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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是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享受过片刻的陶醉或稍纵即逝的自豪感，除了几条简短的记录和模糊的暗示，几乎无迹可查。他受到大家广泛和真诚的盛宴款待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他有许多朋友深厚而忠诚的友情。福克纳的来信尤其令他开心，还有西班牙共和党发来的一封致贺信和第二年春天他重返阿尔及尔时受到的热情接待。（阿尔及利亚作家穆卢德·菲拉昂在他的贺信中曾善意地警告加缪不要把穆斯林对他获奖的无动于衷放在心上。）不过鼓励的话语有时对加缪的囹圄感和绝望帮助甚微，恶劣的情绪一直蔓延在获奖后的前几个月： “10月19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令我惧怕，那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事。令事情更糟的是，攻击如此粗俗，我伤心不已……再一次渴望离开这个国家。但前往何处？” 12月末返回巴黎后，他记录下自己身心的不安状态，详细得令人吃惊： “下午3点。又一次幽闭症袭来。恰恰就在四年前的这一天，X（弗朗辛）开始出现精神错乱……有几分钟的时间，彻底疯狂的感觉。然后是筋疲力尽和战栗发抖。镇静药。一小时之后，我写下了这些。” 3个月后，他的心情顺畅了许多；巨大的危机已然过去。“现在只剩下隐约而持久的焦虑。” 1957年到1958年冬天，加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消沉，几乎丧失了防御能力。这种状态是对那个被认为充满成就和荣誉时期的令人悲哀的讽刺，而它一直延续到1959年夏末，直到他的新小说终于开始有了雏形。加缪的不满情绪表现为黯淡的忧郁、突发的暴躁和偶尔流露出的一丝自怜自艾或者怨恨，这在他身上极为少见。据加缪的好友说，在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同时与幽闭恐惧症、窒息感和自杀的念头苦苦斗争。他的医生十分担心他日益衰竭的肺功能，所以禁止他乘飞机出行。（加缪与弗朗辛和一个庞大的团体——亚尼娜和米歇尔·伽利玛夫妇，他的编辑克劳德·伽利玛及其妻子西蒙，以及阿尔弗雷德和布兰奇·诺普夫夫妇——集体乘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罗布莱斯记得，一天下午，加缪不得不匆匆赶往医生那里去吸氧。加缪尽可能地将一切留给自己，留给他亲密的朋友，留给剧院。在剧院里，他才不会感到被孤立或被神圣化——他用“statuflié”一词来说明——相反，他总是充满创作热情。（据报道，他在一天之内创作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编剧本的上半场。） 从瑞典回来之后，尚未觉察关于母亲和正义的声明所造成的强烈影响的加缪，同样没有预料到新一轮的论战和嘲笑正等待着他。他立即给《世界报》写了一封长长的说明信，但这份说明使事情变得更糟。仅仅几个月前，加缪还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免疫力”，不再受当代知识界辱骂的影响，而这个声明恰好成为他的批评家们手中的把柄。他在第一轮批判攻击中坚持了下来，那些评判几乎与他获奖的消息接踵而来——对最终评选结果的蔑视，对他作品的贬低，其中一些批判恶毒至极，足可以被视为一种警告。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暗示说，瑞典文学院不是在授予一个年轻作家以荣誉，而是“使一个早熟的硬化症病人神圣化”。他从前工作过的《战斗报》，瞄准了他的致命弱点写道，像瑞典这样的小国家总会赞美那些“油头粉面的完美小思想家”。新一轮的攻击与以往不同，更直接的谩骂和指桑骂槐兼而有之，因为攻击的内容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政治。加缪的批评家们在他于斯德哥尔摩的言辞中发现了一个攻击他全部缺点的最好借口，对他的沉默和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谓的“虚伪”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让·赛纳克的文章是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 随着加缪在巴黎知识界的声誉陡然下降——他们乐此不疲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将他奉为“经典”作家，那意味着“守旧”——他的书却畅销起来。新的国外出版物和专刊开始出现，他的读者人数不断扩大，加缪“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世界各地。加缪获奖之后，诺普夫出版了《西西弗神话》和他的第一部戏剧集，以及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在瑞典的演讲》。加缪这次演讲的英文译本于1958年由贾斯丁·欧博文（Justin OBrien）翻译出版，定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其他的国家除了出版一些较为浅显易懂的小说外，还冒险发表了加缪的其他作品。加缪在印度、德国、南美部分国家、日本、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同时也在苏联秘密流行开来。在美国，好莱坞也骤然兴起了“加缪热”，人们议论着要将《卡利古拉》和《鼠疫》制作成电影（由莉莲·赫尔曼和威廉·惠勒改编制作后者）还有在百老汇上演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卡利古拉》的计划（有人提议由加缪饰演主角）。明星的工作是十分耗时的，尽管它十分多彩。（惠勒最终不得不在《鼠疫》和《宾虚》之中作抉择；赫尔曼显然只得到了翻译权。20世纪60年代，吕美特执导了在百老汇上演的《卡里古拉》。）这时，在玛利亚的介绍下，加缪认识了一位戏剧经纪人米舍利娜·罗赞，因为她与彼得·布鲁克长期的合作关系，她现在可能广为人知。她不仅接管了加缪本人的许多戏剧制作计划，还承担起为改编权、版权和巡回演出而进行的各项谈判，并帮助他实现组建剧院的理想。（1959年末，布鲁克主动提出请加缪在他的电影《琴声如诉》中担任角色；加缪去世后，由让保罗·贝尔蒙多接替他出演了这个角色。“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和意想不到的个性，”与加缪见面后，布鲁克这样回忆他。） 加缪的崇拜者像他的敌对者一样，构成了他的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证明了他的成功，也证明了他超乎寻常的独特魅力。苏珊·桑塔格将加缪的魅力归因于他的“道德美”，那正是诺贝尔奖所表彰的，也正是他的巴黎批评家们（那时他已称呼他们为“敌人”）所厌烦和迅速予以贬低的。加缪的道德标准，以及他坚守道德标准的愿望——他“追求高尚行为的高尚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他或多或少地逃离了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美国知识界的政治斗争也不像法国那样激烈。加缪去世之后不久，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作家描述他在那里感受到的非同寻常的悲哀和强烈的感情时说，“与其说加缪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这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是公众造就了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