王先生的一位国外友人在译介韦伯著作时，谈到人类前途由于丧失价值理性而视工具理性为其目的，导致整个世界“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想象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特权阶层通过发表私人意见的权力来获取资本，而大多数没有机会变成名人的大众则从各种明星和所谓的艺术家的炒作上取得认同。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鄙视的庸俗、无聊的文学、艺术、乃至人格，如今却当红于世。对此，他深有同感，悲从心来。我在王先生晚年的《清园近思录》中，屡屡读到先生对于当下商业文化与物质主义对世俗欲望的纵任，对于人文精神的消解的忧虑，告诫世人对此要警惕。2003年王元化先生应邀为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题词：“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繁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现在读来，真是振聋发聩。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王元化先生早年生活在清华园中，受到王国维的潜移默化。王先生去世前在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的感言中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逝人虽逝，然而其思想与人格精神，以及道德文章，已成为世纪遗响。《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回想2005年那个夏日见到的三位中国文化哲人，时时使我感受到《诗经》里的这两句诗。他们犹如夏天里最后的玫瑰，永远绽放在我们的精神家园中，也时常产生“梁柱其摧，哲人其萎”的悲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