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山东蓬莱人，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著名清史专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代表作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康熙帝大传》等。
    抓吏治，永远在路上
    记者：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创建八旗，开创了清朝三百年基业。八旗制度贯穿于清朝的兴衰成败，有人说它是成就“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是造成“光宣哀世”的基因，对此您怎么看？
    阎崇年：事物有阳就有阴，有明就有暗。清朝以八旗骑兵打天下，清朝以八旗制度定天下。清朝八旗军队、八旗制度，打天下、坐天下，都有重要的历史经验。但是，八旗军队、八旗制度是在战争环境、东北一隅形成的。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国家如何长治久安，官员如何既清廉又朝气蓬勃？八旗制度的定身份、定居住、定土地、定钱粮、定世袭等，起初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形势变化，如何随之变化，这成为社会改革一大课题。多尔衮、顺治在位时间短，没有来得及改革这个根本问题。康熙、雍正、乾隆在位一百三十多年，面对八旗严重弊端，虽做过修修补补的改革，但没有与时俱进，针对体制弊病，进行重大改革，以至积重难返。最后清朝的覆亡，是从八旗内部腐朽而演变成的。譬如说，个别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是家教不好造成的，八旗子弟总体游手好闲则是八旗制度造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而是八旗腐败自毁了清朝。
    记者：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请您谈谈这一时期清朝的吏治建设。
    阎崇年：康熙帝对中国历史做出了贡献。我称康熙帝为中国帝制时期的“千年一帝”。康熙大帝与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君主。但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55岁时，第一次宣布废太子。从此，废而再立，立而再废，陷于宫廷矛盾之中。缘此身患中风。康熙帝执政的最后十四年，身体多病，精力大减，政风问题，诸多表现：宽仁而吏治松弛，多病而锐气丧失，内耗而正风消钝，朋党而宫廷纷争——晚年缺乏政治家的锐气和朝气，也缺乏改革家的正气和勇气。他把一大堆问题留给了雍正帝。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休假，不搞庆贺大典，也不举行团拜。干吗呢？他为了遏制腐败，整肃吏治，一给总督，二给巡抚，三给督学，四给提督，五给总兵官，六给布政使，七给按察使，八给道员，九给副将、参将、游击，十给知府，十一给知州、知县，十一道谕旨，全国同时发。这种刚猛之风，震撼整个官场！警告所有官员：“民脂民膏，朘剥何堪！蔑视宪典，三尺具在！”“三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法律，“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二是指刑具，“三尺木之刑”，就是夹棍，为最重之刑。雍正帝告诫官员：如果违法乱纪，仍不收手，要动真格的了，有法律在，有严刑在！这在全国官场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轰动，震慑了绝大部分官员。他创设会考府，清查奏销账目，核查库存钱粮——库银亏空、仓粮亏空，责任官员，进行追补。可以说，在雍正朝前期，吏治腐败受到打击，官员贪污大有收敛。但是到了雍正后期，由于他常常生病，身体不好，以及其他原因，顾不上治理腐败，贪腐又反弹了。古代人治多些，乾隆帝上台后，也整顿吏治，到后期官员贪腐再次反弹。
    对于吏治问题，它是波浪式的，不是治理一阵儿，就可以一劳永逸。廉政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永远在路上，这是历史规律。
    清代的家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家族式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中一大顽疾，在腐败官员背后，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清白的家庭。现代官员怎么从历史中得到借鉴，以此打破夫人孩子全家齐上阵的腐败现象？
    阎崇年：封建社会的官员对家属防范是比较严的。比如，清朝张英，家庭管理特别严。他是大学士，夫人姚氏能诗擅画，是一个才女，为一品诰命夫人。但是，夫人在家里都是自己做针线活，穿的衣服，不仅打补丁，还都年久褪色。张英过60岁生日，身上的棉袄和脚上的鞋都是夫人亲手做的。夫人不仅料理家务，还教育孩子读书。他的儿子张廷玉也是一代名臣。所以，官员很廉洁的，家风也肯定好；官员贪污腐败，家庭也跟着遭殃。官员自律、律己，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里上梁正了，下梁也就不歪了。一般家族到了三代就不行了，但张氏一门，书香门第，前后六代出了十二位翰林、二十四位进士，父子为相，四朝帝师。史称：“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这就是家风传承得好。官员的官德正、自身正、家风正，对子女教育就正，这是环环相扣的。
    张英六尺巷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张家和吴家为邻，吴家要拓展院墙，影响张家，张家不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是显宦，吴家是豪富，谁也得罪不起，知县就拖延不办。张家写信给当朝宰相张英，希望他修书给知县关照。张英见信后，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见信后，主动让出三尺。邻里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出现至今犹在的“六尺巷”。此后，两家礼让之举和张英的“让墙诗”传为美谈。张廷玉继承父亲治家观念，他儿子张若霭殿试一甲第三名，主动将一甲之荣让于天下寒士。同时，张英、张廷玉父子也是“不想腐”的典范。雍正帝送给张廷玉一万两银子，让他在家乡给父亲建一座祠堂。祠堂建好后，钱还剩下一半多，张廷玉又自己凑了些钱，加上族人捐的一些钱，用了三年半时间建成良弼桥。如今，良弼桥依然在当地为行人提供方便，人们也永远铭记建桥者的德绩。还有，张英退休回乡后，更加谦逊低调。相传晚年他在家乡西山居住，有条山间小道，他出来散步时，遇见挑柴的樵夫，总要退到路边草地上，让樵夫先行。如果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弘扬这样的觉悟和风格，也就真正做到了“不想腐”。
    我再讲一个故事。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耕读传家。翁家“綵衣堂”有一副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前面讲的张氏父子、翁氏父子的治家之道，就隐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要坚持辩证的思维，做客观的评价，如此才能去粗取精、为我所用。一方面，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传统，优秀的人物，他们传达的历史正能量，需要我们学习继承发扬。比如，弘扬文天祥、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先贤的高尚精神，传承他们的浩然正气以身殉职、两袖清风勇担重任、清廉做官为国分忧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局限和不足的地方。对于这些，我们要扬弃。比如爱国主义，文天祥是爱南宋，我们今天就不能说只爱汉族了，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要爱、都要关心。
    清史中的经验教训
    记者：您为何对清史情有独钟？请谈谈您的治史经历和史学思想。
    阎崇年：我上中学时，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杨铎老师教我们历史课，他学问、人品、教书、育人都好，我受其影响，喜欢历史，学了历史。大学本科历史课程学完之后，那时没有研究生，我觉得要深入了解历史，就研读中国历史之源的先秦史。读《十三经注疏》《史记》“先秦诸子”等，夜以继日，非常用功。
    研读三年，有了心得。我写了一篇考据文章《“钻木取火”辨》，登门请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先生。杨先生看后说有见解、有史料、有分析，给以鼓励。一周后，杨先生写信给我，说研究先秦史西安有优势，而研究清史北京有优势，如明清宫殿、坛庙、园林，特别是故宫档案，都在北京。清史几乎是一块处女地，挖个坑，丢粒籽，就会有收获。你应当利用北京的区位优势，研究清史。
    研究方向的改变，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我反复地想了一个月，决定接受杨先生的指点，研究清史。从哪儿入手呢？我从研究一个清史人物就是康熙帝入手。但是，碰到困难，如满文、八旗、旗地、帝系等难题。又登门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白先生说：“治学要寻根溯源。”清史的根源在关外。于是，我转向关外，从明初入手，以《明实录》《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和《满文老档》为基本史料，按时序，往下读。三年之后，尝到甜头。就写《论努尔哈赤》，又写《努尔哈赤传》，再写《清朝开国史》等。所以，研究学问，调查问题，寻根溯源，是个好经验。
    治史要从基本的、第一手的史料入手，研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特别是要剥析历史现象的原因之原因，以求对所研究问题的潜藏实质的认识和论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您觉得清史里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阎崇年：有些历史经验，值得后人借鉴。例如，康熙帝表彰、保护、重用清官，树立榜样。他谕褒于成龙等为“清官第一”。史载：“于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清史稿·于成龙传》）从而出现于成龙、张伯行、彭鹏、陈鹏年等一批廉能之臣。康熙帝保护清官，陈鹏年不与贪官同流合污，屡遭陷害，屡受保护。陈鹏年受到提拔，任河道总督。在治河时，身为部院大臣，吃住都在工地上。史载：“陈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磬。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清史稿·陈鹏年传》）
    又如，承袭“三法司”制度，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组成“三法司”。大理寺对重大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既驳都察院罪证之虚假，又驳刑部量刑之轻重，三法司堂官共同签署，才奏报皇帝朱批。再如，对重大贪污犯严惩，使官员不敢贪。特别是赔补制度，贪污的钱粮要进行赔补，不能侥幸过关。
    另如，从康熙帝开始实行密折制度，官员互相监督。但对风闻告密者，不具实名，不予受理，以防诬告，挟嫌报复。最后，重视科道官员。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也就是通称的科、道官员，实行垂直领导，不受督、抚、府、县的干预，以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监察。总之，布下严密监督网络，既监督官员，也保护官员，澄清吏治，健全法制，促使官员“清慎勤”，扬清抑浊，奖善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