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吴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48.00元
    “吴亮”是一个导火索。我写小说也是冒很大的险。一个批评家写小说了，如果写得很可笑，会把你从前得来的荣耀全部抹掉。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有的。
    吴亮写小说了。
    这件事似乎比他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更引人关注。那个超级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评论家，当代文学似乎都不在他的话下，早早地为自己设置了无形的门坎；如今突发奇想自己要动手写作，他的起点将有多高？
    当然是写上海。又不止于写上海。上海的魅力绝不在它可以看得到的风景与满街表情各异的人流，而是在“那些根本无法直观的内部世界，它的欲望，它的隐秘，它的幻象，它的错觉，它的疯狂，它的计算”。吴亮在小说里说，上海不善交谈，上海没有话要说。
    但是作为上海人，吴亮喜欢对话。吴亮喜欢论战。
    中华读书报：《朝霞》的出版，使你从一个评论家变身为被评论者，什么感受？
    吴亮：很意外。我尽量用不同的语言不断地谈自己的作品，说字面上的东西还不够，还要说字面外的东西，就需要不断地问自己。同时接受很多人的解读。写作的半年时间，每天和小说连在一起。这种情况以前没有。以前很多话题的观点是变化的，谈别人，这次是谈自己。
    中华读书报：这种不断的“问”，是否也能发现您本人在写作中未曾发现的一些问题？
    吴亮：非常复杂。我讲“问自己”有很多内容。有些想法是被“问”激发出来的。比如有人问我写长篇小说和写批评有什么差别？差别太大了——以前写文学批评，是有话要说，通常一个小时就解决了；但小说是生成过程，是不断在膨胀、不断在拉长。我也有提纲，但是很模糊。当小说随着时间推移时，我要不断地回头看，必须注意前后是否照应，要有逻辑的关联，直到你写的人物立起来了——这是很刺激的感觉。
    写《朝霞》就是意外的触动。外部原因是金宇澄不断鼓励我；内部原因是随笔集《我的罗陀斯》写完后，感觉还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现在看《朝霞》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且还有突破，带来很多我想不到的东西。这是我惊讶的。
    另外，小说里的那些人还没有栩栩如生出现在我脑子里时，有一段时间很混乱；当他们生成时，我的日常生活智力明显下降。但小说里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这是生物钟的一个自然调整。每天我去办公室写作，感觉一群人在背后跟着我，我必须马上记下来。这感觉也是全新的，只是来得太晚了。
    中华读书报：今天所引起的反响，是小说家吴亮的原因，还是评论家吴亮的原因？
    吴亮：“吴亮”是一个导火索。我写小说也是冒很大的险。一个批评家写小说了，如果写得很可笑，会把你从前得来的荣耀全部抹掉。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有的。小说还没在《收获》发表时，就有电视台来拍我的节目。我说是否有点太早，他们说，只要是你的，我们就敢做。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评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吴亮：最重要是发现。我说的“发现”，不是否定编辑的重要性，编辑是非常了不起的，编辑的发现很多是靠经验和直觉，靠他的文学修养；当然有的编辑本身就是批评家。我说的是批评家的发现，我能够发现作品中以前没有被发现的、或别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不仅是小说，而是小说方法、小说观念。
    所以，对人的发现，我有“发现”。在某种方面，文学和艺术有点相通，就是发现人。我的敏感点和嗅点在这里。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下决心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标高？
    吴亮：写作不是面对一座山，想爬就可以爬上去。我不知道山有多高。不知道自己走的路，哪一天能停下来。写到两三万字，第二叙事人阿诺出现了，李兆熹、邦斯舅舅、马立克也出现了，这些都是边缘人，都很奇异——我的基本结构形成了，是块面式的，蒙太奇式的，每一个作品的单元是两百字、顶多八九百字，还有三四种形式，一个场景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假如用电影来看，每一个自然段里有三个机位，或者是长镜头，推拉摇移跟甩，视线会跟着讲话的人转移；有的是对话，有的是剧本，有的是日记、书信——尽管那个年代写信很危险，还是有很多人在写。五种形式分开了，镜头滑动自如。我的小说布局像是围旗，开局时白子黑子非常遥远，慢慢走近，将进入实地的时候打入，争先抢占棋盘上的“大场”；又好像是一个园丁。我拿到一块空地做花园，没有计划，没有图纸。第一天种进来一棵树，第二天拉个篱笆，第三天挖个井，慢慢把花园布满。我没有办法按原来的路径返回，但是你可以从每一个路径进入。我本来想写一个特殊的小说，写两万字的时候，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小说，因为触及了文革，文革很多人写，但是没有人写得好。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写得好吗？评论家程德培说您这是“风险写作的取胜之道”，您觉得自己胜了吗？
    吴亮：我写完最后一段，松了一口气，我知道结尾很重要。从92到99节，我是最满意的，非常饱满，没有一段是不好的。最起码是杰作——假如还不能说它是伟大的话。
    中华读书报：给小说人物取名字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马立克这个名字就是受马克思的影响。那么马馘伦呢？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生僻字命名？这几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有无特别的用意？
    吴亮：取名字非常重要。有时候读小说一看名字就觉得很假。我取名字一定要看到这个名字就感觉人物是活的。
    小说开始要有一个叙事人出现，“他”是一个代言人，就是当年的“我”，当然不是真实的我。要写我，就需要心理活动，这很麻烦。所以一定要拉开距离。直到需要相互称呼名字时，才把“他”的面纱拉下来，这时阿诺出现了。
    我当时有几个朋友，说起我在写的小说，说“阿诺是你。假如你只有少年视角，还不够丰富。还要有一个成熟男人的视角。”她向我推荐了黑塞的《荒原狼》。这部作品讲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分裂，讲都市里的孤独，我都感受到了。但是文革中没有空间给你孤独。我需要一个闯入者，这个人非常有学问，有眼光，行踪诡异。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好要写马立克，他从新疆农场逃回来，他的知识储备，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非常有教养，肯定出生在不一样的家庭，马立克出现拖出了他的父母，这就是马馘伦。马馘伦难道没有同事吗？他们在文革后期怎样？这样就出现了三个知识分子。我把我比较熟悉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比如对拉伯雷的体会。
    中华读书报：《朝霞》写上海的地域风情，但是没有一条弄堂是真实的。写马馘伦，反而出现了中央编译局这样真实的单位名称。
    吴亮：写上海的马路是真的，弄堂只有一条是真的，淮海坊。写小说一定要真真假假。
    中华读书报：一般意义上讲，小说家首先是讲故事的人。《朝霞》中的故事总是不断的中止，这样有可能给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是有意“反其道而为”吗？
    吴亮：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想到读者是什么人。比方说雨果，普鲁斯特，假如他写小说时有读者的概念，肯定不是我；即使是本国人，鲁迅是为我写的吗？但是我被打动了，这是文学的力量。
    读者是一个动态的群体，是生成的，不要用固定的概念界定说这是作家，这是读者。你读我的时候，就是我的读者。这是一种相遇，这种相遇也可能是一百年之后。我相信所有的书都不是为吴亮写的，但我可能是很好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那么用一种图志的方法书写烟草的生长过程，这些看上去刻板枯燥的知识穿插，也是必须的？
    吴亮：比方说有99朵花。这朵花拿掉可以吗？可以。按这个逻辑，所有花都可以拿掉。森林之所以成为森林，是因为每片叶子都重要。邦斯舅舅一肚子学问，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学问没有用处，他又喜欢听众，他要说话，只能对侄子讲烟草的事情，讲鸡零狗碎的事情。这边翁史曼丽在埋葬大黑猫，那边读报栏里出现一排照片，是刚刚被处决的死刑犯……写到这里时我在发抖。看似一些无聊的东西，其实很重要，都有隐喻在里面。包括结尾，写“阿诺睡着了，他梦见了马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