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
        著有 《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米罗山营地》《在暗夜中欢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曾获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第二届华侨文学主体作品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等荣誉。
    
    《甲骨时光》 陈河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甲骨时光》是陈河的最新长篇力作，故事始自20世纪20年代，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发掘殷墟甲骨，由此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民族文化保卫战。
    围绕着殷墟甲骨，陈河用文字引导读者跋涉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再现了爱国人士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文化觉醒和担当。
    意想不到的收获
    读书周刊：即使对一个有着考古专业背景的人来说，甲骨文也是一个艰涩难懂的领域，您这位考古研究的“门外汉”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和自己过不去的？
    陈河：缘分吧。
    2011年我到北京参加活动，中间有一段空隙，就跑去河南安阳看殷墟了。关于殷墟，我只在小时候听人说郭沫若厉害，破译了甲骨文。此后虚增年龄，对甲骨文的知识却未能同步增长。所以，一开始只是打算去玩一下而已，没有别的想法。
    但人到了安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一条河叫洹河，《诗经》对其有过描述。这条河首先唤起了我一种时间的感觉，而在接下来的参观中，又不断冒出让我惊奇的展品、让我啧叹的故事。我知道了甲骨文是贞卜的记录，内容大到国家战事、播种时节，小到国王的一次牙痛。最为人惊叹的是一座甲骨库房，1936年出土时，已经被挤压成球的甲骨上伏着一具尸骨，像是个看管甲骨库的人。这个甲骨球被整体挖出，运到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剥离出一万多片完整的龟甲。
    殷墟的点点滴滴，聚合成历史的巨大气场，震撼和吸引着我。而真正刺激我想写本书的，是我在礼品摊上买到的李济写的《安阳》。李济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哈佛人类学博士。书里讲的是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出一支考古队前往安阳发掘。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里把玩古董，不会到田野去发掘研究，认为那是盗墓贼干的事。当时国内的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等，都是外国人主持的。作为当时学界的领导人，傅斯年认识到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仍组织了安阳考古。李济记录了这个过程和成果。当天晚上，我在宾馆里读完了这本书，就有了写部小说的冲动。
    读书周刊：仅是参观时的“走马观花”，并不足以撑起这部异常丰厚的小说。听说您前后花了近四年时间，在浩渺的中外史料中，在面目模糊的久远中，一点点地寻找故事线索，还原历史原貌。
    陈河：小说涉及考古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对我来说是一次智性的考验。我买了大量的书，有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等，开始埋头阅读。
    阅读的过程充满喜悦，从邦岛男的书里，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看到了他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而复原的地图。千年之前，商朝帝王带着军队整年在大地上行走，留下一个个地名，那些地名的甲骨文字特别好看，只是因年代久远，地名变迁，已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唯有记黄河和淮河的甲骨字依然可辨。
    通过阅读我还找到了甲骨文发掘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从1914年起就在安阳当传教士，是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据说当时世上流传的甲骨片约十万片，明义士就占了其中的一半。我在网上查到明义士在上海出版过 《殷墟卜辞》一书，便四处寻觅，最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心图书馆找到了书的幻灯胶卷。
    资料的查找范围越来越广，我的阅读量也越来越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和计划。但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没白花时间，而是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所有读过的东西，都在我心里翻滚着、酝酿着，最终的产物就是这本书。
    痛苦的修改过程
    读书周刊：案头功夫到位、资料详实是好的，但我想，它同时必然也给您的写作带来了束缚。
    陈河：确实是这样。当资料和想法越来越多时，我以为可以开始写作了。但是，潜意识中总有些不踏实。
    当时，我还有另一个长篇在构思，一时拿不定主意先写哪个，于是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第一次掷硬币的结果是先写别的书，这个结果让我很不满意，于是就作弊了，对自己说再掷一次吧。第二次的结果还是让我先写别的。我只得顺服天意，开始写别的书。但因为心里搁不下这本，那本书总也写不下去。我只好再次作弊，这次是顺服了内心，正式开始了《甲骨时光》的写作。
    最初几章写得很顺利，以致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能长驱直入。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写到考古队到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我的思维就掉进了资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推进不了故事。那段时间，我干坐在书桌前，一整天也写不出一个字。长时间的受挫让我对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这部小说产生了怀疑，几次想放弃，但心里又丢不下。
    转机出现在2013年，我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博物馆，发现博物馆里正举行《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新书发布会。冥冥之中似有暗示，我在那一刻明白了，我要适当拉开与材料的距离，把小说往好看里写。
    读书周刊：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历史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可见，历史小说的写作，目的还在小说。而有些历史小说，一头栽倒在历史的尘埃里，爬不起来，搞得灰头土脸；而另有些历史小说，又海阔天空、完全不靠谱。您是如何把握虚实之间的尺度，实现一种与现实既远又近的“贴地飞行”？
    陈河：坦白说，初稿完成时，我并没有欣喜若狂的感觉，因为它还没达到我梦想中应该有的状态，也就是你说的那种状态，但一时我又无力修改，便把它发给了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他看了之后认为，小说有出人意表的新奇之处，但整体叙述上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当时的感受。
    历史小说可以有非虚构的气质，但更需要作者在写作时充分运用还原的想象力和虚构的想象力，两者缺一不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修改之后，定稿比初稿多出了5万字，正是这些多出的字，让这部小说轻盈起来。
    能够轻盈起来是因为，我最终卸下了写实的包袱，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一部小说。我在大的故事架构上，仍然尽量做到有史有据，甚至是严格考证，但小说主要人物杨鸣条却早已脱开了原型，他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完全由我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
    写作也是一种挖掘
    读书周刊：这部小说读来有种魔幻的感觉，不像一般历史小说那么沉重，当然，庄重感是有的。
    陈河：写历史小说，并不是说把历史拿来，灰也不擦、泥也不刷，直接放在小说里。而应该有个把历史经过现代观念和意识洗礼的过程。
    前日读了帕慕克一篇文章，里面说到“文学工作应该是以言语透视世界，而并非仅仅是描绘世界。”“透视”这个词用的特别准确，这就是一个现代作家必须具备的能力，透视要依靠作家的想象力来完成。当然，一个作家的透视能力是否强劲，则取决于个人的禀赋与修炼。
    读书周刊：您是如何用现代笔法讲述历史故事，如何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编织现代性文学构架的？
    陈河：我在小说中安排了两个时间线索，即民国年代和商朝年代，并把落脚点放在了民国年代。两条线索一直存在着呼应关系，甚至连里面的人物都有着某种前世今生的暗示。这样的写法看起来并不新奇，但关键在于如何让两条线索交会融合，为此我确实花尽了心血。
    好的小说最后要飞得起来，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最后也总算让杨鸣条飞了起来，而且和大犬——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灵魂的源头相遇、对视。
    读书周刊：作家麦家读过这部小说后大加赞叹，说您“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我很好奇，书中遍寻可见的生动细节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陈河：这个还真说不清，似乎都是从我心里自然冒出来。比如我写到杨鸣条护送着甲骨球前往南京，经过河南古代宛丘一带时，突然想到把伏在甲骨球上的尸骸复活成一个黑衣人，从火车上走下，消失在诗经里的陈国原野上。
    这本书写得很艰难，过程中遇到无数的挫折，走了很多的弯路，还经常无路可走。但最近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
    这话说得真好，一部小说的创作，真的应该“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
    或许真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甲骨时光》的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被埋藏在某个地方，就像那些甲骨被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把它们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