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著名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一方面，他的大部分作品用德语写就，另一方面，他曾生活在奥匈帝国的中欧德语文化圈中，这使他得以总体地鸟瞰欧洲文化的现状与趋势，在西欧古典主义美学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
    “总体性”是卢卡奇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最初将总体性概念加以具体化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在人类知识的根源中蕴含着对于同一性的渴望，据此他把他者的意识与主体意识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主观交往体系化为所谓辩证法的原理。此外，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思维方法或对某一事态的叙述逻辑，而是关于存在的时间变化的普遍法则。因此，辩证法与总体性须臾不可分离，按其自身特点一同构成存在的巨大认识论框架。
    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概念意味着构成物质基础的结构复合体，从而具有更具体、更丰富的含义。在社会各阶层中，个别的总体性不断变化、频繁错位，并且在各阶层的相互关系中相互规定、相互制约。因此，只有从辩证的变化过程视角把握、包容每个体系的总体性结构，才能如实地认识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等现象的时代意义和界限。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发展的唯一中介并不是诸如“绝对精神”一类的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而是“劳动”这一生产的真正灵魂。在他看来，只有劳动引起的自然的变化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
    卢卡奇率先把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导入美学研究之中，创造性地构建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因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因此，他认为，在异化世界的支离破碎生活中，努力恢复“一体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课题，而体现这一一贯体系的最有效的媒介正是艺术。
    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关于叙事诗的讨论中，卢卡奇试图勾画通达小说之路的一系列路标：小说酝酿的历史、构成小说的内在形式、构成小说的概念、小说的内在范围、小说的意图以及小说的特征等。在《小说理论》第二部分中，卢卡奇单刀直入、直达底层，通过比较分析单个的小说作品，达到了更加深层次的艺术思考。通过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托马斯·曼以及德国古典文学，他的规范美学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恢复现代文学中“失去的总体性”，并通过其具体体现，娓娓讲述可寻求的新价值的信念。因为对于卢卡奇来说，所谓小说就是在堕落的世界上，通过堕落的主人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讲述世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恢复世界。他的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通过这些小说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搜寻有助于找回失去的东西的蛛丝马迹。
    小说叙述的现代意义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文学体裁分为抒情、叙事和戏剧三种。其中，小说属于叙事体裁，它与“现代性”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小说的本质和性质的追问并不仅限于对一种文学体裁的追问，而是一路追问创造了该作品时代的性质，即“现代性”。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通过总体性深入探究了这个主题。在小说最初登场的年代，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作为人生的最初故事，小说为“现代的个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卢卡奇的问题意识。
    他以充满诗意的文笔，聚焦亮点、以点带面，展示了古希腊文化的圆环特征。“仰望星光闪烁的苍空，能够阅读可以去又必须去的路的地图，那个时代曾经多么幸福？而且，星光璀璨夺目，能够照亮那条路，那个时代曾经多么幸福？”卢卡奇把与此相符的时代称为古代希腊时期的叙事时代。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虽然世界与自我、天空的火光与尘世的火花呈现了二元形象，但它们共生并存、相互兼容，从未呈现出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分裂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融生命与本质为一体的乌托邦归于消失，悲剧取而代之，占据其位。新的形态的思维方式诞生了新的形态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成了今日小说形式存在的理由。
    卢卡奇所理解的小说就是寻找并恢复业已失去的东西的作业。文学始于神话，在这一大背景下，寻找并恢复昔日美好时代：“一切新鲜而亲切，充满冒险但最终归己所有的时代”。这样一个自我与他者、自然与人、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浑然天成的圆环时代也正是小说的原初志向与追寻。这种无怨无悔的志向和追寻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后天的教育和理性判断，而仅仅依赖于历经世世代代遗传和继承的本能和气质。小说是一个作家为了寻找失去的总体性而行走的艰险旅程，虽然这是一个无法承诺其终点的旅程，但其终点却十分明确。与作家一道，小说的主人公和读者也都一起经历这一艰难的旅程。卢卡奇把小说视为可以寻找失去的世界的独一无二、绝对确实的方法，并在这个小说形式中发现了一个乌托邦的原型。在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福楼拜、歌德和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中，卢卡奇了解到了不完整的人和不完整的世界的斗争，了解到了不完整的客观性向完整的客观性变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在卢卡奇看来，所谓小说的客观性，意味着作品的意义绝对无法渗透现实，但是如果没有意义，现实就会沦为不具有任何本质的虚无。这种入木三分的洞察能力不仅显示出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创造界限，也显示出这样一个历史哲学的契机，那就是伟大的小说可能成为而且应该成为故事的本质而加以象征化、形象化。进入现代以来，世界与本质渐行渐远，恍如披上了一件陌生的外衣。在这一疏远过程中，新近登场的“小说”放飞梦想，总是渴望总体性。通过反讽技巧，甚至正话反说，我们可以认识其背后隐藏的总体性的面貌。正因如此，乌托邦的乡愁甚至可以窥见作为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所以，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艺术形态，小说形成于历史哲学的不断努力和向前发展，形成于对生命之路的不断省察和上下求索。
    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小说的本质是什么？卢卡奇把这一追问表达为“有问题的个人（偶然世界）寻觅自身的旅行”。伴随现代社会的兴起，人类面临诸多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个人体验到内在秩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剧烈冲突与不协调。但是，这个“个人”直面现实，敢于担当，为解决世界的各种问题而努力，这正是卢卡奇心目中现代意义的“小说”。就这样，卢卡奇把18世纪以后的小说形式——这一西欧文学的最重要体裁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显而易见，其基本思路源自黑格尔美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小说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叙事诗。”卢卡奇曾断言，希腊叙事诗是总体性支配下的历史哲学境况的产物，小说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人公，即个人重新找回失去的总体性的故事。卢卡奇文学理论的核心工作就是通过文学形式，努力恢复挣扎在分裂和异化漩涡中的现代人的总体性。
    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总体性概念就是综合各种社会样态，从中抽引出普遍妥当的原理。面对当下日益碎片化的社会现实，总体性仍然不失为观察当今社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此意义上，通过文学不断召唤总体性，不断呼吁个体自我的确立，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基本理念价值依然有效，并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感召力。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