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如何走近现代读者和观众——茅盾作品“从文学到电影”的探讨
◎影片的艺术性出乎我的预料,它们完美地保留了其经典性,其中一个秘诀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没钱拍摄大场面,就干脆紧扣人物关系,着力人物塑造,深深吸引观众。哪怕有可能被诟病为“话剧电影” ,只要抓住人物之魂,情节之魂,情怀之魂,就能保证其吸引力。 ◎其实文学宝库里那些优秀的、有趣的作品,才是真正强大的IP,多少好故事好人物好创意都隐匿其间,这个宝藏被充分挖掘,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春风桃李》剧照 今年的上海文化界,聚焦锁定了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给出的因由是: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茅盾一生的革命与文艺实践都是从上海起步:1916年他入职商务印书馆,从此在上海生活工作了近20年,完成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青年到中国新文学运动标志性人物的转变。在上海, 25岁的茅盾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样在上海, 30岁出头的茅盾写出了紧扣这座大都市脉搏的《蚀》三部曲、 《虹》 《子夜》等代表作。为之,日前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隆重召开了“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纪念大会” 。 此次纪念活动是立体的,由一系列活动组成,既有像“弥漫着生命力的人——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纪念展”这样的重头戏,也有“从文学到电影”这样的重要研讨活动。这场研讨活动的“预热”是放映茅盾先生的一系列电影:既有早先桑弧导演拍摄的《子夜》 ,也有新秀导演朱枫拍摄的《春蚕》 ,更有浓墨重彩的“ 《蚀》之五部曲” ——茅盾先生在上海第一次以“茅盾”笔名发表了中篇小说《幻灭》 ,第二年,又写完《动摇》和《追求》 ,构成三部曲《蚀》 。而青年导演郑大圣把《蚀》之“文学三部曲”拍成了“电影五部曲” : 《春风桃李》 《章台秋柳》《怀朴抱素》 《江枫渔火》和《霜天晓角》 ,他和编剧在尊重原作主旨的前提下,大刀阔斧地改写了原作情节,重新梳理了两对青年男女纠结交集的四段人生路,创造性地再现了原作的精气神。 原本,在艺术电影唱主角的年代,无论是《子夜》还是《林家铺子》,根本不用担忧其上座率。一个电影制片厂,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用“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的模式,大张旗鼓地再现大师名作。然而到了今天,谁要是“胆敢”去碰现代文学名作,就等于自贴“小众电影”的标签而无人敢投资。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趋商业片而离艺术片,审美倾向呈现严重下滑的趋势?其间有种种可以分析的因由。但无论如何,将“文学遗产”打造成电影,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绕过的课题,因为断了人文根脉,国家和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两年前,郑大圣接下了茅盾《蚀》三部曲的改编拍摄工作。三部曲被改编为五部90分钟左右、剧情相对独立而又具有一定连续性的影片。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一部电影成本动辄数千万、上亿的今天,这5部90到95分钟的长片,总成本不到750万元,平均每部成本不超过150万元,而且还是一部“年代戏” !这在今天的电影制作中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成本,一般情况下,艺术质量的不足当是铁板钉钉的事。然而看了所有的五部曲,业内和观众却都齐刷刷给了相当高的赞誉。 在我看来,导演的独具慧眼是由于深谙文学名著的含金量。当我们“走近茅盾”时,情不自禁被他描述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惊呆了:他笔下的人物是如此的丰满,他们的性格是如此的鲜明,他们的境遇是如此的真实,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如此的恢弘……如果有人说,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茅盾小说何尝不是20世纪某个年代的社会百科全书? 《子夜》里股票市场的喧闹,资本家的勾心斗角,劳工的反抗等等,全景式地描摹了当年上海滩的现实,一旦诉诸影像,显然是最好不过的还原现实。这样的“还原” ,由于高度真实,其中与当今现实链接的部分,尤其动人心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总是出乎创作者的预料。郑大圣拍摄的“五部曲” ,同样如此:虽然小说是以大革命前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讲述的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以及不断追求与幻灭的人生历程。但是观影过程中,人们情不自禁会心而笑,其中“年轻人的普遍情绪” (郑大圣语)弥漫其间,相似场景比比皆是,似乎85年前的故事,当时大学生的心境和今天的年轻人无甚差别。 我不由感叹:起先我也是不看好这样的小众改编,曾经几次错过了看片机会。这次要不是五部连放,地点又是在我工作单位上海文联的剧场,真的还有可能失之交臂。但是看完影片,我真的被震撼住了——这简直是一道电影大餐,比起某些艺术电影,仿佛“零嘴”与“大餐”之比较,过瘾极了。像我这样中文系毕业、曾经浸淫于现代文学名著的“文学青年”“文学中年”“文学老年”们,无疑得到了一次极大的艺术满足。影片的艺术性出乎我的预料,它们完美地保留了其经典性,其中一个秘诀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没钱拍摄大场面,就干脆紧扣人物关系,着力人物塑造,深深吸引观众。哪怕有可能被诟病为“话剧电影” ,只要抓住人物之魂,情节之魂,情怀之魂,就能保证其吸引力。果不其然,如在最后一部《霜天晓角》中,四位主人公在咖啡馆的冗长对话,简直堪比舞台剧。然而由于人物关系的内在紧张和蛰伏着的惊魂情节,你一点不感到沉闷,反而觉得这样的对话惊险而精彩,它不但担负起预示未来的重任,还把人物关系和情感关系的转换与升华,交代得清清楚楚淋漓尽致,显示了导演塑造人物的良好功力。而且,不能不说的是,这五部电影是“真正的电影” ,它们克服了有可能变成“话剧电影”的险境,努力用尽一切电影元素,让话剧的对话之神和电影的影像之神高度契合,成就了中国的“遗产电影” 。 在研讨会上,文艺评论家和电影工作者,不约而同提到了“假如加大投资一定会更好”的话题,无非是感慨于导演戴着镣铐跳舞的不易。用电影导演梁山的话说, “这是今年我看过的最好的国产片,这个制作人太牛了,太能‘抠’了! ”面对“这部电影的成本太低了! ”的频频感叹,我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我看来,目前情势下,由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艺术电影,不管你改到什么程度,哪怕在总投资后面加一个零,哪怕你加了很多大场面,也不要指望产生商业电影这样的“粉丝效应”或“轰动效应” 。在全民族文学素养和文化素质堪虑的现实下,本来文学粉丝就少,加之他们又不是购买力主体,你要指望大票房,是不现实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不断拍摄《悲惨世界》和《安娜·卡列尼娜》 ,不断改编永远年轻的莎士比亚,人们珍爱本民族文学传统,听得懂咏叹调,有一份似乎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但是我们经年累月的文化断层和文化漠视,使得这种差距拉得很大,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你要指望咱们的读者和观众为文学遗产“发烧” ,显然勉为其难。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去培植民族素养,但最好的办法和理智的选择,是用细水长流的举措,让这些低成本高品质的电影,带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走进民众的眼睛和心灵。 我就想到了昆曲和评弹的例子。出乎意料的是,这两种“小众文艺” ,正呈现日渐红火的趋势,倾慕和追随者接踵而至。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业界的领军人物懂得富裕起来而精神饥渴的人们需要艺术的熏陶和参与,他们用尽手段,将本艺术品种的魅力散发开来,努力走近普通观众,在培养观众审美情趣的同时,还让他们参与艺术创造,从知音到票友,使其难解难分……其中,既有传统的面对面推广,更有借势新媒体的新思维新手段。由是,我在研讨会上提议,电影理应比昆曲和评弹更易推广,更大众。目下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在生产出好产品之后,要跟进好营销,眼下很多实力雄厚的互联网专业公司,正蠢蠢欲动进军影视界,他们不但采购,甚至直接制作,如果看到如此价廉物美的好产品,岂肯放过合作机会?但是酒香还要吆喝,编导的强项是艺术创作,但在营销尤其是与互联网合作这块上,如何做大蛋糕,已然成为题中之义。其实真正受益的是广大观众,一旦借势互联网平台,“偏老的观众主力军”会转移成“年轻的观众主力军” ,“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之谓,正是在这样的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电影专家石川提到了“遗产电影生产机制的顶层设计”话题,虽然未及深入展开论证,但是这样的命题无疑具有前瞻性,值得人们深思。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如何盘点,如何传播,这是一个文化大课题,而“遗产电影”显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今天我们锁定茅盾作品,对其进行“从文学到电影”的探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文学不但有“鲁、郭、茅、巴、老、曹” ,还有叶圣陶、张天翼、郑振铎、沈从文、田汉、丁玲、施蛰存、张爱玲……文学大师如何走近现代读者和观众,这是一个做不完的题目。而让人们了解文学遗产的极佳途径,莫过于从文学到电影——通过影像,触摸到文学大师的灵魂,这是多么具有诗意和意义的事情啊!就我而言,就从中看到了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魅力,深深体会到,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不但具有审美价值,同时具有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它所天生自带的穿透力,让我们领悟到,只要你忠于原著灵魂,就有可能事半功倍,创造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文学宝藏真是含金量爆棚啊! 目下喧嚣的影视圈,言必称IP,然而真正优秀的IP奇缺无比,大多是烂泥糊不上墙的烂段子。其实文学宝库里那些优秀的、有趣的作品,才是真正强大的IP,多少好故事好人物好创意都隐匿其间,这个宝藏被充分挖掘,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郑大圣导演已经尝到了甜头,但真正的甜头还在后头:由于产品品质优秀,这样的好开头已然预示着收获季节的最终来临。感谢文学大师茅盾,上述七部茅盾电影均出自上影导演之手,冥冥之中暗示了茅盾与上海的深厚渊源。希望从文学到电影的航程一路远航,参与者中,不止于上海的“上影” ,而是集结起更多的文化精英,将中国遗产电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让文学大师们含笑九泉,梦里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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