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
    “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之一、英年早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曾经说过的话，这也代表了丛刊的另外三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的心声。
    这份执念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从2014年至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辑。第一辑包括了《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白雨斋诗话》《俞樾函札辑证》《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和《扶桑十旬记》（外三种），第二辑包括了《翁斌孙日记》《张佩纶日记》《吴兔床日记》《赵元成日记》（外一种）、《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十八国游历日记》《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翁同爵家书系年考》《张祥河奏折》《爱日精庐文稿》《沈信卿先生文集》《联语粹编》和《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近日出版的第三辑收录稀见史料十种，分别是《孟宪彝日记》上下册、《潘道根日记》（上下册）、《蟫庐日记》（外五种）、《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册）、《吴大瀓书信四种》《赵尊岳集》（四册）、《贺培新集》（上下册）、《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
    据了解，《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旨在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这个编辑团队大多数由中青年学者组成，他们为了共同的学术理想砥砺前行，在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料中搜集挖掘整理，学术界称他们此举可谓功德无量。为此，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丛刊第三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彭国忠教授。
    通过累积性的整理，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
    读书：这套丛刊是无限开放的，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怎么把握遴选的标准呢？
    彭国忠：这套丛刊有三个关键词：近现代，稀见，史料。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也最有魅力、最具研究开发空间的时间段。在《丛刊·总序》中我们对“近现代”作过自己的叙说：“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涵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条流动不居的水，不会从某一点突然开始，也不会到一点戛然截至；近现代一些事件的发生，近现代人物在这爿历史舞台的“表演”，其“波澜”、“连续性”，都不是1840年、1949年这两个时间点所能分开的。
    对“史料”的理解，关涉到我们这套丛刊的编纂宗旨和原则。一般史学意义上的史料，肯定在收录范围；但这不是标准，甚至不是重点，因为它们早被史学家拿去，作为正史叙述的依据。我们理解的史料，“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这不是要泛化历史概念，不是将“六经皆史”扩大到子亦史、集亦史，从而消解历史，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其旨趣并不在于建立或催生新学问，只是以切实的工作，期望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稀见”二字易于引起争议，令人质疑，因为它确实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相对，有四层含义。一是书籍载体的相对，如稿抄本之于刊刻本、影印本，前者数量绝少，后者相对较多；二是阅读者的相对，同样的史料、文献，对有些读者可能属于稀见，对有的读者来说则属于常见；三是时间的相对，一部书刚付诸剞劂时，往往不属于稀见，但经过岁月的磨蚀后，当时的刊刻本也变得稀少，有的甚至成了孤本；四是数量与使用者的相对，比如影印本，一般认为很不稀见，但是当我们考察其影印数量与使用者的数量时，即可判断其是否稀见。像《历代日记丛抄》，全部采用稿钞本、刊刻善本等为底本影印，但只印刷了六十套，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者、阅读者而言，仍然属于稀见。有的影印本数量比这还少。
    读书：能不能具体对照“近现代、史料、稀见”这三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第三辑所收录的这十种书？
    彭国忠：第三辑所收十种书，其作者时代最早者为潘道根（1788—1858），但其日记所记自道光四年（1824年）元旦起，至咸丰八年（1858年）止。其次为吴大瀓（1835—1902），再次为廖树蘅（1839—1923），再次为《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作者陶兆麒（1845—？）。最迟者为《贺培新集》附录的《俞大猷集》作者俞大猷（1908—1966），其次为《赵尊岳集》作者赵尊岳（1898—1965），再次为贺培新（1903-1951）。这三位主要生活于民国，其著述也以民国为主。整体而言，本辑没有轶出近现代范围者。
    内容上，《贺培新集》的作者贺培新曾任职于北京的中学、高校，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参议，管理过颐和园文物，任河北省方志馆纂修、民国国史馆纂修等，又是桐城派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政治上与时俱进，其作品直接反映了五卅惨案、抗战等史实。《孟宪彝日记》则“记载了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其任职、罢职、办理河工赈济、经营煤矿铁路等实业情形，以及十数年间中国社会、家庭、人民精神面貌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十余年间，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学、社会各方面的镜像。”（《前言》）赵尊岳是一位文化名人，因为抗战时曾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秘书长、伪铁道部次长、伪宣传部长、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被定为汉奸。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其作品所涉及的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文人及其心态，等等，无需多言。《壬癸避难日志》记陶兆麒在同治壬戌（1862年）、癸亥（1863年）年间“全家因太平天国战乱而被迫离开平湖县城，在钟溪坟浜、华使浜等地的避难生活”，而《辛卯年日记》则记光绪辛卯年（1891年）其全年在平湖县城的生活，“两种日记对当时的物产、物价、习俗有所记录，对民间商业活动也有所涉及，可以从中略窥晚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情况”（张霞《前言》）。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 珠泉草庐文录》为廖树蘅师友投赠的奏牍、题跋及其自作，“涉及到湖南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各种人物”，展现“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在此半个世纪中的波谲云诡”（廖志敏《前言》）。
    《潘道根日记》记载了一个乡村医生真实的日常生活。《吴大瀓书信四种》属于私人信函，但吴大瀓由科举而仕宦的一生，使其书信自然避免不了政事、政治人物，“对于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陆德富、张晓川《前言》）。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专门摘录《求恕斋日记》中刘氏购书、读书、藏书楼建设与管理、刻书、抄书、编书、售书等等活动之史料”（陈谊该书《凡例》）；《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于近代诗学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版本上，第三辑十种书，多为稿本。《蟫庐日记》及其外五种，皆来自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本。《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整理，稿本上还有作者修改痕迹。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系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摘录整理。《吴大瀓书信四种》中，有一种《近代史所藏吴大瀓信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稿本。《孟宪彝日记》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贺培新集》中，《天游室诗未刻稿》《天游室文未刻稿》两种来自手稿本；附录的《俞大猷集》，依据国家图书馆藏俞大猷手稿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赵尊岳集》和《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此前并不存在《赵尊岳集》，整理者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黎晓莲两位，“从各类报章杂志上着手，特别是由赵氏同仁主办的《申报》《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古今》《好文章》等。1949年以后的文章，则从他曾经任教学校出版的期刊杂志上搜集”（陈水云等《前言》），加上前人已经整理的赵氏著述，通合为《赵尊岳集》。《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全部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杂志《民权素》，后《民国诗话丛编》也已经据之整理出版过《民权素诗话》，但所收种类仅为十四种；每种诗话条数，也多被删削，由原刊五百七十一条，删改为三百三十一条，故重为校辑实大有必要。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底本为衡田廖氏1948年家刻本，系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赠送给整理者廖志敏先生的；其《珠泉草庐文录》底本为清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刻本，系衡田廖氏家传藏书，亦自有价值。从版本言，“稀见”为主；不稀见者，读者也查阅不易、不便。
    虽然“有过无功”，仍愿“乌鹊反哺”
    读书：您感叹编辑这样一套丛刊，难度相当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彭国忠：这与我前面所说“稀见”有关。整理古籍，大多存在难度，我们这套书，因为首重稿钞本，多日记、笔记，所以难度尤大。稿钞本、日记等，多是私人化的书写，用草书、行书，字迹潦草，涂抹、勾划严重；书写者还会因为个人的爱好，大量使用异体字、俗字，偏旁部首会被像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拆合组装，随意搭配；多一笔、少一笔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随意挥写、潇洒自由。有些日记开始时工笔小楷，写着写着就变得龙飞凤舞了。有的作者非常认真简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写着正楷，可你就是认不出他所写的是什么中国字。称谓上，人名往往全称、简称不统一，人名用字音同、音近而字不同，一个人名会出现四五种不同写法，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颇令人猜疑；地名用字不一致；书名多用简称，令人不易点断加标点符号，不点断又不行。
    整理中还会出现因为专业性过强而带来的难度。像第三辑中吴大澂的书信集，吴大瀓除了是个官员外，还是金石学、文字学家，喜欢在书信中与人探讨文字，当然不是常见的文字，而是金石碑版上的文字。他的书信中出现的文字，有些只能扫描了作为图像粘贴上去。整理者之一陆德富，是裘锡圭先生的高足，也是专门搞文字学的。卢康华整理的《蟫庐日记（外五种）》，其中有两册日记手写字非常潦草，墨迹又非常淡，辨认起来很吃力；还有一册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苏码，用苏码记数，这个东西太专业了，一般人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看，还找了几个稍微懂得传统记账符号的人帮忙，然后又跟倪春军两个人商量，找了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去研究。而苏码这种东西，它的基本规则在那，每个人用的时候又有一些创造性变化，所以虽然在辨识上用了大量功夫，有一些字把握性还不是很大。
    读书：近年来，文献影印出版的势头不减，而且随着数字化发展，电子文献产品也不断问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来做这种所谓“有过无功”的整理工作？
    彭国忠：文献影印的最大好处是存真，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面貌，便于读者研究者在无法见到原书的情况下进行阅读、核对。其次，影印极大地扩大了原书的传播范围，使藏在“深闺”的“王谢堂燕”飞入寻常人家，其价值得到更充分地实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影印都能存真，都有价值。有的影印本，会将阅读者的评语、圈点、勾划甚至误落的墨点都保留下来，就刊刻本已经不是很好的事情，就稿钞本而言，几乎成为重灾，严重影响了书的原貌，影响了对书的阅读、理解。有的影印，因为考虑成本等因素，拼贴、嫁接文字段落；有的影印，因为底本漫漶、字迹隐灭，便采用勾描等手段补救，就会产生多笔、少笔、错笔等问题，致使影印失真。有时，看似照原样影印了，却不知原样的书页早已移动、错位，影印出来的也不是原样。像第三辑中的《孟宪彝日记》，《历代日记丛抄》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进行影印，六大册，我开始整理时就是用影印本，但逐渐发现它所记事件、时间错乱，人物出现先后衔接不上。最令人骇异者是孟母于民国七年已经去世，而到日记快结束的民国十二年后，居然还有为母亲庆生的描写。后来终于发现，原来的日记可能没有装订，以散页形态保存，后来没有经过仔细阅读、考证就装订成册，影印时就按照原有册次页次处理，自然就混乱了。
    而有些电子书还不如影印本，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又产生新的不足，比如会把读者阅读时翻折的书页不加复原地扫描做成pdf版；有的电子书是word版，很不错，但缺少专业校勘，漏字、认错的字等等随处可见，有的难以卒读。
    但“整理”就不一样了，它经过整理者的文字识读、内容考证、人名地名、时间事件的核查，即使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最起码会提供一个线索、一个方向，会在阅读的道路上提醒您“此处有地雷，小心”。有的深度整理，已经就是研究性质的了，学术含量更高。
    但整理同样会犯错误，会因整理者学识、水平、阅读经验、综合素质，以及个人主观的爱好、偏见等因素，造成整理过程中各类问题的发生，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不容宽恕。目前，我们缺乏文献整理的统一标准，不同的整理者，不同的出版社，文献整理标准不一样。对经过整理的文献，哪怕是很小的问题，也会招致读者、研究者的否定，因为你是整理，不是影印，他们的要求、期待就与影印不一样。有时一个小问题就会导致对一部书的整体否定。所以，整理往往被视为“有过无功”的事情。
    但文献整理是学者对学术界应有的回报。张剑、徐雁平我们兴趣相投，谈不上有什么高大上的牺牲精神，只是觉得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一回“乌鹊反哺”而已，哪怕出现错误。
    日记有时比专著更真实、丰富、血肉饱满
    读书：这套丛刊的主打是日记，以丰富的私人生活细节呈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多种面向。您在编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价值、有意思、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彭国忠：这套《丛刊》确以日记为主打，已经出版的三辑，日记都达到或者超过每一辑所收著述种数的一半，具体到第三辑，共收书十种，日记有五种；加上张霞整理的《壬癸避难日志 辛卯年日记》，其实是两种；卢康华整理的《蟫庐日记》之“外五种”，实际收录日记十一种。这些日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各类事件，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书写，也诠释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
    比如，孟宪彝在民国时期担任过议员，我特别留心他对五四运动的记载。在《孟宪彝日记》中，相关记录是：“四 初五日 晴”，内容为：“写屏对。午后，到大观楼。写匾字多方。下晚，筮谦约吃天和玉。又到杨仲五药房一坐。到前门内，见学生数千人横路，不能行，以赴各使馆，声说日人不交还青岛，各手执一小旗，书‘索还青岛，讨卖国贼’字样。下晚，闻到曹汝霖宅，打伤章宗祥，将曹宅房屋烧毁矣。”也就是五四这天，是农历四月初五，天晴，他上午写屏风、写对联，下午到大观楼去。又题写了几方匾额。下晚时分，有朋友约他到天和玉吃饭；饭后，又到另一朋友杨仲五药房坐叙——这些，都是他的日常生活，每天如此，常态化的；然后才进入我们关心的事件：前门大街上，几千名学生在示威，横断了交通，手里举着“索还青岛，讨卖国贼”的旗帜，到各国使馆声讨日本人不交还青岛给中国政府；学生们还火烧了曹汝霖的宅子，打伤了章宗祥。但是，从日记底本上可以看出，五四这天的日记是补写的，什么时候补的不清楚。这很耐人寻味。接着，五月五日的日记，完全与这场运动无关，六日的日记则是：“写寄美庆善儿信。托紫垣代寄。筮谦之广祖母四十正寿，为之送杂剧一台。午后四时，大总统约为游园会，入新华门，到瀛台一游。到大圆镜等处观牡丹。到怀仁堂，总统出，与大家略谈。玉双开言：日前学生与章、曹为难，请勿以命令送学生于法厅，致于名誉有碍云云。后到紫光阁，瞻历代帝王像。出福华门，回寓。筮谦宅来客甚多，票戏亦甚多。宇民初次演《坐宫》，颇受大家欢迎。夜过半，乃就寝。”民国大总统在五四爆发的第三天，居然还好整以暇，有心情约请议员们游园，而不“惊梦”，议员们游园之外，观剧演剧不误；当然，也有人为学生陈情，但绝不是出于同情学生、保护学生，而是为了政府的“名誉”。接下来数日，仍然是外出廊坊、煮茶、行吊、写字，直到十二日，才再次出现与五四相关的内容：“午后二时，钱总理约到怀仁堂，同参众两院议员讨论巴黎会议青岛失败问题、方法。大众以不签字为宜，为留将来争论馀地也。写复介如信。”十七日：“午后一时，参议院开会。下晚，汉亭在心航处设筵，作消寒会。”参议院开会，也无涉五四。十九日才补充交代：“黎明即雨，可望深透。农民将幸秋禾之发育矣。昨日，在新丰楼言及学生停课，在大街上，以日本衣帽插为小人，用者为东洋奴云云。抵制日货，言之未免激烈，恐牵及外交，政府无以善其后也。学生之爱国热，殊觉过火也。雨竟日。宇民、翰翔来谈。”我们不是要消解五四的价值和影响，不是要谴责孟宪彝，而是认为通合这些记载，可以反观五四，反观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又如《潘道根日记》，主要记载一个乡镇医生潘道根的日常生活、生命历程，他的行医论医，尽忠尽孝，交友急难，借书、读书、买书、赠书、写书，他在日记中很认真地研究、探讨古文字、理学，毫不含糊地批评甚至鄙薄袁枚、金圣叹。他记录水灾之后，儿子长时间赤脚站着水中，脚趾腐烂，痛楚不能成眠，而他无钱无势，束手乏策，不禁想到：“平居读书，动以四海饥溺为怀。今方一家数口之不保，岂不可笑？”（1827年12月13日）1842年4月至10月间，外夷入侵，多地失守，城池告急，“城中挈家避兵者纷然矣”（6月18日），“闻福山有警，北门避兵之船络绎不绝，妇女仅携孩童衣包，以雨盖遮日而行，米粮箱笼俱不可带，亦有被人劫夺者”（6月20日）。当7月8日，提督陈化成战死殉国，“夷目在吴项桥出示安民，夷船已入刘家河”，有些人投敌做汉奸，而“城中避兵者纷纷入村”，他却“余日修净业，暇则观书而已”，接着上海县典史杨某殉城，靖江失守（7月29日），他却于8月1日撰写出一篇近两千字的《劝戒文》，阐说“天下之治乱，根于天下之人心”的道理，认为“人心一日不悔过，则天心一日不悔祸。从古以来，未有丧其心而不致乱者也，亦未有以乱治乱而可以已乱者也。然则欲拨乱而反之正，诚莫先于正人心矣”，显得迂腐而又可爱可敬。还有他自己生活清苦，赁屋而居，儿子被迫到外地去教书度日，却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年“恤嫠赒贫、放生善愿，计用钱十二千四百十六文”（该年除夕日记）。读这样的一部日记，可以认识近代社会乡绅阶层的文化生活、他们的政治观国家观，可以了解中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潘道根崇儒信佛，他的朋友王又新“全家归佛，次、三两子已披薙，长子在昌义局为义学师，又新现在七子山僧寮”），可以观察传统礼仪在民间的命运，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医生鲜活生动的生活史、生命史。我觉得这是主要的，远比历史书、研究专著告诉我们的真实、丰富、血肉饱满。
    读书：胡晓明教授说文献的发现、整理、出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彭国忠：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突破，往往借助于新的理论、方法，或是借助于新史料、新文献的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百多年前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其学科便宣告建立，文学史的叙述模式也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大量文学事实的舍弃，对丰富多样文学现象的简单化处理。比如以“出世”与“入世”分别文学家及其作品，这种二元思维禁锢着研究者的思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进入仕途，是积极入世者；但又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往往遭遇贬谪、流放，其作品往往被称赞；入世，却左右逢源，官职做到很高，很少挫折，其作品往往被评为价值不高；最好是像陶渊明那样能够归隐田园，多数都会获得肯定评价。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就是“怀才不遇”的失意者和遗世独立者，那些仕宦达者，作品往往获讥“无病呻吟”；那些真正投入生活中却没有获得政治身份的人——既不是达者，也不是失意者，也不是高蹈隐逸之士，也就是不能以政治标准划分其身份者，更很少被关注。如果我们把文学史重点研究的怀才不遇者称作第一种人，遗世独立者称作第二种人，达者称作第三种人，能否把被文学史遗忘的这类没有政治身份的人称作第四种人？而第三种、第四种人，今后都应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相应的也会出现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出现研究格局、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突破。
    这只是从创作主题角度说的，从批评主体、批评方式、批评资源等角度看，也可以有研究的突破。
    胡晓明先生敏锐地看到《丛刊》蕴藏的丰富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源，前瞻性地提出突破既有研究格局的命题，我们把它当作是鼓励，并在以后的编辑中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