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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提供启思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解放日报 王一 参加讨论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梁晓声 著 现代出版社
    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之后,作家梁晓声又一次深度解剖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状态。日前,这本纪实录——《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正式出版发行。
    梁晓声生活低调、充满温情,但他又是个斗士。在书中,他保持了一贯冷峻而智慧的笔调与渗及骨髓的透视深度。至今仍保持手写习惯的梁晓声,一笔一画为当代中国社会描摹写实。
    我经历了一个“微型中国”
    读书周刊:自上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考。从《中国人生存启示录》《郁闷的中国人》,再到《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关注的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生态,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关注关乎全民的“大问题”?
    梁晓声:说实话,这一类的书,除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他的书名都不是我定的,而是由编辑来定的。我的习惯是,出一本集子就选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来作书名。比如说,我有一篇文章《国人辩论的表情》,我就觉得作书名不错,但往往发现编辑们都喜欢选一些更大的题目作书名。
    现在的编辑们都很年轻,有些和我儿子的年纪差不多,考虑到他们的工作需要支持理解,有时候我会妥协。我也想过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可能觉得我这些文章放在一个好的题目下,现在的读者尤其年轻人能够从中读出某种相同的感受,并通过书名把这种感受凸显出来。
    这本书里还是有一部分旧作,但是新作很多。不瞒你说,我在2014年开始进入长篇写作的状态,一写就写了150万字。休息时会读读书、看看碟,有想法就随手记下来了,没想到要拿出来发表,写完就放在一旁了。有时和学生交流,这些文章能够引导他们思考,类似于讲稿。写得多了,编辑来组稿的时候,谈起来就说我们出本书吧。
    我觉得我有新的想法应该贡献出来,因为不只我的学生需要这样的思考,读者们不管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只要他们读了我的书,就有一种隔空交流的感觉。
    读书周刊:《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被称为一部社会观察实录与社会“田野调查”。收视率、“寒门”与“贵子”等热门社会话题都被您诉诸笔下,您始终保持着对社会新鲜而敏锐的感觉。
    梁晓声:我能感受到一些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活到我这个年龄,看得多了、见得多了,也就有感受了。我像一根碳棒一样,会吸收很多别人的看法、见识。
    我在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看几部电影的观后感。这几部电影并不是大热的影片,我还会把其中的几句台词拎出来。其实我是想传达,即使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哪怕看的是价值不大的作品,你的眼睛也应该习惯寻找适合我们的那些篇章,也能有独特的感悟。
    我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经过了从“无悔青春”到“底层关怀”,再到“现实关怀”,一个个时代、一个个社会群体、一个个社会现象……都为我提供了一些思考。我经历了一个“微型中国”。所以,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抱怨?中国人的火气从哪里来?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吗?因为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我觉得也应该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中国的一份本能担当。
    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
    读书周刊:您在北京语言大学担任教师已经近15年了。您刚刚也提到书中的很多文章起初是用作启发学生思考的,所以是不是很多文章的目标读者是年轻人?
    梁晓声:我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很多文章也是写给年轻人的,但我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保持独立与个性。
    我想举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例子,他曾说过:“我面对5万人歌唱过,也面对50万人歌唱过,但是让我最感到压力的是面对50个人歌唱。”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面对50万人的时候,这50万人可能体现为同一人格,他们说着类似的话,一起挥舞手臂,情绪色彩也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容易被旁边的人所同化,但如果你是那50个人中的一个,往往会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同的,会保持自己的个性,不一定别人喜欢的音乐我也喜欢。
    我想提醒青年们的是,在当今有些浮躁的社会,我希望每个人都想想我是那五十万分之一,还是那五十分之一。要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做回自己。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人是特立独行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是我们房子的装修要和别人不一样,穿着、发型、用的东西都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忘了要真正做回自己,最主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这就是五十分之一的特征。
    读书周刊:所以,您在书中提到,法国戏剧家欧仁·尤内斯库的戏剧《犀牛》中发问,当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成为犀牛,你成不成为一个犀牛?里面最经典的台词便是“不,我绝对变得不像他们那样”。
    梁晓声:中国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心路历程不同,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总体被同化的历史年代,但是在西方,同化是不容易达成的。和我们这辈相比,如今的80后、90后已经改变了许多,不太容易被简单的号召所同化,但他们成长于以影像文化为背景的时期,商业、科技等特征造就了成功的统一标准,所以为了追求成功,自己可能会变得和周围所有人一样,且没有不适感。
    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想要和别人不一样时,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做和同代人不一样的人,只有当你少年、青年的时候不一样,40岁的时候才会不一样。
    读书周刊:如果人人都变得容易被同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梁晓声:人们可能会被娱乐同化了而不自知,被金钱价值观所同化,甚至体现在生活习惯上。你看到周围的人都是手机控了,你不觉得自己也变成手机控是不妥的,周围的人都喜欢看嬉闹的电影,你也就这么选择。
    今年春节,我在外地,特意考察了一下当地院线的情况。正值贺岁档,电影都一部比一部热闹,但也有一些安静些的、偏文艺的。其中有一部音乐动画片——《夏洛特的网》,我看过觉得很适合家长带着孩子看。正好在排队买票的时候,我身边站着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我就向她们推荐这部电影,但那位母亲立即说:“我才不呢,这部电影票房很惨淡,肯定不好看。”就是这样,在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中,我们是很容易被同化的。
    这里还有一点,我们总有好的愿望,希望有好的工作,希望被领导重视,希望好的机会都落在自己的头上。有时,别人身上发生了好事,很多人会生出不平,心里会想,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别人?但你再想想,如果你自己和那五十万分一以外的人都一样,凭什么那个好的机会一定落在你身上,凭什么?
    永远不要忘记云层上端
    读书周刊:书中,您的一篇篇文章可以被归于杂文的范畴。关于杂文的社会角色,很多人将它视为针对当下的批判武器。您怎样看待当下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杂文呢?
    梁晓声:我受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比较深,青少年时期就读卢梭、伏尔泰、雨果,他们都写过很多杂文,我也便愿意尝试这样的写作风格。
    我们国家,最近30几年发展很快,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就会造成我们的同胞有不适感,这时候适合用杂文的形式,短平快讲清事实。但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来判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较容易判断的,是非比较明显,这时杂文体现为一种表态,你支持哪种观点、反对哪种观点,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但有的时候是非看得不那么分明,甚至很努力也分不出谁对谁错。因为有一些事、一些现象,背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掌握的,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这时我们会怀疑自己的表态是否客观全面。当作家自己也迷惘、纠缠不清的时候,恰恰用小说来表达反而更适合一些。小说可以表达这一种想明白但是很难弄明白的过程,写到人性、人格,也会更细致、更生动。
    所以,我不能说哪种文学形式更好,只能说面对不同的社会现状、社会现象,作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创作。
    读书周刊:如今,您依然保持着那种罕见的真诚、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义愤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您是否以纠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为使命?
    梁晓声:首先,我必须说,我的写作绝不会取悦任何方面,包括市场、读者。因为在我心中,民众企盼知识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一定要多一些社会担当的道义和责任。这其中,讲述自己心中的对错,为人们提供启思,确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批判确实是一种作为,但如果一个作家只局限在这种作为上,那是绝对不行的。我想为这个社会奉献,而不仅仅是指责,当作家能够这样要求自己,就很自然地回到他作品的创作上了。
    贾平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一路写下来都是在学着写,觉着自己有些经验了,也就有些老了。”他还举过这么个例子:他早年没有坐过飞机,之前一直以为云层一遮以后,就那么一点点太阳,可当自己坐着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之后,才发现云层之上万里晴空,自己顿时就觉得眼界开阔了。所以,当作家写一篇东西的时候,要是他打算通过去写一片云来给读者讲一个故事,那么思路境界要放在云端上面,视野一定要看得很宽、很远。
    在我看来,作家都是在云层下端写作,但心里永远不要忘记云层上端,因为那里有真善美,也有全人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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