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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