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松 摄
    11月5日，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1周年。三天后的中国第17个记者节，“韬奋新闻奖”公布，人们以这种方式铭记并致敬这位杰出的爱国者，著名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政论家。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韬奋精神，曾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鲜艳旗帜。但随着岁月变迁，在互联网时代、在媒体转型期，这样的韬奋精神似乎正在被淡忘，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日前，《解放周末》专访邹韬奋之女邹嘉骊，这位86岁的老人，继承父亲的事业，干了一辈子出版工作，又用半辈子的时间，整理父亲遗著，出版《韬奋全集》。在文字中，她一步步走近父亲，更深地理解了韬奋精神，也读懂了他的毕生追求。
    出版家
    “竭诚为读者服务”，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
    1944年6月1日，自感病情加重的邹韬奋，要求口述遗言；第二天，6月2日，由长期一起战斗的合作伙伴徐伯昕记录下了韬奋的《遗言记要》。他对身边的人和事一一关照，说到幼女邹嘉骊时，叹息道：“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
    这个“屡劝勿听”的小妹长大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干了一辈子的出版工作。
    同为出版人，邹嘉骊最能体会父亲对出版的热爱。在她的回忆中，邹韬奋生命的长卷徐徐展开，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便是作为出版家的邹韬奋。
    时光倒流至1926年，那是邹韬奋生命中重要的一年。
    这年元旦，31岁的他与沈粹缜完婚；10月，接手主编发行量为2800份的《生活》周刊。
    当时的上海，杂志五花八门，多数开开关关，寿命只有一两年。
    仅仅过了两年，原本不起眼的《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良友》杂志最高峰时的4万份；到了193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55000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邹韬奋创造的神话，不止这一个。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分别是《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和五日刊，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五刊一报几乎都是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冠军，其中《大众生活》的发行量更高达20万份，刷新了邹韬奋自己创造的纪录；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全国出版业第一，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
    神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
    邹嘉骊对此的解读是，大众立场是作为出版人和媒体人的父亲一生坚持的立场；长子邹家华也在《父亲韬奋的爱》一文中写道：“‘竭诚为读者服务’，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
    为大众，首要的便是为大众说话，说大众的话。对于父亲的出版主张，邹嘉骊烂熟于胸：“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的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抵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不是白费的。”
    “爸爸把杂志、报纸办成了‘会客厅’。他说，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活、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
    “这样的‘谈话’，不是家长里短。爸爸说过，‘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却要注意到社会性；是前进的，不是保守的；是奋斗的，不是屈服的；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
    邹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却反对纯粹的趣味。他说：“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淫诲盗’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
    除了内容上的为大众，邹韬奋更广为人知的“为大众”，是认真回复读者来信。邹嘉骊儿时记忆中的父亲，但凡在家，除了留点时间给孩子，其余便总是写稿、写信。
    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从第二卷起就设立了《读者信箱》。
    开始的时候，邹韬奋一个人拆信、选登、答复，不以为苦，反乐在其中，有的回信写到两三千字长。他自述答复读者来信时“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肯马虎”，“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与许多好友谈话，精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
    但随着来信如雪片般飞来，邹韬奋纵是用尽全部时间也应付不来了，而他又认为此事绝不可懈怠，便在周刊人手极紧张的情况下，让其他四个人与自己一起做这项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不仅要求妥为保管所有来信的原稿，建立来信者档案，更要求所有回信让自己过目，并手签自己的名字。曾有人统计，10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有4万多封，是古今中外的编辑家们罕有做到的。
    读者来信多了，拜托杂志社办的事情也多了，且千奇百怪。邹嘉骊读到父亲的记叙：“最有趣的是，有的读者因为夫人要生产，托我们代为物色好的产科医院；有的读者因为吃官司，托我们代为介绍可靠的律师；乃至远在南洋的读者，因为母亲和夫人要买国内的绸缎衣料，也委托我们代为选购，我们无一事不是尽我们的心力做去。”
    一些读者不写信，而是直接找上门，每天都会有五六起甚至十来起，有的是报国无门，有的是遭遇了社会不公，有的是陷入人生的彷徨苦闷。夜色中，生活书店永远是彷徨者最放心的去处——人生地疏，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认不得路，想起“生活”，往那里跑；找不到旅馆，想起“生活”，往那里跑；买不到车票或船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
    邹嘉骊回忆，父亲曾对周恩来同志说，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科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当时周恩来就笑着说：“你是宣传鼓动家。”“很多老同志也对我说，是看着你父亲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的。”
    爱国者
    “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
    1997年，母亲沈粹缜去世。两年后，二哥邹竞蒙（原名邹嘉骝，邹韬奋次子）意外去世，接连的打击让邹嘉骊陷入苦痛中。“那时候，连话都不想说。”但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没有停下。“是父亲的文章‘救’了我，父亲的文章虽然沉重的多，但沉重后面，总有个光明的尾巴。”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能给人以光明和希望。“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邹韬奋身陷囹圄，在狱中写下“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
    “国家危难存亡之际，爸爸没有一天不握着笔呐喊。”邹嘉骊说。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邹韬奋就大声疾呼，在《生活》周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揭露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1931年5月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邹韬奋忧心如焚，撰文指出：“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我们中国人欲保其民族的生存，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后出版的周刊第一期，邹韬奋悲愤地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
    而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邹韬奋连声怒斥——连续撰文《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
    三个“宁死不屈”背后，是怎样的痛与不甘。“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
    哀痛，也是爱痛。这份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痛，让邹韬奋发了一辈子的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爸爸还在病床上写，《对国事的呼吁》《患难余生记》……5万多字，是靠着打止痛针，一字一字写下来的。”邹嘉骊说。郭沫若在韬奋追悼会上这样说：“你（邹韬奋）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支笔的墨……”
    在持续不断用笔“发声”的同时，邹韬奋做了三件轰动全国的事。
    第一件是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正当长驱直入黑龙江之际，驻守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向全国通电宣誓力抗死守，和撤回关内的20多万东北军形成极大反差。
    邹韬奋决定由周刊发起，组织全国性捐款活动，支援马占山部抗日。这一义举，轰动全国，未出一月，就收到捐款12万余元，杂志社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
    第二件是筹办“生活伤病医院”。
    在淞沪“一·二八”抗战中，邹韬奋看到医院缺少床位、人手和医药，很多伤员只能躺在过道里，他泪流满面，决心筹办伤兵医院。
    筹办过程虽艰辛，但如捐款一样，民众是邹韬奋的靠山。过去50多年之后，曾有一位被医院录用的护士回忆：“那天光报考的就有六七百人……都是年轻人。”
    第三件是援助“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抗日救国运动。运动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成为全国最为及时给予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的杂志。除了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邹韬奋还做出了谁都没想到的决定：每期寄送北平学生联合会数千份刊物，由他们出售，收入留给学联。
    发声与做事，给邹韬奋带来的是不断地被迫流亡，以致邹嘉骊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爸爸并非不爱我们，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但只要在一起，不论工作多忙，每天晚饭后，爸爸总要逗我们玩一阵子才去工作。”有一次，邹嘉骊趴在地上哭闹，怎么劝也不行，于是，邹韬奋也伏在地板上装哭陪她，直到嘉骊破涕为笑。还有一次，邹嘉骝放学回家哭，父亲一问才知是因为古文背不出而被老师责打了。邹韬奋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老师体罚没有道理，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刻到学校对老师提意见。“我想，这可能和他的民主作风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爱我们。”
    爱小家，也爱大家。当国家需要时，每一次，邹韬奋都选择了爱国家。在“七君子”获释出狱后的群众欢迎会上，韬奋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
    真勇士
    爸爸颤抖着写下了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邹韬奋去世时，邹嘉骊只有14岁，从小与父亲聚少离多，她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很深。“但父亲临‘去’前留下的‘不要怕’三个字，陪了我一辈子。”邹嘉骊说。
    那是1944年7月24日的清晨，邹韬奋已经说不出话了，病房里只有夫人低低的哭泣声。“爸爸的胸脯急促地上下起伏，似乎想说什么。妈妈就给了爸爸一支笔和一本练习本，爸爸颤抖着写下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不害怕”的邹韬奋是真的勇士。
    他不怕权威。当曾经声气相投的胡适，在国难当头之际，竟然一再主张温和冷静不抵抗时，邹韬奋连续发表决然不同的看法进行批驳。胡适当时已是在思想界、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邹韬奋作为一名出版人，与这样一位大人物直接对立，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他不怕权贵。1932年1月，蒋介石心腹胡宗南用小汽车把邹韬奋接去谈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社会主张问题。此举背后的恩威并施，明眼人都看得明白。邹韬奋却如没事人一样，面对胡宗南做激烈的辩论。在答复胡宗南提出的“站队”要求时，邹韬奋斩钉截铁地说：“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一个文弱书生竟敢和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激辩四小时，胡宗南始料未及，临别时，他板着脸说：“请先生好自为之。”
    随“好自为之”而来的，是各种明面上的和暗地里的压迫，《生活》周刊的境况愈发艰难，终被查封。几年后，邹韬奋又把《大众生活》周刊办得有声有色，这次，蒋介石下令让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亲自陪送”邹韬奋前往南京见面。在和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后，邹韬奋放了杜月笙的鸽子，也就是放了蒋介石的鸽子。
    如此“不给面子”，《大众生活》周刊旋即也被查封，邹韬奋前往香港避祸。在《大众生活》的最后一期上，邹韬奋发表声明：“我绝不消极，绝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并非不知凶险。邹嘉骊从妈妈口中得知，坚强的父亲也哭过。“爸爸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东江游击队来接我们从香港撤出，为免目标过大，爸爸先撤，我们跟着妈妈后撤。当时我还小，不懂分别背后的沉重。听妈妈讲，那天晚上，爸爸跪着、哭着对妈妈说，‘这次分别，能否再见，心里没底，三个孩子托付给你了，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
    邹韬奋曾在鲁迅公祭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他说：“我愿意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有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也是何其贴切。
    2014年，在国家公布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公祭的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里，邹韬奋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是其中唯一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出版家、政论家的英烈。
    对话
    媒体不在新旧，在于懂不懂读者需求
    解放周末：您后半辈子一直在整理韬奋先生的文字，如此“贴近”父亲，给了您怎样的感受？
    邹嘉骊：我从书店营业员、出版社校对起步，之后一直在做编辑的工作，我的前半生好像是专为了下半辈子整理、出版爸爸的遗著做“热身”。
    刚开始时，我是“个体户”，没人叫我干，是我自己想干。一个人，计划也不是很大，就先做韬奋著作的目录。
    我顺着爸爸的人生足迹跑了很多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徐家汇的藏书楼，仓库里的东西都发霉了，我又正犯着气管炎，但每次去都能挖到资料，就特别高兴。
    很多当年与爸爸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为我提供线索，也有年轻的同志帮我去旧书店翻找，目录才得以顺利出版，同时还带出了个副产品——《忆韬奋》，是大家回忆韬奋的文章结集。
    解放周末：1995年出版的《韬奋全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听说花了您和您的团队整整10年的时间。
    邹嘉骊：1986年，韬奋基金会成立，胡愈之等前辈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出版韬奋全集。我从“个体户”变成了著作编辑部的负责人，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资深老编审，五六十岁，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他们工作态度极端认真负责，思想纯，不计名利，把最好的十年给了《韬奋全集》。
    解放周末：近日，《韬奋全集》出了新版，和初版相比，新版有哪些变化？
    邹嘉骊：新版增加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当年被国民党扣押的11篇文章，以及初版时因为思想不够解放而没有收入的文章。
    初版之后，我脑子里一直想着，国民党当年扣押爸爸的稿子，到底扣押了什么，到哪里去找，想啊想，就想到去国民党的档案里找。于是就联系了南京的历史博物馆，果然找出了被扣押的文章，这次再版就按照编年把它们都收进去了。
    解放周末：在全集初版的那个年代，韬奋广为人知，韬奋精神激励许多人，但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对先生事迹了解得不多。
    邹嘉骊：时代不同了，现在要让人们统一到一件事情、一种观点上来，很难。
    但总有些东西是不会变，也不应该变的。比如说信仰，因为人总要有所追求。我就是在整理爸爸的文字中，一点点觉悟的。他之所以一次次主动选择站到斗争的风口浪尖，之所以能和共产党配合得这么默契，之所以能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拉拢，之所以不畏惧国民党的恐吓和迫害，从根子上说，爸爸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爱国家、爱人民。
    解放周末：互联网时代，媒体面临着转型危机，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转向做吸引眼球、搏出位的报道。对此，您怎么看？
    邹嘉骊：我今年86岁了，也玩微信。媒体不在新旧，而在于是否真正懂得读者的需求。
    我很喜欢看电视上比赛认字、背唐诗的节目，这类节目对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是有好处的。采用比赛的形式，可以激发年轻人的好胜心，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只喜欢唱歌跳舞，未必是这样的。
    其实，不止是新闻出版工作，做什么工作，心中都要有老百姓。我看电视上旧房改造的节目，很好，花钱不多，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不能只是简单地拆老楼、造高楼，弄得老上海走样，新上海没新意、缺少历史感，得动动脑筋，怎么让百姓住得舒服点。
    解放周末：您觉得韬奋精神会不会过时？
    邹嘉骊：还是那句话，什么年代，都要有信仰，自己拿定主意，才能看清方向，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