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遵义会议》海报
    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有不少人物和事件被历史铭刻，为后人所谨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会议开始确立了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史为鉴，中国梦的长征正在路上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由刘星任编剧、总导演，胡明钢、于兰执导，佟瑞欣、张京生、姚中华、马晓伟、于紫菲等主演的电影《遵义会议》于10月10日起在全国公映。影片由苏区大撤退、湘江血战、遵义曙光、强渡大渡河、陕北会师五部分组成。“我从1997年开始创作，但囿于资金、人员等原因，影片一直未能开拍。”刘星表示，革命战争题材影片摄制条件艰苦，产量日益减少，几乎都是“十年磨一剑”。“用电影讲述一个荡气回肠却不乏温暖的故事，是为了坚定我们前行的勇气。”刘星表示，“红军长征结束了，但中国梦的长征正在路上。”
    要创作长征题材的剧本，一个必备条件是对长征有深刻认识，不能只是简单地将人们熟知的历史搬上银幕，“研究深入，创作才能深入。”刘星认为，遵义会议既是一个故事，又是一个历史的宏伟篇章，“当故事讲，会温暖人心；当历史讲，会激荡心灵、鼓舞斗志。”当故事与历史融为一体，投射到文艺创作中时，如何才能将故事与历史讲清楚？刘星表示，自己既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忠于历史，带着敬畏之心去拍摄，也讲究电影的艺术魅力，力求增强作品的观赏性，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影片。
    在创作过程中，刘星一贯秉承一个原则，就是在大格局、大场面、大气势、大历史的观照下，用鲜活的人物、生动的语言讲述温暖的故事，《遵义会议》也不例外。“主旋律电影不是搞教化，艺术创作最根本是要讲好故事。遵义会议大家并不陌生，但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应当是新鲜的。”刘星说。《遵义会议》从一个小人物开篇，前线负伤的一位红军战士到村子里养伤，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命运波澜曲折，但始终跟随着长征的队伍，在影片结束时，他英勇牺牲了。
    有观众对刘星说，没想到这样一个旧主题，竟看得异常新鲜而感动。“主旋律电影应该在艺术表现上下工夫，不照本宣科，才能让更多人接受。”刘星表示，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主旋律影片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似乎难以兼顾。“我一向认为，主旋律影片创作与市场并非天然对立。”刘星坦言，自己创作时会考虑市场，但从不会把市场看得过重，更不会向市场低头。“是金子总会闪光，是艺术品总会在某个角落里打动人心。当主旋律电影面对市场和效益时，能够兼顾当然更好，但最重要的是感动观众。”刘星表示。
    >>虚实结合，用电影语言彰显长征精神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电影《遵义会议》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办，李准、仲呈祥、丁振海、张思涛、向云驹、尹鸿、皇甫宜川、高小立等专家学者对影片给予了较高评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指出，《遵义会议》真实记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紧要关头的信仰追求和坚定意志，正面表现了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在人性之美和艺术感染力中诠释出长征精神。“影片不仅真实地表现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与遵义会议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李准表示，“创作者的选材非常精炼，准确地挑选出历史的关键点，将史实与虚构合理结合，通过精彩曲折的故事彰显出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更凸显了‘革命理想高于一切’的伟大长征精神。影片对于崇高美与信仰美的追求令人赞赏。”
    影片里强渡大渡河的场景中，17名勇士在渡河时有两名坠入河中，画面切到毛泽东之后再次回到大渡口，突然有两只雄鹰从河上掠过，这无疑是对红军战士的浪漫主义写照，渲染了他们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表示，《遵义会议》不是纪录片，不能像文献一样复制还原历史，而是要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示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发掘它的历史价值。“影片以崭新的视听语言去呈现战斗场面，有助于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那段历史。”向云驹认为，片中强渡大渡河的段落堪称视听奇观，“让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得到了更加震撼人心的电影化呈现。”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看来，《遵义会议》围绕遵义会议这一事件中心，将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政治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尤为可贵的是，影片并没有对李德、博古、张闻天等历史人物进行脸谱化、漫画式的表现，体现了创作者客观公正的历史观。”但尹鸿同时认为，与客观的政治性格刻画相比，片中人物的个人性格刻画显得较为单一，周恩来、贺子珍等人物的性格较为模糊，形象也不够鲜明。“人物的政治选择其实与他们的个人性格有着密切关联，要将人物的政治性格与个人性格更好地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创作出堪称精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尹鸿建议道。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