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2011年第5期《收获》发了你的《不食》，我特别喜欢这篇，觉得它以浓郁的恐慌感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现实的诸多尖锐问题：官场堕落、爱情无能、食品安全、人心虚空，等等。荒诞中传达了这样的主题：被物化的现代人试图回到自然人的历程，不仅痛苦，而且绝望。与现实对抗的未来结局，似乎就只有以身饲虎…… 鲁敏：谢谢你的喜欢，也谢谢《收获》！我经常会有一些带点冒险性、一言难尽的作品在这里刊出。《不食》即是这样。出来后得到两极的评价。它收入几个年选，有一位北京导演，老想做成电影，同时又觉得肯定没有票房，会死得很惨。我也曾一本正经报它去参加一个评奖，然后得到评委们压倒性的差评。有朋友也直率地表示：你以前那样写多好，干嘛这样写了？ 我清楚地知道《不食》的毛病，它有点急于举手发声，表明态度。当然，我也会骄傲地承认它闪亮的部分，它不肯苟且的弃绝。我最近看到刘涛写于2013年的评论，他说，我有一批小说，有写“高人”的倾向。看到这句，我有点迟到的惊讶。我有时写小说，情绪化很重，几乎带着怒气与不平气。这不好。我好像总在寻觅一种高蹈与理想意义上的外弱内强的人物，他受一切的苦厄与沉重，他退步，他倒走，他去试验，哪怕是试错，是自绝。《不食》有这个意图。我是一个偏向灰色调的写作者。对娱乐、享受、明媚、进步，对软和的好的东西，总有点恐慌的避走。这不算很健康，会体现在写作中。记得当时，还想写系列，类似《不衣》《不字》这样吧，大有反社会反文明之心。后来也不知为何没有写下去，可能是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我诸多困惑的那样一个人物。但我似乎仍然在找，不见得为了写，是为了寄托，幼稚地以头撞墙般地寻找。 《不食》是六年前的作品了。当时让我绝望的外部世界，没有发生好的变化，或者更糟，更普遍和深入。但我已不会再写《不食》这样带点寓言意味的东西了。我的愤怒，到了中年，像人一样，有点寡言和木讷，常有举笔如鼎的愚笨感。我现时是觉得，文学趣味是比较脆弱也是比较纯粹的东西，指陈恶疾的肆意诉说，会对文学性有种“力量正确”的伤害。 举两个例子。比如李商隐的诗，他一生诗作丰沛，有长篇叙事诗具体投射当朝衰荣，也有抽离一些的，以空愁浓情个人哀怨为客体的写意诗，影响广泛得到激爱的大都是后者。再比如韩国电影，有些紧密结合时局、大胆反思社会问题，好看，评分高，有力度。但你会发现，它的“当下意义”与“政治态度”往往要高过其在艺术审美上的贡献。这里面，是有艺术观和立场取舍的。艺术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谁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正面渲染是一种服务，反面批判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先行的服务；审美趣味是手段与方式，还是审美趣味本身……也不是说有多么绝对的分野，或者还是写作者的能力与认识问题吧。不讨论了。我就像笑话里所说的，读书太少，却想得太多。 鲁敏近照 走走：2015年，我有幸编发了你的《拥抱》，记得最初的名字也很不错，叫《亮晶晶》，把中年女人的心态写得真是一波三折悲从中来。当时你我通信中有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虽然算是写完了，根本还没好好改呢，我要的劲儿还没到位……因为对残障少年的性主题我太爱了，想再改改玩玩……昨晚到现在，新改一遍。再不发去，我又要改。有改稿强迫。”你很喜欢改小说？你要的劲儿具体来说是什么？我感觉是一种夸张，你追求一种异质的极致，一种生机勃勃…… 鲁敏：近几年确实总在改小说，说好听点叫雕花琢玉，说老实点儿大概也是一种职业上的“努力工作”的心态，我很笨蛋地认为，好好用功啊，多改改啊，会越改越好的。我有次跟叶兆言老师讨论过，叶老师的修改也是穷尽其极。我们还交换过彼此的“无聊”修改大法。比方说，同一大段里，绝不能忍受出现同样的形容词。把“地的得”弄弄清爽。把形容词尽可能改成动作。改对话，去掉其中的书面语。掂量语气辞的激烈程度，改掉问号和感叹感……这很可怕。有时自己也觉得要疯，要大声地喝问和嘲弄自己：WHO CARE? 我以前是很爽利的。记得2007年左右，写得快而猛，一年发七个中篇，外加五个短篇。次年次次年，也是保持七八篇左右的速度。那时朋友们还劝我慢下来。现在好了，不要任何人劝，想快都快不起来。 不开心的是：好坏跟速度没有正向的逻辑关系。有时候，就算改一百遍，烂苹果还是烂苹果，口感依然很差。反之，一枚脆嘣嘣的小脆枣，随手打下来的，随便擦一下就扔到嘴里，好吃极了。 我现在的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于不满意，想要给成色欠佳的苹果抛光、上腊，用技术去挽救。还有一种，是特别倚重，不舍得轻易放手，因为一旦改完，这小说就结束了，手上就没有东西盘了，我接下来就空虚了。《拥抱》属于是一种情况，我蛮喜爱这篇小说的：其最根本的点，是对“性意识”的无条件尊重。 这个故事有原型。确实有这么一位孤独症少年，以其无辜的生物性，向这个文明的、衣冠楚楚的社会，传达出他顽强的不自知的性需求。人们试图程序化地、更体面的处理这件事，在那些想当然的对羞耻的反复遮掩与苦情戏，愈加显现出这个少年的真切与蓬勃。真实的生活也许很难做到。但在小说里，我让这位中年女人全力以赴去跟他一起达成最初步的对两性关系的开启与慰藉。最重要的，她这样做不是出于人情味儿或现代化教养。那就等而下之了。这个过程中，我让她也唤起了关于身体和青春的自然寄托，她是以同样期待的状态去共赴约会。小说末尾，由于少年对自己的力量控制不好，导致对这位女士的碾压性拥抱——这个写得比较隐蔽，我光是改这个结尾，就犹豫了好几天。我可以把这个辗压改得很明显，变成反讽的大悲剧。最后还是算了，这并不是这篇小说最重要的所在。当然读者会觉得不太明确，有人发留言问我，是把女的给压死了吗？我说，你看呢，你觉得呢。 至于说到“劲儿”，你说的大致不差。就是不管不顾，对礼仪、对惯性、对理性、对文明等外套与包袱的脱掉甩掉。我不是要哗众地、反着劲儿地甩。只是想陈述一个事实：人们有甩包袱的权利和渴望。我们常常所接触到装置艺术，后现代绘画，黑色摇滚，等等，都是对这个主张上的反复呈现与叫嚣。我们的小说，端方、深刻、重大，久矣，繁矣。我想来点不这样的，然后殊途同归，归于人性，归于尘土。 走走：我看过一篇你和何平的访谈，里面你谈道，“正如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所说，对视线不好的人，我必须放大图案，对听力不足的人，我必须粗声叫嚷”。我们总是说，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你用粗砺的质感，纯粹的偏锋，试图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你是否觉得本质上，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想象世界的人，都和小说中那个自闭症孩子一样，都是孤独的？ 走走近照 鲁敏：是，挺赞同奥康纳的这句话的，常用来自勉。我有一些小说，由于主人公的过分乖张，会被质疑：这不现实吧，这不符合常情，这有点儿缺乏逻辑。这当然需要反省和检讨：一定是我设计的参数与外界打开的方式，两者还不在一条线上，我在荒诞的空中轨道飘移，没有贴着地面奔跑，没有结结实实踩出每一步脚印。但有时也有会默然地辩论。什么时候，逻辑与常情，就成了小说的卡尺与准星了？夸张变形与现实主义，向来不是死敌，而是互相勾结的同谋，越是荒谬，越是心酸，越是变形，越是苦痛啊。我这几年的写作，总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尝试，喜忧参半，有得有失。总的来说，我没有愧对无数个黑白时日。 你问到世界，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这话题有点大。我生就一对小眼睛，所见狭窄，但这细小的观照中，我所见到的，是巨大的独裁式的孤独，人人如此。大家都在向各个方向支愣着隔膜着，千头万绪，穷力扑闪。但有一点，短暂寄居尘世的人们是比较一致的：功利化的妥协。仅此一样利器，世界就卓有成效、理性十足地转动着。花朵妥协成蔬菜。审美妥协成公式。少年妥协成老人。等等。 我也常妥协臣服于功利，我把自己定义成一把俗骨头。大约正是因为这样，写作成了我异质的不合作的唯一出口，我不全是为着叫醒装睡的人们，更是为了让自己不要睡得太死。 走走：你对于人的欲望，把握非常准确，就像我看到你的新长篇《奔月》，仍然没有为迎合而建构的宏大历史叙事，但无论是渴望隐姓埋名从此改换人生的妻子，渴望了解自己床伴逐渐对寻找本身产生感情的情人，还是先与妻子情感难舍最终却在两年内接受他人的丈夫，你的笔触关注的全是社会平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只是这个与城市相关的平民世界，被环境被世俗被物质被欲望挤压得有那么一点变形，而你关注的正是他们变形的、肿胀的、浑浊的，甚至自己都不太清楚的那一部分。但这些部分不脏，不狡诈不卑劣，不贪婪不算计……真实得出奇不意却如影随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斑驳。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疲惫的时候，也会想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消失，哪管真实世界洪水滔天。你最初是哪里生发来的，关于这个“消失”的设定？ 鲁敏：还记得四年前的夏天，当时脑子里有两个不同素材，都想写长篇。我的选择症发作，为了先写哪个，老是在院子里散步，想来想去。当然最后还是听从了“冲动”这个魔鬼，我对“消失”这个题材，迷症得不是一天两天，平时没事儿就留意和收集这方面的料：有驴友经过精心谋划假装失事就再没回家的。有个专门教人如何“像真的一样失踪”从日文翻过来的技术长贴。还有各种所谓的寻人网站。还有外国网友的“失踪”体验报告等。当然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厌恶、不满或逃避。更主要是对“生之偶然性”的一种挑战和实践。为什么，一个人是在这样的时空里以这样的角色与周遭这样的一群同类共同呼吸过活。转一下魔方，调一个方向，换一个频率，把自己像石子一样扔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角落里去！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主角，因为这看上去多么自私和神经质啊，全然不讲道理，这过得好好的，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啊，就是因为没什么事儿啊，而且，别以为这里有很多的悬念有最终的揭晓，没有，在煞有其事通往各个方向的假设、寻找、推理、误解之后，我要再一次的告诉你，没什么事儿，换个地方也一样没什么事儿！这就是飘萍般的、万向轮般的、可随意尽欢的人生内核。是的，这就写了《奔月》…… 走走：不过直到最近，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看了你的一些散文，那篇《以父之名》，我才真正理解你作品中对逃离、缺席、不在场的家庭基因的描述。我觉得在这部长篇里，你和那个不肯原谅父亲，目睹他去世也没掉一滴眼泪的十六岁的自己有所和解，你也以一个写作者的旁观态度真正同情、理解了父亲，我觉得这是写作带来的很好的事，它也许是这部长篇对你而言，最大的意义？ 鲁敏：关于以各种不在场的方式写父亲，是我一个无意识的自选动作，并且成了每次对话的“必答题、必然梗”。有点不太想谈了。其实，我也做过努力不写。比如这个新长篇里，本来想把失踪的父亲，设计成失踪的母亲，从戏剧推动角度来说，也是同样成立的。但没办法，那样写的话，我好像就一点动力都没有。这是一种固执的移情，磁石一样，我白绕上几大圈，还是会归到那个点。有时候觉得这也挺好，总归有个惦念。时间、衰老、世故，随便什么轮番上场，都熨烫不平这个大褶子。 这部长篇对我的意义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对父性的再一次寻找、再次的寻而未得、再一次的两手空空没有抓落：这也是一个小收获。但如果讲这个长篇的意义，对我来说，更主要的还是对个体身份之可能性的追索，破坏性的重建与自救。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街巷中人、俗世动物，却总对这些抽象话题难以自拔。写这个长篇，最主要是对个体纠葛的纡解和释放，也是试图在人海中寻求与此主题有相近感受的呼应与回声，更大的想法，是企图在文学长河中建树这么一个凡俗奔逸者的形象。 走走：最近刚看完你2017年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我发现你的短篇写作很有系列性，就像之前乡土写作的“东坝”系列，城市日常生活“暗疾系列”的《九种忧伤》，这次的主题“荷尔蒙”是怎么找到的？ 鲁敏：没有特意寻找，这期间同时也写了其它主题的短篇。包括收入这本集子，也有不那么荷尔蒙的。定位为《荷尔蒙夜谈》主要是结集出版时一个最大公约数或合并同类项的归纳梳理，但有趣的是，这么一顺，发现也的确恰有其实，成其为一个主题系列了。 我这三四年的主要注意力好像是比较集中在反复攀爬同一个高地。其实，荷尔蒙，不仅指色、性、欲，它是一个很宽广也很温柔的概念，对具体个体的困境有着无限的垂怜之意，像和气到带点怂恿意味的法律条文，支持和鼓励着你，在艰难时凭此做出不负责任的、仅仅是身体直觉的决定。让下流成为正当，欲望成为正义，坠落成为超脱，男女大防成为细细的一扯就断的红线。这多好啊。 我还在写呢。我二十年前并没有过像样的青春期，大概人到中年才在小说里长出这一批刺目但也值得欢喜的红肿痘痘吧——在这本新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向身体的六十万亿细胞，表示迟到的尊重”，这是我为荷尔蒙所作的一个背书。 走走：看《荷尔蒙夜谈》，我会想起刘小枫那本《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在那本书里有这样一些话。“根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去生活，就是道德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正当性在于自己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享乐的生存原则的正当性基于身体的自然感觉，身体是‘永恒不变之体’，感觉是它的渴念和掳取。就个人的身体感觉来说，没有人民的公意道德插手的余地，身体的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丹东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与妓女玛丽昂是完全一致的：不认为人的生活方式有善恶之分，每个人在天性——自然本性上都是享乐者。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寻求享乐的方式——有粗俗、有文雅，这是‘人与人之间所能找到的唯一区别’。无论以粗俗还是文雅的方式享乐，感觉都一样，‘都是为了能使自己心安理得’。” 书中还引用了毕希纳给自己身后的思想家们写下的谶语：“您看，这是一个美丽、牢固、灰色的天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趣，先把一根木橛子揳到天上去，然后在那上面上吊，仅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是与不是之间打架。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 至少在这一本短篇集中，你其实是通过肉身承载了你对人性不易察觉的幽暗深处的探究，而且站在了肉身的自然属性、本能欲望这边。“不谈情感、不谈思想、不谈灵魂，都太抽象，谁知道有没有呢。谈身体吧，趁着还热乎乎的。”（《坠落美学》第一句话）事实上，你的短篇和你的长篇气质相当不同。短篇野蛮生长，注重的关键词是感性和肉体；长篇精神智性，注重的关键词是理性和命运。 鲁敏：谢谢，你的发现和提炼很好。好多年前读过刘小枫。前一阵在微信上看到他出席一个活动的照片，我扒出来，放大了反复看。他当时那本书影响很大，我读的时候，是个小小中专毕业生，震憾可想而知，哪怕是半懂不懂的。 我对短篇和长篇的态度确实有亲昵与敬重的区别。写短篇就像捏泥人，有创造感和胡乱捣蛋感，不行就打破了重捏，说不定捏歪了更有趣更好看呢。长篇总像搭厂棚起架子，要做大型石雕了，恨不得更衣沐香断食三日。除了字数、工作量的原因，也有对影响力权重的考虑吧。这种考量是有点偏见的。即便如此，我对长篇的智性支撑，还是远远不够的，认窄门、钻牛角尖、自择小道的情况还在。 我在理性思维上的能力比较短板，所以才会这么用蛮力撞开肉身这扇沉重的大门，凭着喜欢与直觉在里头乱转乱写，算是扬长避短的鲁莽之勇吧。 走走：你是不是喜欢描写坠落感？《坠落美学》里，“她甚至还写写画画地准备了一份简短的坠机通知：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身体们，本次航班将在三分钟后自由坠落，请您的身体保持镇定并做好坠机准备，我谨代表本次航班全体机组人员感谢各位身体的配合，并向各位身体送上最亲切的道别……如果能有机会这么来一下子，怪有趣的不是吗？”《收获》曾经刊发的《三人二足》，被伪装成恋足癖的贩毒者利用，不明真相替他运毒的空姐，在最终知道真相后选择与毒贩一起坠楼。据说，人在坠落过程中会感觉时间慢了下来…… 鲁敏：我还在短篇《铁血信鸽》里，让我的男主人公，错觉自己是一只鸽子，爬上窗台张开双臂扑向光线旖旎的暮色。我所倾心的不是坠落，是坠落之前的飞翔,或者说，是摆成飞翔姿势的坠落。 也可能这是我心理上对大地引力、对踏踏实实的一种厌倦和反抗吧。我们镇日、终身蝇营狗苟四肢着地，孜孜以求的不断攀爬、避害趋利、走三步想四步又退两步，五十步去笑一百步，偶尔弹跳半寸就沾沾自喜，以为得其正道、超然众人。其实，唉唉唉。 因此，与其说我是喜欢描写坠落，不如说是渴望飞升，精神上的也好肉身上的也好，然而这不可能或达不到。那么退而求其次，以坠落为终点的飞升，在空茫的宇宙大气层，得到虚无与宁静。 我喜欢一种花，我们乡下叫杨花，刚刚百度了一下，《辞源》里解释为柳絮。在仲春季节，在河边上，它们会飘起来，非常之慢，像停在半空中，说不清它到底是在往上飘还是在往下坠。有一年的这个季节，我到苏北的兴化去玩，在一片不大的水面上，看到特别多特别密的杨花，全部停在半空。我不能动，呆呆看了很长时间，感动得都发起蠢来、心醉神迷。我觉得在这极度缓慢极度没有意义的坠落里，感到了纯粹的解脱感，时间不存在了，我也不存在了。幸福。 走走：我也想和你聊聊精神分析。你很多中短篇都涉及精神隐疾。比如跟精神洁癖、异食癖有关的《不食》，跟习惯性呕吐、习惯性退货有关的《暗疾》，跟社交无能有关的《谢伯茂之死》，跟安全感有关的《死迷藏》，跟恋足癖有关的《三人二足》，跟偷窥癖有关的《坠落美学》，《羽毛》中的瘙痒症，《墙上的父亲》里妹妹的暴食症…… 鲁敏：许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偏好吧。这不算什么。生理病、心理病、社会病、时代病，流行病，传染病等等。我以前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过，一个家族或一个人的病历、病史，绝对可堪细读，可能不比他（她）们的工作经历或情感史差。其实我们生理上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毛病，比如胃病，过敏感鼻炎或脂肪肝什么的，也大致跟此人的童年地域、消费方式、睡眠伴侣、度过无聊时光的模式等密切相关。我一直认为，生理病都是心理病，病史就是心灵史，是人的性情与命运。 而以心理轨迹与精神分析来写小说，算是很占便宜的事，具有直观的戏剧性与文学趣味。不算高级，我觉得属于技术范畴的基本装备。有一阵子我也以求知的态度看过一些精神分析书、解梦书等，看得越多越觉得无趣。精神分析作为学科之后，失去了中世纪巫婆神汉的那种鲜美爆破与黑暗感。 我现在所写到的一些病相或精神痛楚、生理强迫症，都是没有相应精神分析学依据的。我是凭直觉和主观需要写的，也属于无知者的耍流氓吧。就像庸医，隔帘子搭着个男子脉，就恭喜对方“有喜”了。我所写的人物们的隐疾，也大致如此。我笔下的父亲一旦紧张，会扒着路牙子当众呕吐。我笔下的少女，喜欢到超市偷几个打折的桃子，毛绒绒地藏在袖口里，廉价的刺激中获得莫大的欢乐——别问我为什么，我搭的脉相就是这样。 走走：你的小说中出现死亡的频率其实是相当高的。2011年底，我看到了你的长篇《六人晚餐》， 当时对你写人物的功力印象很深，觉得传神生动，这里面就写了一场城郊结合部化工厂的大爆炸；《坠落美学》里网球陪练因为和雇主的太太出轨，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车祸而送了命。太太自己则在自制蛋糕中添加了剧毒的夹竹桃液，“从托盘里取出一块热乎乎的草绿色风味蛋糕。一只手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以免碎屑掉落。嗯，又松又软，甜香适度，各方面比例都无可挑剔，她谦逊而满意地点头：味道对了”；《徐记鸭往事》里，被戴绿帽的丈夫却杀死了对方的妻子，理由却是“这个被反复背叛反复抛弃、谁也不要、包括她自己都不要自己的女人，真不如死了的好，不是吗”。你如何看待死亡？在《死迷藏》里，似乎有所暗示，“是他亲手榨的两杯橙汁，搁在冰箱里，小童半夜回家来喝了一杯……可老雷他妈的说他不是故意的，只一杯是有毒的，小童喝这一杯他便喝剩下的另一杯，优先权在小童，他预先也不能知道，儿子会选哪一杯……”“老雷的意思是，杀死他儿子的，非他，亦非橙汁，而是偶然性。”“这种偶然来的性命，就应当偶然地去！这就是生与死的最大伦理，对不对？……所有的死亡我们都不要操心，它是绝对独立、绝对纯粹的，不管是意外、自取、老死，或是随便哪个替哪个算账，反正归根到底都是原始意义上的偶然，就跟最初获得生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恒量上的公平与公正，我们根本不要操心，完全交给偶然就好了……” 鲁敏：作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手不用起刀不用落，键盘啪嗒，一命来，一命走，也算是我们的职业特权吧，就像我们同样设计和处理了无数的背叛、爱与忠贞。我们是纸上的微型上帝。 写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我们写或不写，死亡总是在频繁和耐心发生的，不像忠贞、阴谋或富贵，生活里并不那么容易亲历或目睹。死亡是极为常态的，是三餐四季，是暮鼓晨钟，是默默走在我们前面或尾随身后的那个存在。我们生活的全部动力与局限也在于我们在不断衰老、在不规则变速地走向死亡，由此，有了艺术、贪婪、爱惜、无情、抛弃等一切的动机与行为。死亡太伟大了，它是高高举起、不停抽向人类的伟大鞭子。我服气它。 因此我密切地关注它，各种方式、不厌其烦、误会重重地写它。我对写恋爱很没把握，写聪明人或大人物也拐不了几个弯，写知识分子一准破绽百出，写波澜宏大更是力有不逮。我比较熟悉的都是手无寸铁、身无长物的人物与他们的琐碎恩怨，他们没有别的，他们手心里就紧紧攥了自己一条命，到了某个关头，这就是他们做决定的武器与方式。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为所爱，为所苦，为所痴，为所不值。因此我所写的死，大都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自我（作家）的决定。 写《六人晚餐》时，男主角丁成功，是要在小说里死去的，我一直想不好他如何死才好，这听来是粗暴简漫，但我正是想用最大的郑重去赋予他的死亡，哪怕就是“路倒”，也有“路倒”的意义。小说卡在丁成功的死亡上。恰巧此后不久，南京发生了一场很惨烈的管道大爆炸，离我的小区还挺近的，家里被震得满地玻璃屑子。好了，我一边扫玻璃屑子，一边几乎要手舞足蹈。丁成功应当有一个一意孤行者的玻璃屋，他的玻璃屋会在化工厂拆迁的爆炸事故中被意外地完全摧毁，他会藉着那唾手可得的锋利碎片顺手找到他的蓝色静脉，借此终结他注定悲怆的爱情…… 我喜欢薇依的这句话：死亡是人类被赐予的最珍贵之物，最大的不敬就是用得不妥。作为判笔下生死的作家，更因如此，我要和我的小说人物一起，用最大的敬意去妥当地打开和使用这一珍贵之物。 全文载《野草》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走走 走走，专业看故事，业余讲故事。著有小说集多部，认为语言是文学最必要的条件，专注于人性和动机的复杂。 作者简介 鲁敏 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荷尔蒙夜谈》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等，作品被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