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新书发布会上
丹·布朗翻译及研究专家朱振武教授
提起丹·布朗，总会联想到朱振武。他是他的翻译者：《达·芬奇密码》《骗局》《天使与魔鬼》《失落的秘符》《数字城堡》，小说的中文版几乎部部畅销；他是他的研究者，《解密丹·布朗》对丹·布朗作品庖丁解牛般的细致分析让人惊叹。而如今，他对他的研究步入了更高层面，成果也进入到了英语世界。由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出版的“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现象诠释》）近日面世，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作者之一、丹·布朗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朱振武教授。
文学翻译是语言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纳与再造
读书：从丹·布朗作品的主要译者到丹·布朗的研究者，再到现在在英国出版这本英语著作The 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现象诠释》)，这十几年来，您的名字似乎始终与丹·布朗联系在一起。能否回忆一下当初您是如何与丹·布朗结缘的？在翻译他的《达·芬奇密码》之前，您对其人其作有了解吗？
朱振武：丹·布朗的书我2002年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电子书《数字城堡》曾在全美排行第一，而《达·芬奇密码》原版一上市就出现在《纽约客》等多家媒体的图书销量排行榜上，接下来更是连续多周高居榜首。但这样的书并不罕见，关键是要判断它是否适合中国读者，当然还有重要的一关，就是要把它译好。这点我和出版方不谋而合。
日语翻译家林少华曾说，翻译家与作家是一场艳遇。可以说，我与丹·布朗相似的地方很多，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工作相同、兴趣相投，我来翻译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读书：丹·布朗风靡中国，您的生动传神的翻译功不可没。我们知道，丹·布朗小说中的知识含量很高，涉及到宗教学、艺术史学、科学、符号学等等，作为其多部小说的主要译者，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是怎样把握这些知识点的？需要做大量功课吗？
朱振武：许多在国外走红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并不走红，虽然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问题。有的译本并不能简单地说翻译错了，而是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能在大陆畅销，能让汉语读者喜爱，能让他们一气呵成地读完，翻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读过丹·布朗小说的人都知道，知识性是其主要特色之一。《达·芬奇密码》的读者就无不为作者广博的知识所折服。他的其他小说亦不例外。因此，翻译这样的书，还要考虑和处理很多文学因素之外的东西。丹·布朗创作每部小说之前首先要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以及图书资料和专业知识的储备，特别是高新科技信息的“取证”工作。他曾就小说中有关各方面的知识请教过大批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术语之多、之专、之新、之难都是文学翻译中比较少见的。这些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我曾戏谑地跟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书译罢满头秃。”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很难，但让译作在目标语读者中喜闻乐见则更难。在审美意象、思维和视角上与原作保持相似性，为读者奉上既符合汉语人群阅读习惯又忠实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则是难上加难。其实上面说到的这些知识性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查找专业的工具书或请教相关专家得到解决，而真正难点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修辞、典故、思想情感、语气语调、字里行间的意思、文本背后的深意等很多方面，这些对译者的要求最高。所以说，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简单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纳与再造。
读书：为此，您还写了一部《解密丹·布朗》，对《失落的秘符》《达·芬奇密码》《骗局》《天使与魔鬼》《数字城堡》等丹·布朗作品进行解读，从“故事篇”、“人物篇”、“背景篇”、“场景篇”、“密码篇”、“知识篇”、“机构篇”、“技巧篇”等几方面来分析解密，这本书是否可以说是您研究丹·布朗的一个学术成果？
朱振武：写一本解读丹·布朗小说的叙事策略及谋篇元素，探寻其取得空前成功的书，是翻译了《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和《天使与魔鬼》之后就有的想法。布朗的小说在世界文坛产生的影响和给我的阅读震撼是巨大的，“信达雅”地迻译他的作品，把他的作品忠实地传递给汉语读者给我带来的辛劳也是巨大的。但我累并快乐着，与布朗的小说带给我的丰富的审美体验和无限的阅读快感比，这点累还真算不了什么。
这部解读之作部分工作早在2006年夏秋之际就已经开始，此后一边撰写，一边迎候布朗当时称为《所罗门钥匙》（The Solemn Key）的新作的面世，没想到这部后来更名为《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的作品直到2009年9月15日才千呼万唤地隆重上市。契机来了，解读他的五部小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丹·布朗的小说篇幅长、信息量大、情节复杂、涉及学科多是尽人皆知的，《解密丹·布朗》这本书的设计就是针对这样的特点。除第一章对布朗的生平和成功之路进行跟踪外，其余五章各自针对一部作品，所列分类各篇是从布朗作品的总体特点考虑的。当然，这五部小说的各自特点也都有谈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部小书还远没有把布朗小说的叙事特点、文化蕴涵和成功堂奥说尽说透，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是我的最大企盼。
丹·布朗作品的娱乐性、普世性与入时性满足了读者
读书：这样一个学术成果以这样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达，我觉得与丹·布朗的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小说也是在通俗外表下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您曾经说您不喜欢用“通俗”和“严肃”这两个标签来对文学进行分类，那么丹·布朗的小说应该贴什么标签？
朱振武：美国人称丹·布朗的系列小说为erudite fiction（博学小说，知识型小说），我在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则称之为“文化悬疑小说”。我没有名之为“通俗小说”，是因为布朗的小说从不是以炫耀博学为目的，而是充满了对人类过去的反思，对人类现状的忧思和对未来的愿景。文学作品是很难二元对立或简单划分的。“严肃”和“通俗”这两个概念也远不能说清小说的类型和例别。实际上，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一个鲜明的界限，更没有不能逾越的沟壑。
丹·布朗勤勉好学，博学多通，早年曾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学专门学习过艺术史，因此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在美国这个既崇尚西方文明又关注本土现实的多元文化杂交的大熔炉里长大，对西方的经典文化了然于胸，对世俗社会又洞察入微，并走上了一条雅俗相融的创作道路，因而从多个层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读书：The Dan Brown Craze的另一个作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启科分校的英语系主任张爱平教授说，丹·布朗的成名在美国也很有争议，如果他上丹·布朗的课的话，是会被同事们讥笑的。对此，您怎么看？
朱振武：能够走进课堂、进入教科书的，自然是经过沉淀和时间考验的作品。因此，现在对丹·布朗的小说进行评判为时尚早。有些人对这类小说特别是类型小说和当下走红的小说持有偏见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课堂上研读和讲授这样的小说遭到一些人的讥笑也是可能和正常的。但类似的作品进入课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小说本身就应该是通俗的，其形式和内容都应该是通俗的，尽管其寓意和内涵可能非常丰富。
其实，通俗和娱乐正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固有传统。六朝小说家所说的记录“传闻”、追求“奇异”和“游心寓目”等很好地概括了小说的这一特征，后世小说都是沿着这条线往下走的，最多是加上“教化”或故意强调这一功能而已。西方现代小说的代表如笛福、理查逊、菲尔丁创作的小说主要就是情节曲折的寓言故事。同中国小说家们一样，他们的写作面向的也是“大众”，目的就是讲故事，所以，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也就有较广阔的市场。许多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作品、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比较没有市场，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从丹·布朗的六部小说来看，他首先是个极其成功的“story-teller”，他创作的首要目的就是给读者以愉悦和享受，然后让人们掩卷沉思，从中又能悟出一些道理，这正是作者企图达到的阅读效果。他显然深谙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不想劳神费心又想有所斩获，既收获快感，又收获知识，同时也赶了时髦。我们发现，正是其作品的这种娱乐性、普世性与入时性满足了读者。
读书：您认为丹·布朗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畅销甚至长销的原因正在于此吗？
朱振武：如上所说，丹·布朗的作品之所以畅销进而长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娱乐性。我们知道，小说的娱乐功能正是这种文学样式得以兴起和光大的原因之一。
丹·布朗取得空前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对经典文化的解构，是他对人们生存焦虑的关怀和心中疑点的诠释，是其雅俗相融的创作手法和雅俗共赏的审美旨归对接受群体的阅读期待的多重满足。他的小说中的知识像是百科全书，但我们却不厌其烦，因为作者不是呆板机械地灌输知识，而是把这些知识化成一个个道具。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像作者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观众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看似无意、实则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动作，注视着他手上不断翻新的每一个道具。而当演出结束，大幕落下，观众惊魂未定或还在托颐沉思之际，担当编导兼表演者的小说家丹·布朗已心满意足地颔首谢幕，留下一个神秘的微笑拂袖而去，把观众又抛回到喧嚣、烦躁、孤寂、无奈、尴尬、颓唐、怅惘、彷徨的现实之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丹·布朗的作品打动全球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
没有比较，哪有鉴别
读书：《解密丹·布朗》是对丹·布朗的作品本身进行研究，而您的最新著作The Dan Brown Craze则是对丹·布朗风靡中国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为什么会决定写这样一本书？而且是用英语写作，并在英语世界出版？
朱振武：丹·布朗的小说在全球的文学文化等方面引起了巨大、持久的轰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关注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和适宜的。中国对丹·布朗进行研究已经有十二年时间，成果颇丰。可总体看来却多是对其某部作品或多部作品整体特征的共时性研究，对丹·布朗创作手法的成熟、发展和演变，及其作品对美国文学创作传统的承继与创新，缺乏历史性的关照和深层的思考，对其作品的畅销的深层原因还缺乏深度思考和揭示，还明显缺少广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视野，更缺少对小说的未来走向及出路等问题的深层观照。
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不是要仰人鼻息，做人家的传声筒或注释人，而是应该走进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与国外学界特别是英语学界直接对话。正如张爱平教授所言：“关于丹·布朗现象，我们很有信心会继续延续下去。丹·布朗的研究也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同行和学生们能够加入到这里。”我和爱平的工作也远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但我们会殚精竭虑，继续努力，向着这个目标不断靠近。
读书：如果说《解密丹·布朗》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那么The Dan Brown Craze则是非常学术化的。我们知道您的专长之一是比较文学，在这本著作中，您在诠释丹·布朗现象时，与中国文学的观念和范例作了大量比较，能否举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朱振武：就像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研究生问我：“意识流小说是起源于美国，还是起源于英国，是起源于伍尔夫，起源于福克纳，起源于亨利·詹姆斯，还是起源于法国的杜夏丹？”我说：“都不是。意识流起源于中国。”他们笑了。但是我随后给他们解释了。我说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很早就有意识流这样类型的作品，比方说清代中叶董说的《西游补》就已经打破了物理时空，从心理时空角度进行创作。意识流小说采用的技巧，无非就像是闻到一种气味，碰到一个东西，听到一种声音，看见一个物件，然后联想、回忆、独白等等类似的手法，而这些手法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都有。我讲完了一些例子之后问他们：“你们说，这是不是意识流小说？”他们说：“是。”我说：“那么意识流起源于哪国？”他们大家一起说：“那是中国。”
我们用不着把西方人的东西都奉为圭臬，如获至宝，动辄弗洛伊德、拉康，柏格森、詹姆斯，瑞恰兹、燕卜荪，海德格尔、萨特……好像不提这些人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学评论了；或者动辄现代、后现代、互文、拼贴、恶搞、戏仿，好像这些都是人家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不懂批评，也不会玩文字游戏一样，实际上这些东西中国老祖宗在“四大名著”以及其他经典作品中玩得都非常好。没有互文还叫小说吗？没有戏仿还叫文学吗？所以我们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没有必要都跟着西方走。
读书：如何处理好异域文化与本土视角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The Dan Brown Craze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尝试？
朱振武：没有比较，哪能有鉴别？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要立足本土，要有中国文学文化的视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视角，光是从英国（美国）文学到英国（美国）文学，我们就很难跳出西方人思维的窠臼。只懂一种语言，就是不懂语言；只懂一种文学，就是不懂文学；只懂一种文化，就是不懂文化。我们没有参照，怎么对它进行鉴定呢？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参照系。我们对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我们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文学；我们要想懂外国文化，我们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视野，光是看外国人的资料，然后再跟外国人讲外国人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意义就不大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世界舞台上立足。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有起码的文化自觉、批评自觉。如果不自知，我们就没有办法他知。所以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随邦唱曲，更不能拾人牙慧。
在这本英文的著作中，西方的名篇名著、名人名论自然是我们要参照和讨论的，但所不同的是，我们不是人云亦云，或者把西人的东西奉为圭臬和理据，而是把丹·布朗的小说与中国古典及现代的小说作一些比较，如用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来和《达·芬奇密码》作比较，因为他们都如鲁迅所说是“以小说见才学者”。叙事手法则拿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点评作比，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和“草蛇灰线法”等等。写作中，我们参考了西方经典，也参考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文学名篇，更离不开对中国小说批评的借鉴。
读书：读者都很关心丹·布朗的近况，请问您最近跟他还有联系吗？他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朱振武：丹·布朗为人较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与媒体接触较少，对一般访客基本拒之千里。近期他在协助电影公司完成《失落的秘符》的拍摄工作。相信他会像前几次一样，卧薪尝胆，多次增删，“蛰伏”或“潜伏”一段时间，推出新的作品。每次他的新作推出，都能闹得个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又该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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