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写作者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它们。”把汉语当做沟通人们心灵之桥的写作者们，身处这巨变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故事，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本期报纸我们采访了九位写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聆听他们关于写作、关于心灵的声音。这几日我们会陆续推送给读者们。
    《北鸢》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是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文笔的华美清雅，内在情怀对传统文化的薪火相承，以及现代语境中对民国历史独具韵味的演绎，让业内专家和读者颇感惊艳。
    学者陈思和为《北鸢》作序：“虽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也许这不仅仅是他的兴趣，读者们都会有兴趣知道，作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作家，葛亮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文化底蕴、审美取向，让他选择这样一种小说形式与语言，叙写他的中国故事，写出一部致敬《红楼梦》的当代小说。
    
    新作《北鸢》
    “格物”是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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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教授在序言中指出，《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史。你在自序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本小说关乎民国，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怎样让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去直面民国的历史？
    葛亮：很感谢陈思和老师对《北鸢》的精准导读。我曾经与前辈作家有过对话。在当时我更倾向于前辈书写历史建基于亲历经验，而吾辈更多依赖于想象。“想象”为年轻一代赢得了更多历史书写的空间。但在《北鸢》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出现了调整。我越来越要求将自己置于“在场者”的地位。我为这部小说进行大量格物工作，如果缺乏有关那个时代的细节，所有的想象都是无本之木。其实“格物”对我而言，意义远不止勾勒场景，落实细节本身。它是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借由这些历史的砖石，我搭建的是一个“在场者”观照下的模拟现场，以此去穿透我，作为作者与历史间的重重隔膜。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并不困难，相反是十分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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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沿着丰富的细节，重返历史的现场。历史、岁月，人物、命运渐渐地有了温度和质感。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葛亮：是的，的确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为这种查考具有相当的延伸性，比方一场“祭孔大典”的场景，你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典制本身。与此相关的春丁秋丁、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这些细节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的。换言之，落实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并在其间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这种建构系统的意识，也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所谓格物，并非只是埋在故纸堆里作案头功夫，我也很乐意通过访问的形式去触摸历史，比较有温度。所以，如何“让读者重回现场”，对我而言，前提是，我已经是“在场者”。这种感觉很微妙，处理虚构与真实，原无一定之规，而我则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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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是中国现代史中真实的部分，你以小说的方式进入民国，《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上个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岁月中的世道人心。生活在一个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隐没在历史大河中的民国，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的人和事，是你生命中的重要情结吗？你的现实生活与你虚构的小说世界有什么联系？
    葛亮：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情，来源非常具体。就是我的家族与父祖辈的经历。我的祖父是一名艺术史学者，外公则出身商贾家庭。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造就了我认知民国这个时代的不同面向。特别在写作《北鸢》的过程中，祖父生前的几位挚友，如王世襄，范用等陆续辞世凋零，我感觉到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这或许是我表达它的动力。
    《北鸢》中，有相当比例的情节是源于真实。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曾经去加拿大探访祖父的同窗，切身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个体与历史间的砥砺。同时，父祖辈的经验本身对我是无形的滋养，特别是知识结构的建构方面。比如我祖父对于中西艺术与绘画的见解，我外公作为戏曲票友对于京剧与昆曲的体认，都融入了小说中的细节。有关传统的薪火承继，这也是一条路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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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身份，全球化的角色，古典的心，你觉得对你这样的概括准确吗？前两者是时代赋予你的，而唯有古典的心是你的一种选择。你对古典的心是如何理解的，影响着你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葛亮：其实每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负载着现代与传统的辩证。我想古典的心，多少是对传统的依恋吧，包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审美，甚至人情。从文化续接的角度，我儿时的阅读经验提供了某些帮助，这和父辈的引导有关，看了不少笔记体的小说，《阅微》《耳新》之类。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字传统的敏感与语感。
    因为生活于当下，我对于中国的讲述，呈表传统，更多会考虑到现代的语境。所谓“常”与“变”的关联，这是在沈从文先生的《长河》中已经提出，但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现代性的价值，需要放置在中国经验中加以检验。虽然新古典主义本身是个舶来的概念，但对于传统的吸收、消化、反刍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品类的过程，对于东西方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当下时代的变动不居，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试验场，我很感兴趣在这个“场”里中国的角色与位置。在《北鸢》中，除了传统而封闭的襄城外，我同时写了民国最为时髦的一南一北的两座城市，天津与上海。在文化谱系上，它们为襄城所钦羡与模仿，同时也和后者产生对话。在天津内部又有新旧的分野，在意大利和英国租界区，成为前清遗老遗少的避居之地。而上海的“隔都”，则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中国在民国时期所呈现出的空间的复杂性，让我十分着迷。其次，我也感兴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互的谛视。所以，《朱雀》从一个苏格兰长大的华人青年的视角切入，对古城南京的探视。而美国的间谍泰勒，以中古五音制成曲谱发送情报，则是当时关乎中西的文化想象使然。
    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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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构成了你小说的空间与格局。为了写好天津和上海，你专程去过上海和天津吗？
    葛亮：是的。上海因为和南京很近，我自小非常熟悉。对天津的了解，不少是我外公和祖辈们对我讲述的经历。为了写小说，除了案头功夫，专程去天津数次，都是为了做相应的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和认识，与抽象的格物还是不太一样。前者更有温度，好像亲自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是血缘和地缘上双重的亲近感。所以，小说有不少细节都是很日常的。天津对我而言，又和故乡南京有叠合的一面。历史沉淀丰厚，城市格局又相当的日常，是过日子的城市，这一点特别符合小说的气性。
    书出版后，围绕小说内容，做了一次“与《北鸢》行怀旧之旅”的直播活动。我们首先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拜访了冯老师，听他亲自为我们讲述老天津的风物。这些年，他对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作出卓著贡献，令人感念钦佩。随后，循着我外公幼时的成长轨迹，我们探寻了天津的一些历史遗迹，比如他曾就读的耀华中学、意大利租界区、督办衙门的原址。这一程下来，感觉《北鸢》这部小说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更为饱满和丰盈了。
    
    南京与香港，家城与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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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几年了？香港和南京这两个城市，对你思考审视历史和体验认识现实，有着怎样的影响？你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吗？
    葛亮：我在大学任教近十年。南京与香港对我的历史体验而言，各有意义。我曾将其概括为南京是我写作的温床，而香港是我写作的磁场。南京作为我的家城，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如吴敬梓先生所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但落实到民间，就是感觉很舒服，很适合生活。而这种舒服，会影响文字表达的欲望，因为生活方式本身已是立场与态度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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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你经常会去哪里？金陵是不是让你感到历史就在斜阳余晖掠过街角、建筑的时候，在日常的市声中，静静地流动着？
    葛亮：在南京，我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夫子庙，与儿时记忆不同，现在逐渐商业化了；一个是南京博物院，前身是中央博物院。有丰富的藏品。尤其是明清瓷器，每次去，满目如见故人。南京的确是个历史俯拾皆是的城市，自小身处其中，习以为常。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祖父执教过的院校，我有一份独特的感情。百年老校，虽处闹市，却宁静沉郁，是旧日的好。在里面学习，久而久之也是一种心智沉淀吧。每次走进校园，看到被藤萝包覆的北大楼，心里就格外踏实。
    来到香港后，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南京全然不同，节奏的匆促，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冲击还是蛮大的。促使我躬身返照，去重新审视南京。也构成了我写作的起点。写作之初，在台湾出版《谜鸦》时，我曾被称为“学院派”作家。虽然现在这个称谓已不重要，但是学院的训练，还是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某些养分。比如对于文本逻辑感和格局感的构成，比如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对实证与“格物”的重视，大约都和我的学术身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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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排序，而是类似于有机的生长。你今后的创作还是面向历史的中国吗，还是会书写当下的中国经验？历史的中国，是你讲述中国故事擅长的题材？这是你以现在的眼光打量历史，去发现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联系。
    葛亮：其实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兴趣这种在结果基础上体会渐变的过程。所以，我的不少小说都是现实对历史的逆推。其间，你会感受到历史的意外，以及不规整之处。这是作为小说作者可以发挥的空间，你通过虚构去丰满与梳理这种达至意外的逻辑，同时表达这种逻辑中所含有的“常情”的力量。这便是我认为的历史的强大，这是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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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和历史不是割裂的，现实就是历史的有机生长。你写《北鸢》历时七年，犹如重回历史情境，与笔下的人物共处了七年，内心一定有很多感慨吧，在回望历史，思索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感受了自己的成长？你的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题材？
    葛亮：小说写作本身对我而言是种内心的沉淀之道，成长一定是有的。触摸与呈现历史的过程，也是建构自身的旅程。和笔下的人物将心比心，休戚与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也随之而饱满与成熟了。下一部长篇小说，仍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会延展得更久远些，同时会放置到相对更宽阔的语境中考察，探讨中西方文化传统在接触之初的彼此间的交错、钦羡、撞击与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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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教师和学者，你一定了解和领会不少现代小说的技巧，作为一个作家，你是不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或者说《红楼梦》对你的文学观和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葛亮：我对《红楼梦》很熟悉，是我阅读经验中的重要部分。我很钦佩曹雪芹先生的一点是“博学于文”。但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民间”的态度。《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小说达至文人化的高度标尺。它是雅的，但对俗的东西也融合得很好。中国小说的源流本身就是俗文学，所谓“稗说”，传奇，话本、拟话本都是为了喜闻乐见。其中有着来自庙堂之外的、野生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红楼梦》里保留了这些东西，雅俗共冶一炉，构成了审美的新气象。曹先生的《废艺斋集稿》已经散佚了，里面多涉及民间艺术。风筝是其中一种，所谓“比之书画无其雅，方之器物无其用”，但恰恰是这种“无用之用”，相当的迷人。它代表着一种审视历史的角度，自由而不拘一格。有很多逸出成见的所在，是我在写作上认同与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