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开场论坛是“莎士比亚的遗产”，诗人、作家和学者们痛心于莎士比亚“被网红”，碎片化的“金句速读”是对莎翁作品最大的伤害。所有曾经受惠于莎士比亚的写作者给出恳切的建议：放下语录，去读他的原作。正经读莎翁，不能绕开他的十四行诗。事实上，莎士比亚本人对十四行诗的重视和投入，远在他的戏剧作品之上。在某种程度上，不读十四行诗，不足以谈莎翁。在各种中文译本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梁宗岱的译本被视为典范之作，被收入各个版本的《莎士比亚文集》。诗人余光中曾评价：“梁氏译文对原文体会深入，诠释委婉，所入颇深，所出也颇纯。”
    仅就翻译莎翁诗作一项，梁宗岱的成就和他获得的声名就不太成正比。他早年游学欧洲7年，熟练掌握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歌德、瓦莱里、波德莱尔、里尔克这些人的作品在中国最早的传播，是因为他的译介。他在诗歌创作、文学翻译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修为，虽在学术小圈子里被推崇，却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昨天在书展现场，收录了梁宗岱一生所有翻译作品的 《梁宗岱译集》正式出版，这让读者有机会全面地接触到梁译经典，了解学界所认同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和“最优秀的《浮士德》中译本”。
    诗文交错，认识人生的角落
    梁宗岱的译文，以诗情诗意见长，其译作以诗歌为主，为数不多的评论和小说，也侧重“诗文交错”。《梁宗岱译集》共计8本，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以及《梁宗岱早期著译》《交错集》和《一切的峰顶》。
    其中，《梁宗岱早期著译》 收入梁宗岱自1919年到1931的作品。1919年，他16岁，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少年得志，还是高中生的他接受沈雁冰和郑振铎的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晚祷》，搭上“新月派”的末班车。1931年，他从欧洲游学归来，因胡适招揽，28岁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法语系。这11年覆盖了梁宗岱的文学活动从起步到蜕变成熟的过程。他的写作经历文言文、早期白话文、新诗和翻译，伴随着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字里行间留有历史的印痕，看得到语言和表达的变迁，在文学价值之外，也有文献价值。
    此外，收入梁宗岱早期著译中的，还有他和瓦莱里、罗曼·罗兰等大师级作家的通信。当年他回中国后，仍和这些大作家保持书信往来，可惜海外来鸿全部毁于动乱，幸而他给瓦莱里的17封信、给罗曼·罗兰的7封信，手稿全部从海外收集回来，一并收录罗曼·罗兰的4段日记，记录了他与梁宗岱的通信和两次见面长谈的细节。以上文献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有无可代替的历史价值，也让人更详尽地探索他的文学实践轨迹。他受罗曼·罗兰影响极深，18岁时读 《约翰·克里斯多夫》，抱书痛哭，他在书里听到类似感召的声音：“一个人活着并非为了快乐。活着是为了完成自我的律法。无论受苦还是死去，唯一所应该做的是成为一个‘人’。”罗曼·罗兰文字中生生不息的韵律感，以及他以人性为本、浪漫主义的创作观念，深刻地塑造梁宗岱后来的创作，他视对方为精神上的教父，在巴黎时，他们深入地聊过歌德的诗和贝多芬的音乐，罗曼·罗兰也是为此特别授意梁宗岱把《歌德与贝多芬》译成中文。
    因为生活中的动荡，梁宗岱译《浮士德》，只译了半本。他的《蒙田试笔》，也只是蒙田散文中有限的几则。即便这样，很多文学爱好者觉得他的这些不全的译本，更得原作精髓。究其根本，在于他的译笔里流淌着诗的灵魂。他的创作，不仅是语言之间的摆渡，更强调跨越文化的诗意通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诗是首位的。他只翻译过一本小说集，就是《交错集》，而他所选择的里尔克、霍夫曼、泰戈尔等人的小说和戏剧，其中的主宰精神还是诗。他在《交错集》初版的题记里写道：“这些作品有一个共通点，它们的内容，非一般小说或戏剧所描写的现实；它们的表现，非纯粹的散文或韵文；换句话说，它们多少是属于那诗文交错的境域，帮助读者认识人生的某些角落。”
    他的一生并没有完成和才华相匹配的功业
    当梁宗岱告别罗曼·罗兰，后者不会想到，这位异国小友回国后的人生会异样坎坷，因为风波、是非和大环境的动荡，他的一生并没有完成和才华相匹配的功业。
    梁宗岱一生狷狂，口头禅是“老子天下第一”。吴宓形容他是“中国拜伦”，他听说后不以为然，说：“我们只有坏脾气这一点像。”有自知之明，却全无悔意。他28岁出任北大法语系主任，就像一枚炮仗扔进文艺圈———批郭沫若译雪莱“煞费思索”，挖苦梁实秋“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不懂的东西”，和罗念生见面时，因新诗节奏的争议，一言不合拳脚相向。萧乾回忆，圈子里数林徽因口齿最不饶人，当着她的谈锋，没一个男人敢不低头。但有次林徽因质疑梁宗岱译的瓦莱里《水仙辞》，他当场不顾绅士风度，和林女士撕破脸对骂。沈从文私下揶揄过他。
    胡适一手提拔了梁宗岱，他照样开炮：“胡适的学问有极其浅薄的一面，他对杜甫律诗的批评都是外行话，至于谈中国画，尽是胡说，在一定程度上他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几年后，梁宗岱为了和原配离婚，官司闹得鸡飞狗跳，最终还是胡适出面调停，以金钱补偿来息事宁人，事后，胡适在日记里写：“(梁宗岱)小不忍，自累至此。”此后，两人交情到尽头，新学年开始后，梁宗岱离开了北京大学。
    梁宗岱因多情、狂傲在文人圈里出名，却也被这性情所累。他的几乎全部创作，在人生的上半场完成，然后因为接连的情变、婚变和流言蜚语，以及外部时局动荡的冲击，他的生活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等到他有机会重返三尺讲台，出身中医世家的梁宗岱，这时已经捡起童子功，从烹文煮字转入从医制药。好友卞之琳认为，他性格中有浮士德的气质，追求“无尽的多变性”，不会“以一生殉一业”，这造就了他的激情和活力，也成了他的性格缺陷。当然，也有一种善意的开脱，认为他的性格让他在动荡的时局中难以适从，而制药救人填补了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天性乐观的梁宗岱在采药制药的那些年里曾说：“就算沦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去成为鲁滨逊。”也自认“晚景不错”。但终究是有憾的，他缠绵病榻时，惦念没有译完的《浮士德》，据说他临终时，发出一声低吼。到如今，千帆过尽，唯有字纸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