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迎来了朝向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路途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它需要我们摒弃“唯票房论”的观念，深入电影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供给侧”出发，根本解决中国电影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种种瓶颈和难题。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暑期两个月，中国电影票房累计收入84.46亿元，其中，7月份票房收入为45.12亿元，8月份票房收入为39.34亿元。对比去年的此刻，以91.23亿元的骄傲成绩完美落幕的情景依稀眼前。因此，诸多类似于“暑期档遭遇寒流”、“暑期档今年格外冷”、“暑期档首度暴跌”等等不乏噱头意味的标题纷至沓来。其实，严格意义上讲，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暑期档票房表现并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拐点”，因为我们看到，今年7月、8月全国共有86部电影上映，同比增长6.17%，也就是说，从数量上看，当前中国电影的生长势头并不减当年；而从票房表现来看，所谓“票房锐减”一说也并非肇始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季，因为自今年春节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4月份的票房总额就出现了首次较大幅度的下滑。2016年的暑期档顶多算是中国电影产业井喷式发展中的第二次负增长或二度走低。但无论如何，放缓中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增长的步伐、调整中国电影产业粗放型生长的模式所带来的暂时性的“困境”并非是件坏事，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电影产业的确迎来了朝向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路途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它需要我们摒弃“唯票房论”的观念，深入电影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供给侧”出发，根本解决中国电影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种种瓶颈和难题。
    具体说来，虽然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的中国电影市场整体呈现出低迷的状态，但这绝非意味着我们的电影市场空间也将随之缩小。综观2016年中国电影的暑期表现，虽没有“黑马”的横空出世，但很多影片的票房表现客观上讲也是不出意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档中的两部动画影片《大鱼海棠》和《摇滚藏獒》，代表了国产动画电影的艺术创新和较高技术水准，虽然从观影反响来看，依然存在着剧情简单、逻辑混乱等诸多诟病，但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从业者的一片真诚。此外，在青春片、爱情片、古装片、动作片甚至喜剧片等种种商业类型电影都不能吊足观众口味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有不少导演从事着其他类型电影的摸索，如12年后重操纪录片的陆川凭借《我们诞生在中国》不仅成功跻身商业电影云集的暑期档，更是创下了国内市场同类型电影的票房纪录。
    与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明显疲软的国产片相比，《盗墓笔记》的IP改编和《我们诞生在中国》于商业市场中的罅缝求生无疑值得关注。谈到《盗墓笔记》的创作，导演李仁港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追‘IP’，但是书永远不是剧本”，“再好看的场景，再刺激的场面，也不如一句经典对白给我的力量大。也许少了场景的支撑，对白会略显苍白；但如果没有好的剧本，我根本不会拍这部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仁港在力避地域束缚、凸显东方特质、打造国际范儿大片的同时仍然坚信“故事第一”的电影叙事原则。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纪录故事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与以往我们对“纪录片”的理解所不同，由于摄像的拍摄基本都是“监视器”式的拍摄，所以陆川在后期制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天都在想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在哪里。此外，陆川表示，“纪录片也可以虚构”，“电影中的声音都是后期配音，熊猫吃竹子、小熊猫哼唧的声音，都是经过压缩，重新配的。”而画面的颜色也与摄影机中的原始素材有不小差别，所以，陆川一再强调，“技术的作用非常巨大”。由此看来，今年第二季度至今，那些不免令人有些失望的电影似乎可以从自身找到存在的诸多方面的短板。
    自今年春节档以来，鲜有过亿票房的国产影片出现，有学者不免怀疑二三线城市青年观众的“忠诚度”和“持续的观影热情”问题，但实际上，即便从不容乐观的票房数据来看，青年主流观众的审美诉求依然是支撑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成文的规范。我们的银幕数在猛增、市场在扩张，但我们的需求受众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地位移，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为电影注入新元素，让老观众看到新东西。
    从10年前的“首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第一次提出“电影工业从青年开始”，到2015年的“青葱计划”正式宣布将“为青年导演保驾护航”，10年间，随着电影受众群体的年轻化，电影导演和电影制作者也呈现出年轻化和跨界转行的潮流趋势，他们通常与作为主流的年轻受众有着相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趣味，并擅于充分利用在其他领域业已积攒的人气和互联网新媒介技术手段，捕获年轻观众的心并从他们手中赢得票房，进而一跃成为了今日中国电影产业的“新生代”。然而，这些“新生代”在给电影业界带来了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令电影制作人和电影批评者焦虑的负面影响，包括对导演专业技能层面的质疑和对伦理价值方面的批判。此外，新的结构性变化也使得本就纷繁的中国电影机制问题显得更加复杂，例如“审美疲劳”的观众在今年的“暑期档”电影中就明显表现出对这些“新生代导演”的不买账。年轻跨界导演作为“新势力”无疑有着资深导演所不具备的亲和力，但年轻导演的专业化问题则显然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导演黄建新虽然最近几年没有亲自执导过多少作品，但却以监制身份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可以说，黄建新导演建构了当下中国电影监制的新形象、新品牌，而优秀的监制正是当下中国电影最缺乏的。在笔者看来，黄建新作为监制比他作为电影导演的贡献更为显著。对此，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不遗余力地提倡，过去年代已经成功的导演包括一些大导演，与其多少有点违背自己内心去勉为其难地迎合娱乐化的年轻观众和非理性消费的电影市场，还不如尝试做一次更有意义的“跨界转行”，一方面，可以维护自身在电影业界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年轻导演——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理论层面。
    当然，与年轻导演专业化问题一样棘手的，还有资深导演或艺术电影导演的生存空间问题。其实，从《我们诞生在中国》和之前的《路边野餐》来看，票房虽非乐观，但我们起码看到了商业院线愿为小众电影留下一席之地的宝贵情怀，特别是从《我们诞生在中国》可以看到，小众电影只要稍稍考虑到受众的接受需求，便能为自己的生存谋求一条发展的道路，此外，小众电影的存在实际上也构成了商业电影的有效补充。当然，对于艺术电影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想办法将艺术电影推入市场，并充分考虑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给观众一个走进电影院的理由并使更多的观众接受、认同艺术电影，才能帮助艺术电影实现自身的社会教化功能。在此，《我们诞生在中国》不失为一个出色的范例。
    2016年的“暑期档”已经成为过去，即将到来的2017年或许又将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根据业内人士预测，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电影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将面临全面开放的巨大考验。今年“暑期档”的“冷淡反馈”的确给中国电影产业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从市场受众和大批年轻导演不断加入电影队伍的良好势头看，我们也不必为此过于焦虑，“适度放缓”、“质性提升”都是中国电影发展至今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年轻导演的成长，也期待着中国电影产业最终的良性循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