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需要增加社会理性教育
    社会非理性教育有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和非理性；它对说理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
    社会非理性教育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更是强化这种教育的时候。它的基本方式便是官方宣传，人人对这种宣传鹦鹉学舌，久而久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思考与说话方式。不讲理不只是不会讲理，而且更是没处讲理、觉得讲理根本没有用。社会非理性教育的可怕和灾难性后果在于，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和非理性，而且是对说理及其必要公共生活作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这使得理性和非理性的分辨、区分都成为多余。既然如此，学校就算教会学生如何理性说理，到社会上还是一样用不上。不仅用不上，还会给试图用理性说理的人惹上麻烦、招来灾祸。
    因此，公共说理并不仅仅关乎“知识”，关乎知道该怎么说话，而且关乎是否有运用这种知识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就像关于民主的知识一样，民主的知识大多是浅显易懂的，因为必须大多数人能理解和掌握这种知识，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公共说理不可能在人们普遍缺乏理性说理知识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知识不一定非在学校获得不可，在一个民主的，有公共说理机制健全的国家里，社会和日常生活就是学习这种知识的地方，学校只是帮助将之从零散的经验提升为系统的认知而已。美国学校的“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教育所起的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如果在一个缺乏公共说理的环境中，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直接学习这种说理的能力，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学校若能系统介绍“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基本知识，至少可以少出一些像《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出了也可以减少一些盲从和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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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出版。作者徐贲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作包括《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