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温儒敏（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汉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动机，离不开西方学术背景，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以此为标准，“身份”问题就出现了。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现代性”走向过度阐释，就是这种盲目跟风的最新体现
    ●一些国外学者的学术训练是不错的，但一是理论预设，二是在与中国文学背后历史传统、文化气候和地理的结合上比较生硬。如何既不刻意排斥也不盲目追逐汉学，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的张力和增长点，已是紧迫的任务
    ●具有局限性的汉学能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影响甚广，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还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思想的前提下，汲取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进行自主创新的尝试和探索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海外汉学研究日益兴盛，并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承认，相比于国内的学术研究，海外汉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治学理路上有其独到之处，适当参考借鉴不无裨益。但是，如果一味推崇，盲目追随，无疑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反思。
    为何要反思“汉学心态”
    张江：近些年比较流行的文化研究，汉学家在所谓“现代性”的阐释方面有许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盲目“跟风”，就又出现了新的偏向：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现代性”走向过度阐释，等等。所谓“汉学心态”与“仿汉学”风气，在这两方面是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有些“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新鲜、别致，但终究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汉学的成果可以借鉴，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而不是简单地克隆。
    温儒敏：近十年来，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要反思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评论与研究中日趋流行的“汉学心态”。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汉学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是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从另一方面看，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与成长，离不开包括对汉学在内的外国学术的借鉴。但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对美国汉学过分崇拜，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这种盲目崇拜海外汉学的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可能有人会说，都讲“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如果是科学技术，那无可非议，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恐怕不能这样，还需考虑国情、民族性。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动机、动力，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有它自己的学术谱系。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就出现了。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
    客观看待海外汉学研究
    张江：我相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没有人比中国人自己更熟悉，更了解，更能阐释清楚。对文学而言，更是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语言文字的简单组合，它背后是博大精深、气象万千的本民族的文化、历史、风俗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才提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因此，对海外汉学研究，我们必须客观理性视之，对它的短板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认识。
    程光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汉学视角”，是指由西方学术著作翻译和华人学者将西学转译成汉语这两个管道输入中国大陆的一种学术思维方式。这跟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大学为实现国际化目标，大力提倡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交流和接轨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站在改革开放的角度，这种合作的交流和接轨是十分必要的，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但如果走向极端，把“汉学视角”变成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形象、确立其学术地位的根本前提，就大成问题了。一旦将这种“汉学视角”建构成权威性的学术高地，将其物质化为一种晋升身份的外在因素，那么，对这种视角的历史性反思也将开始。近年来，我去国外或港澳地区出席本专业学术会议，与相关大学开展合作交流时发现，其学术训练还是不错的，但要说其眼光、水准明显高国内一筹，也很难说。总体印象，一是西方理论意图在他们的研究和批评中过于明显，有一种以理论带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倾向，给人理论预设之感；二是西方理论在与中国文学背后历史传统、文化气候和地理的结合上比较生硬，有一种强势要求后者服从前者的理论优越感。反倒不如国内一些具有敏锐历史眼光和深厚学术功力的学者，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做得自然贴切和深入，他们在严谨历史分析上层层推进得出的结论，更能令人信服。相反，一些国外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比较隔膜。例如，他们无法理解上世纪80年代伤痕反思小说背后复杂的历史经验和个人记忆，不能接受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对莫言、贾平凹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勾连，也基本视而不见，我想，这既有研究和文学批评盲目臣服于理论的功利心态，也与这种汉学视角无法与中国实践、中国故事真正接轨有一定关系。
    经过最近十几年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人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需从本土经验出发，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故事，在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再创新上更进一步。如何自觉反思，重新审视汉学视角，既不刻意排斥它的存在，也不盲目追逐，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的张力和增长点，已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种反思性建构，不仅可以扭转唯西学是从的不良倾向，培养研究者更自觉的历史观察和分析能力，而且可以改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制度环境。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符合“中国经验”实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态度。
    不可丧失本体立场
    张江：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汉学心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崇洋媚外。上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在国内受到推崇，有特殊的历史机缘，即当时海外汉学的“他者”视角，对于国内狭隘的文学研究有一定借鉴之功。此后，海外汉学长期受到追逐，在我看来，或许更多源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研究力图实现“从边缘到中心”位移的强烈诉求。这种强烈诉求的伴生物，是本体立场和文化自信的缺失。
    赵稀方：在我看来，所谓汉学心态，可能还涉及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殖民化。最早引起学界注意的有关于此的表述，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书中认为，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萨义德的结论是，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对于18世纪伏尔泰以来西方的汉学历程进行了谱系梳理，同时指出中国人自身参与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
    无论是“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都忽略了被殖民者的表达问题。斯皮瓦克写于1985年的《庶民能说话吗？》一文，探讨了东方他者能否发声的问题，是一篇经典之作。斯皮瓦克参与其中的印度民众研究小组更具实绩，创立者古哈的思路是与殖民史学及其自我殖民化的本地民族主义史学相对抗的。
    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我想提出的一个回应是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位置问题。在东方主义的表述中，马克思主义早已被定位于黑格尔、韦伯之间的西方线性历史观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东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从反殖民、反阶级压迫所创造的“人民的政治”，一直不为后殖民主义者所正视。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民众研究的很多想法已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得到实践。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史撰述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着手印度民众研究小组的工作，将历史书写成为人民反对帝王将相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譬如对于古代、近现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汉学心态需要切实反思，其关键在于不要失去我们自己的本体立场与文化自信。
    自主创新中重振文化自信
    张江：关于中国文化，存在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就是“自信”与“他信”的不对等。在国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学界，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国外，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国文化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赞誉，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深化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赵学勇：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以“经世致用”和“美在意象”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影响数千年。“五四”前后，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传统批评理念在如潮的质疑声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在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得到了强烈的共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实际，以“人民性”“大众化”“民族化”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旨归，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内涵。
    但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学的”原则被研究者严重忽视，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蜕变为庸俗社会学批评。这给西方话语尤其是给注重“文学性”研究的汉学提供了有利的介入空间。数年来，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冲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解读，这使厌倦于庸俗社会学批评的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也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但随着中国文论体系的自身建构，汉学便暴露出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汉学家只注重对作品文学性的研究而不顾及其社会意义的阐释，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真切的感受与深入的认知，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切入中国实际，理解现当代作家的精神追求与社会情怀。而华裔出身的少数汉学家，研究中时或流露出意识形态之偏见。还可看到，汉学家的预期读者对象是西方而非中国，他们必然以西方读者所熟悉的理论话语描述中国文学，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势必造成中国读者的巨大隔膜，并使得许多研究者在所谓“新的批评”视域中竞相追从。
    先天不足的汉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能够影响甚广，说明了一个紧要而迫切的问题：当下的文学研究严重缺乏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方法的前提下，汲取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但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但需要进行中国化改造），进行一种自主创新的探索。这种创新意味着，我们将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而不再被种种西方话语所左右——文学历史早证明了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张江：盲目推崇海外汉学的“汉学心态”的确需要反思，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思而反思，更不是要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而是要通过这种反思，明晰海外汉学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并通过这种文化自信的浸润，强化本土意识和本土立场，进而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唯此，这种反思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