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篡改”，所有的“篡改”不就是为了“改命”吗？
    王迅：每位优秀的作家都有一部惊艳读者的中篇小说，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而你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这可能将成为您写作中的一个高峰。只要谈到您的小说，这部标志性的作品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哑巴、聋子和瞎子组成的家庭，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作家写出这样的代表作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如何降临到您头上的？
    东西：1994年我和余华、韩东等签约广东作协青年文学院。他们都有代表作了，我还没有。于是憋着一股劲，想写一个代表作。可是，代表作不会从天而降。这年年末，我回乡过年。姐姐告诉我，年前村里来了一个听不见的，他帮大家做事，大家给他饭吃，给他酒喝。可怜的是，你讲什么他听不见，叫他锄地，他去劈柴，叫他割草，他去割菜。他的行为让我产生联想，就是指令和结果相悖，可以写一个小说。回城后，我开始动笔，取名《哑谜》，但写着写着，发现不过瘾，盲人有作家写过了，哑巴也有作家写过了，我再写一个失聪的人，很难突破。于是，我停下来，想了一周。某天下午，我在书房里灵机一动，问自己为什么不把听不到、看不见、说不出放在一起来写呢？这一下，我记得是双手相击了的，因为太兴奋了。这个灵感是逼出来的。
    王迅：《哑谜》为什么变成了《没有语言的生活》？
    东西：稿件写完后，我投给《收获》，总觉得标题不是太好。于是，想了一阵子，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更为贴近现实的标题，那就是“没有语言的生活”。于是赶紧写信叫编辑改过来。现在我的手稿上，还留着编辑帮我改过来的标题字。
    王迅：这个小说是你走上文坛的标志性作品，后来你写了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等等。特别是去年，当网络作家在写玄幻、穿越、盗墓等虚幻化的小说的背景下，你又拿出了一部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还会有多少读者？这样的作品市场空间有多大？
    东西：虽然现在作家写作不得不考虑市场因素，但是于我，市场因素肯定不是第一因素。就像当初写《没有语言的生活》，其兴奋点不在市场，而在文学本身。也就是说，我的第一写作动力是这个题材值不值得写，它能为文学添加哪些新的元素？我之所以要写《篡改的命》，并不是为了完成批判现实的任务，而是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篡改”，有人改年龄，有人改性别，有人改档案……我想，所有的“篡改”不就是为了“改命”吗？所以，小说到最后批判的不仅是现实，还包括了对人性的批判。比如汪长尺，别人改了他的命不假，但他为什么要改儿子的命？而且改得那么悲壮。如果细看小说，你会发现，“篡改”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写作角度。有了这个角度，我就不在乎钱了。有的东西真的没法用钱用市场来衡量，但不幸的是，钱却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准。
    “拼爹”的时代，要改变命运除非出现奇迹。奇迹是什么？那就是篡改。
    王迅：不可否认，《篡改的命》还是对现实形成了批判，虽然你加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方法。你在创作谈中强调你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因为现实刺激才写出来的。这部小说也很有锋芒，很尖锐。我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想到“篡改”这个主题？
    东西：“变”一直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一个人的渴望，谁都想变，谁都以为只要变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变，但事实却是，有的人的生活越变越好，有的人的生活越变越糟糕。好的越好，糟糕的越糟糕，这就是两级分化。我常在家乡和城市之间穿行，看见乡村里那些想改变命运而又改变不了的人，像我一样年龄慢慢地变大。他们曾经雄心勃勃，曾经充满幻想，可是现在却站在村头伸长脖子瞭望他们进城打工的孩子。他们把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那些进城打工的下一代，当然也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但是，我久居城市，知道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他们要改变命运除非出现奇迹。奇迹是什么？那就是篡改。这是我想到“篡改”的由来。这当然也是现实刺激后的条件反射，甚至是过度反射。
    地球人的问题如果总指望外星人来解决，那外星人就看不起地球人了。
    王迅：“篡改”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这部小说的切入点。目前不差描写底层悲惨生活现状的小说。有的人身体进了城，也有了正式工作，但他在精神深处还无法与都市取得认同，而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诸如此类的底层书写相当普遍，对草根生命的描写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主流，但很少有作品像《篡改的命》这样的角度，去追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这部小说把对底层草根生存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是如何去改变现状，于是就有了这个主题：篡改。那么，依照这个逻辑，改变不了怎么办？可能成为您下一部小说所思考的问题。
    东西：汪长尺已经改变了，他通过篡改的方式。他的儿子林方生也改变了，他通过销毁证据的方式。所以，改变还是有可能的，但你必须变得聪明，像汪长尺和林方生那么聪明。另外，你还得付出代价，像汪长尺那样在所不辞，像林方生那样心肠变硬，丢弃血脉。这是改变的特例，我写的就是这个特例。至于改变不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答案。能不能靠外星人？像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里描写的那样，民工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靠的是外星玩具狗帮忙，他的所有快乐和尊严靠的都是那只外星玩具狗。可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只万能的玩具狗。再说了，地球人的问题还得靠地球人自己思考解决，如果总指望外星人，那外星人就看不起地球人了。
    我用的笨办法，在大家司空见惯的地方开一个口子，然后埋头往下挖。
    王迅：大多数人都还在期待改变，而汪长尺是个异数。这个人物之所以能打动我，并产生强烈共鸣，正是因为通过他，我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秩序混乱的本质。目前中国存在着两极分化，是我们微博、微信甚至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的内容。那么，在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上，您是如何开掘出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小说的？
    东西：写作就像挖井，就像挖煤、挖矿，很多人挖到一半可能就放弃了，也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来过，估计也挖不出什么东西，看看就溜掉了。但是，有些固执的人，他不在乎多少人来过，也不在乎这表层有多少垃圾，他一直往下挖，直到挖出煤或者矿，或者水。有些问题，作家们都知道这是问题，但就是不想深挖。现实其实很热闹，每天都有新故事，仿佛到处都是写作素材，但作家们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我用的是笨办法，就是在大家司空见惯的地方挖开一个口子，然后埋头往下挖，直到挖出我想要的主题。
    王迅：深挖当然是有难度的，而且面临很大的挑战，万一挖不出新意来呢？
    东西：我有直觉，作家都有直觉，他们知道哪里有矿。
    王迅：我不认为你用的全是笨办法，你还是使用了一些非常规武器。比如汪长尺把孩子送出去那一段，你没有正面写，而是通过汪长尺妻子小文要找回孩子，来复述汪长尺是怎样把孩子送出去的。汪长尺一遍一遍回忆，最后连自己都混乱了。这一段叙述表面上是在写送孩子这一情节，但内里你却是在塑造汪长尺的人物形象。他的回忆里有躲闪、不自信，也有想把孩子要回来的真情流露。人物在回忆中变复杂了，写情节也不仅仅是写情节。我读到这样的段落时，特别激动。
    东西：这是写作中自动跳出来的。因为，我不想把这个情节写两次，送一次，再找一次。写了这么久的小说，有的方法是自动弹出的。像汪长尺的骨灰被工友送回家乡后，他的父亲汪槐不让他这颗疲惫的灵魂歇下来，汪槐要做法，要把汪长尺的灵魂赶出故乡，要他到城里去投胎。这也算是灵机一动得来的情节。汪槐让汪长尺去城里投胎，与我们过去乡土小说中的魂归故里完全相反。汪槐让汪长尺到城里投胎的目的，和汪长尺送走大志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下一代活得幸福。把两代人对孩子的希望通过实写与虚写来完成，欲哭无泪。所以，作家要不停地写，写着写着就会找到写作的办法，而不是空想。那种要想到惊世骇俗的点子才动笔的写作方法，不适于大多数的写作者。
    王迅：这种观察现实的角度以及写法上的创新，在您过去的小说中都是一贯的，说明您小说的识辨度是很高的，我从小说中的一段话，或者从别人的一段评论，就可以断定。语言也好，写法也罢，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集中在某个人物身上，不断地放大，达到一种极致。恩格斯所说的“集中”虽然讲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段，其实，您这里是把这种“集中”极端化或极致化，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您的小说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或极致现实主义？
    东西：怎么命名是你们评论家的事。汪长尺这个人物身上确实集中了很多草根的困难。为什么要把这些困难集中在他身上？这涉及到小说的逻辑。并不是我要去堆积困难，而是因为他最终要把孩子送出去，如果他不千疮百孔，把孩子送走这一行为就变得可疑。为了完成这个逻辑，必须把困境加给他。这是写作中的“困境设计”，这种设计就是为了让人物的行为合情合理。有时候我们用了一堆的现实材料，其结果就是想说明主题。可有的读者只盯住你使用的材料，却根本不关心你写的主题。
    王迅：汪长尺的身上是否有您的影子？
    东西：我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但我有他那样的心路历程。少年时期，物质匮乏，我连买一双白球袜的钱都没有，经常站在县城体育用品商店的玻璃柜前，像现在写不出小说那样徘徊彷徨，天天看着那双白袜子，希望有钱把它买下来。但是我买不起，那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白袜子呀。于是，脑海里曾一度炸裂：“为什么我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爹？”虽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但它在我的脑细胞上留下了划痕。这个念头没有第二次出现，它被深埋了，特别是在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绩之后，但在构思小说的深夜，它冷不丁地冒出来了，吓我一身冷汗。原来“拼爹”不是今天的产物。
    汪长尺的绝望也曾经是我的绝望，像我这种没爹可拼的人，每走一步都很难。
    王迅：您从广西的河池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天峨县中学教书，然后调往《河池日报》编副刊，后来到了省城南宁，一路走来，想来必定是艰难的。这样看来，您其实也是一个离乡者，一步一步走进城里的人，在人生前进的方向上，与汪长尺有类似的地方。
    东西：汪长尺的绝望也曾经是我的绝望。像我这种没爹可拼的人，每走一步都走得很难。我曾经比喻，就像一个人在走钢丝，手上还捧着一碗热汤，既要保证脚下的安全，也要保证手里的热汤不要泼洒。我很幸运，成了一名作家，好像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但是在内心深处对这段经历还有后怕，对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们，深表同情。
    王迅：我知道，您曾经像汪长尺那么困难过，这些困难是不是反而成就了您？就像海明威讲的那样：“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
    东西：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题目叫《虚构的故乡》，说的就是故乡对作家的伤害。莫言就是其中的例子。因为家里孩子多，小时候他常常被忽略。3岁时，他掉进过粪坑差点淹死。饥饿时，他曾烧老鼠来吃，也曾偷吃过生产队地里的萝卜，甚至吃过煤块。小学五年级，他因为乱喊口号被学校劝退，成为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社员。他想被推荐上大学，到处写信求助，却引来了贫农代表的嘲笑。他从17岁开始报名参军，年年报名年年体检，不是体检出问题，就是政审出问题。直到21岁那年，他终于获得当兵的机会。他曾经说假如有一天能离开这块土地，他绝不会再回来。看了莫言的经历，我的困难就不足为奇。必须承认，因难是有利于写作的。每个写作者都有倾诉的原动力，他们希望找到听众。每个作家都是病人，他们要通过文字来疗伤。
    王迅：您现在还经常回家乡吗？家乡的现状怎样？
    东西：每年清明节我都回去。看到那些同学苍老的面孔，看到他们身上穿着汗汁斑斑的衣服，看着他们站在村口瞭望的眼神，实在是很悲伤的，他们太艰难了。现在乡村的确比以前好了，路通了，房子修好了，也能吃饱穿暖了，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慢慢地高起来了。他们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理想一高，就不容易满足。光有风景是不够的，还得有钱，有尊严，这是乡村的一道难题。
    王迅：确实这样，我去年在乡下挂职一年，就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很多人还用那种老眼光看乡村，以为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田园生活。但其实不然，当今的农村，特别是那些贫困村，就连路灯也不愿意安装，因为公摊到每户，是要交电费的。我从安装路灯等事情，就看到了那些农民的犹豫和不情愿的心理。从这一年的乡村经历，我才真正体验到当前中国真实的乡村，而这些，在当前的小说中是很少看到的。
    东西：你喝着咖啡，唱着卡拉OK，为什么要去看这种生活？看了不是添堵吗？所以，现在城市和乡村是各说各的话，各过各的生活，慢慢地断裂了，形成巨大的沟壑，产生了误解、冷漠，甚至仇恨。作家村上春树说当鸡蛋碰到石头的时候，他会站在鸡蛋一边。同情弱小是作家的天性。很幸运，还有一批作家在写那些弱小者，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和那些弱小者一样，常常用阿Q的那个办法来自娱自乐。但汪长尺不干，他偏要较劲，结果他碰到的困难越来越多。
    汪长尺的绝望也曾经是我的绝望，像我这种没爹可拼的人，每走一步都很难。
    王迅：您从广西的河池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天峨县中学教书，然后调往《河池日报》编副刊，后来到了省城南宁，一路走来，想来必定是艰难的。这样看来，您其实也是一个离乡者，一步一步走进城里的人，在人生前进的方向上，与汪长尺有类似的地方。
    东西：汪长尺的绝望也曾经是我的绝望。像我这种没爹可拼的人，每走一步都走得很难。我曾经比喻，就像一个人在走钢丝，手上还捧着一碗热汤，既要保证脚下的安全，也要保证手里的热汤不要泼洒。我很幸运，成了一名作家，好像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但是在内心深处对这段经历还有后怕，对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们，深表同情。
    王迅：我知道，您曾经像汪长尺那么困难过，这些困难是不是反而成就了您？就像海明威讲的那样：“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
    东西：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题目叫《虚构的故乡》，说的就是故乡对作家的伤害。莫言就是其中的例子。因为家里孩子多，小时候他常常被忽略。3岁时，他掉进过粪坑差点淹死。饥饿时，他曾烧老鼠来吃，也曾偷吃过生产队地里的萝卜，甚至吃过煤块。小学五年级，他因为乱喊口号被学校劝退，成为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社员。他想被推荐上大学，到处写信求助，却引来了贫农代表的嘲笑。他从17岁开始报名参军，年年报名年年体检，不是体检出问题，就是政审出问题。直到21岁那年，他终于获得当兵的机会。他曾经说假如有一天能离开这块土地，他绝不会再回来。看了莫言的经历，我的困难就不足为奇。必须承认，因难是有利于写作的。每个写作者都有倾诉的原动力，他们希望找到听众。每个作家都是病人，他们要通过文字来疗伤。
    王迅：您现在还经常回家乡吗？家乡的现状怎样？
    东西：每年清明节我都回去。看到那些同学苍老的面孔，看到他们身上穿着汗汁斑斑的衣服，看着他们站在村口瞭望的眼神，实在是很悲伤的，他们太艰难了。现在乡村的确比以前好了，路通了，房子修好了，也能吃饱穿暖了，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慢慢地高起来了。他们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理想一高，就不容易满足。光有风景是不够的，还得有钱，有尊严，这是乡村的一道难题。
    王迅：确实这样，我去年在乡下挂职一年，就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很多人还用那种老眼光看乡村，以为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田园生活。但其实不然，当今的农村，特别是那些贫困村，就连路灯也不愿意安装，因为公摊到每户，是要交电费的。我从安装路灯等事情，就看到了那些农民的犹豫和不情愿的心理。从这一年的乡村经历，我才真正体验到当前中国真实的乡村，而这些，在当前的小说中是很少看到的。
    东西：你喝着咖啡，唱着卡拉OK，为什么要去看这种生活？看了不是添堵吗？所以，现在城市和乡村是各说各的话，各过各的生活，慢慢地断裂了，形成巨大的沟壑，产生了误解、冷漠，甚至仇恨。作家村上春树说当鸡蛋碰到石头的时候，他会站在鸡蛋一边。同情弱小是作家的天性。很幸运，还有一批作家在写那些弱小者，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和那些弱小者一样，常常用阿Q的那个办法来自娱自乐。但汪长尺不干，他偏要较劲，结果他碰到的困难越来越多。
    靠某个称呼或职业就想获得尊重的可能性没有了，一说作家别人立刻肃然起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王迅：您一直关注现实，有写作的使命感，但现在是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你怎么坚持您的创作？或者说如何在诱惑面前坚持纯粹的写作？
    东西：热爱是抵制一切诱惑的最好武器。你热爱写作，热爱某一种写作，于是你能坚持下来。著名作家王朔曾经说过，什么也做不了的人才会写作。也许这也是让我坚持写作的原因。除了写作，别的我都有可能做不好，所以只能靠写作养家糊口。困难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福克纳去写影视剧本。现在不用写了，困难时期已经熬过去了，可以安心地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了。
    王迅：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觉要想成功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像我这种批评写作，读者不多，稿费也很低。要是没有体制提供一个基本保障，从事写作是艰难的。
    东西：你说的这种艰难，我经历过。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必须要有一份工资才能养家糊口。我曾经长期睡眠不足，写到免疫力下降，甚至怀疑写作这个职业是否值得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事实证明，付出是值得的。当然，要想写作成功，自己对自己须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才华？光靠勤奋恐怕不行，多少勤奋者最终都没有成为作家或者评论家。如果一个写作者每天都写，却没有任何起色，那他就要警惕了。写作不是重复的劳动，它需要不断涌现新思想和新方法。如果你在写作时，能听到咕咚咕咚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不停地冒出来，那么你就是吃写作饭的。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写出来的东西索然无味，那就及早改行。成功其实就是进步，每天进步一点点，就等于成功一点点。
    王迅：我说的艰难不仅只是经济条件的限制，您在那个时代写作是很光荣的事情，受到公众关注，有成就感，而现在我要是告诉别人说我是写作的，就会感到一种羞怯，是一个另类的人。
    东西：现在写作的人太多了，多到优劣不分，只要能写字，在网上发一段博文，在微博上写几首诗，都可以叫作家或诗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作家的贬值是理所当然的事，从业人员太多了嘛。另外，现在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往往以金钱和级别作为标准，不像我们开始写作的那个年代，你即便穷，只要你有思想，你同样获得尊重。过去，聪明的人都留在写作圈，现在聪明的人都跑去挣钱或当官去了，原因是写作的回报太低。但是，这都不是问题，那些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同样会获得尊重。问题在于，靠某个称呼或者职业就想获得尊重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一说作家别人立刻肃然起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作家得从群体中脱离出来，用作品获取别人的尊重。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托尔斯泰，你有什么样的水平就会获得什么样的尊重。人们学会了用细分法来区别对待作家，以打击那些冒牌货。当然也有天才被误解的时候，像卡夫卡、曹雪芹活着时就没获得过多少尊重。
    没人否定网络文学，甚至还礼让三分，为什么？因为不能得罪年轻人，不能轻视新生事物。
    王迅：你们年轻的时候，写作是大部分人的业余爱好。但是现在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您对那些爱好文学或不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吗？
    东西：没有建议。现在网上窝着一批年轻人，他们看网络作品，写网络作品，有的获得巨大成功，有的还默默无闻。他们就是文学的埋伏者，有了诱因可能就会纷纷跳出来，成为文学军团中的一员，其实有的已经是了。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埋伏着，成为闲棋冷子，没有被文学激活。难免有人会问，干嘛要热爱文学呀？我不热爱文学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是的，爱不爱文学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爱不爱文学一定会影响别人的生活。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对别人会有更多的尊重，会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对自己也会认识得更清楚。
    王迅：必须承认，目前是网络文学、通俗文学主导文学消费市场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写作是绝对成功的。很多读者自愿过这种精神生活，自得其乐，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从这个角度，我提出了“大文学”的观念，我们必须尊重网络文学写作，决不可忽略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钻进象牙塔里去孤芳自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已经不断追求精致化，不断寻求雅化、细化。因此，类型小说也在不断地优化，至少目前在文学市场仍然处于强势地位。所以，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或者从纯文学的立场去否定这种通俗化写作。
    东西：没有人否定网络文学，甚至还礼让三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得罪年轻人，不能轻视新生事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读者都去读那些高深的思想浓缩性很高的作品，这不现实。读者也会细分，压力那么大，读点轻松作品有什么不好。读者各有各的趣味，作家也各有各的标杆。有的作家需要畅销，有的作家喜欢点击率，有的作家喜欢小众。而我，则喜欢在写作上有点小小的突破，首先突破自己，如果兼及突破别人，那就是最大的意外收获。
    摘自《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