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翁牛特旗赛沁塔拉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玉凤（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玉猪龙（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玉猪龙（巴林左旗尖山子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玉猪龙（敖汉旗干饭营子遗址出土）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这也可以说，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已正式形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5年，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已成为考古学界中的显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历程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内涵特征、源流关系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其中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交流关系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83年，此前经过调查和试掘，直到今天，田野考古工作仍在继续。2012年底，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系统刊发了20余年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深入推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坛、庙、冢等祭祀和墓葬遗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使得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以牛河梁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为参照，国内外博物馆早年征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得以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
    由此可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成组玉器的出土，使得学术界广泛关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及其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技术的
    飞跃性进步
    史前时期玉雕工艺技术的进步是判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判定当时社会是否拥有高等级技术能力的重要实证之一。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传统，在玉雕工艺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器类之一，通常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耳饰。红山文化早期资料零散，目前尚未发现玉器；红山文化中期玉器发现数量较少，目前仅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一对玉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线切割技术始自兴隆洼文化，在红山文化晚期依旧流行，技法更加娴熟，不仅用于玉料的切割，在制作斜口筒形玉器、曲面牌饰等器类上广泛使用。
    同时，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匠人掌握了锯片状切割技术，器体扁薄、形体较大的勾云形玉器、玉凤等均采用锯片状切割技术进行加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7号墓内出土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玉器，其背面留有一道长达l4.6厘米的锯片状切割痕迹。玉器的抛光、施纹、钻孔等工艺技术更加规范和成熟。从出土文物来看，几乎所有玉器表面均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如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瓦沟纹主要雕琢在勾云形玉器的正面和曲面牌饰的正面；凸棱纹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龟的背部，鸮、蚕等器体的外侧；网格纹和几何形纹样分别见于赛沁塔拉、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额顶、下颌部位和尖山子玉猪龙的背部。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有单面钻成的圆孔或自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还有自两侧斜钻而成的洞孔，后者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钻孔方式。
    从造型题材看，红山文化玉器可以分为装饰类、工具或武器类、人物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玦、环、管、珠等。玉玦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典型器类，至红山文化中期依然流行；然而至红山文化晚期，耳部佩戴玉玦的习俗几乎消失，这是辽西地区史前用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共出土145件玉器，其中玉玦仅有1件，出自墓主人右侧胸部，未作为耳饰使用。工具或武器类玉器主要有斧、锛、凿、钺、棒形器等。兴隆洼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但形体明显偏小。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形体相当，有的明显偏大。人物类玉器较少，正式发掘出土的整身玉人仅有l件，出自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大型墓内，通高18.5厘米，采用带有红褐色皮壳籽料雕琢而成。动物类玉器主要有龙、兽面形器、鸟、鸮、鹰、龟、鱼、蚕等。动物类玉器的造型特征突出，气韵生动，充满灵性，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雕琢工艺取得飞跃性进步的重要体现。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l号大型墓内出土2件玉龟，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右手部位，一雌一雄，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娴熟的玉雕工艺技术、精细入微的生活观察能力及特定的原始宗教观念。
    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是为满足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雕琢而成的，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主要器类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从出土数量和分布地域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猪龙应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人和玉凤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共出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内，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规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成熟。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圆形或方圆结合。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也有积石冢与祭坛并列分布，应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三、五、十六地点均为单冢，第二地点分布有四冢二坛，结构复杂，规模最大。分布在积石冢内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积石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规模较小且浅。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十六地点共清理上层积石冢阶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随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总数为145件。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1～5件，此外，还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已非一般性随葬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构成了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充分反映出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器和礼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礼器是相对于实用器而言的，礼制则是以礼器使用数量、种类的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体现社会等级高低的一套制度，礼器的出现早于礼制。
    从辽西地区史前玉器发展的进程看，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器类可能已经具有了礼器的功能，但未形成礼制；至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内石棺墓出土成组玉器为代表，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核心价值所在。
    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从随葬品的出土状况看，在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内的石棺墓中，以玉礼器为主，也随葬少量的陶、石质礼器，但唯有玉礼器的使用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级别高低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陶礼器和石礼器的使用均未形成礼制。二是玉礼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工具。在各种宗教祭祀典礼中，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属性，成为沟通天地、祖灵和神灵的媒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应为三种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凤、玉龟、玉鸮等也应具有独特的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功能。三是玉礼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性。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其功能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玉礼制所体现出的应是祭司之间、社会统治人物之间不同级别的差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代）是凡国家王室大事，包括生老病死，事事要听祖先的指示。这从一方面来说，表现了‘鬼神之明智于圣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内随葬各类玉器，墓主人应兼具“巫者”和“王者”的身份。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确立，这是玉礼制系统形成的先决条件，也应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红山文化的龙图腾崇拜
    关于中华龙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从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结果看，辽西地区无疑应为中华龙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考古材料相互衔接，见证了龙文化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中华文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兴隆洼遗址发现118号居室墓葬，埋葬在二期聚落的中心性大型房址内，应为首领式人物，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应为祭祀祖灵和祭祀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兴隆洼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内埋葬有野猪的头骨及用石块和陶片摆放出的“S”形躯体，是辽西地区所发现的猪首龙的原始形态；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的尊形陶器上发现有刻划完整的鹿、猪、鸟三种动物形象，其中，猪的头部经过写实处理，突出表现猪的獠牙，身体呈“S”形蜷曲，不同弧度的勾角组合在一起恰似腾飞的羽翼，充满灵性，这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猪首龙的形象，距今约7000年。红山文化玉龙与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首龙的形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红山文化时期，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的重要证据。
    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分为两类：一类为C形玉龙，有正式出土地点的仅有2件，分别出自翁牛特旗境内的赛沁塔拉和东拐棒沟遗址。玉龙头部窄长，吻部前伸，双目呈水滴状，颈部正中竖起一道恰似飘扬的勾角，以往的研究中，将其称为鬣，对比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鹿、猪、鸟动物形象，身体飘扬不同弧度的勾角，恰似腾飞的羽翼，我们认为红山文化C形玉龙颈部竖起的勾角不应为鬣，应为表示飞翔状态的羽翼。从C形玉龙的造型特征看，可能属于红山文化中期。
    另一类为玉猪龙，正式发掘出土的有4件，分别出自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的积石冢石棺墓内。其中，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4号墓内出土2件，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14号墓内出土l件；半拉山遗址12号墓内出土1件。另外，敖汉旗博物馆收藏有3件、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有2件、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有1件，均有明确出土地点。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收藏有10余件红山文化玉猪龙，出土地点不详。此外，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有2件，其中l件器体身部残缺；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有1件。
    玉猪龙的造型特征有强烈的共性，头部较大，精细雕琢，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噘，多数褶皱明显；身体蜷曲如环，中部较大圆孔多自两面对钻而成，首尾相连或分开；颈部有1个自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圆孔，少数颈部有2个小圆孔。尽管玉猪龙在已经发掘过的红山文化大型石棺墓中尚未出土过，但从发现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器物造型特征之鲜明等因素看，无疑应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器类之一。辽西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是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但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成为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典礼的核心内涵，龙文化在辽西地区的起源和发展与旱作农业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将辽西地区崇龙礼俗的形成进行阶段划分，兴隆洼文化应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则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精神信仰的产生，是辽西地区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西周、东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指出：“玉是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物。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独有而且长盛不衰。中国史前史中虽不必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却实实在在是在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美德的象征物那个遥远的时代形成的，这个时代确实比‘青铜时代’为早。对玉独有所钟这一文化现象，最初可能出现于北部、东部几个文化大区之内，后来随方国间文化的交流、夷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传统美德得到共识，体现美德的玉器遂为中华民族所共同珍视，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
    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早期玉器的出现距今8200年左右，此后历经3000余年的发展，至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使用，玉雕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形成；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共同的精神信仰。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的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正式形成，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