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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悄然“革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


    2015年8月,酷暑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62名评委,携带着三个月的分散阅读经验,聚集在北京八大处进行更深入的集中阅读讨论。在经过了多达六轮的实名制投票之后,被称为史上竞争最残酷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终于尘埃落定,五部获奖长篇小说浮出水面。格非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作品组构而成的《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榜上有名,正式加冕这一中国目前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项。
    “革命”之一:
    从“长篇小说奖”
    到“作家终身成就奖”
    自打茅盾先生1981年留下遗嘱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已历三十多个春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尚也屡屡变迁。具体到以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茅盾文学奖,自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将笔者有幸介入其中的第八届与第九届这两届评奖状况与此前的七届评奖相比较,或许与一方面取消了初评终评两个不同评奖阶段,另一方面实行了大评委及实名投票机制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作家的权重所占份额有着明显的增加。而这也就意味着,曾经特别强调只是发现并奖励优秀作品的茅盾文学奖,其实已经在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在向以奖励作家为主的终身成就奖逐渐靠近了。
    导致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原因有二。其一,获奖作品未必是该作家迄今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的例证并不在少数。比如,张炜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古船》,而不是《你在高原》;莫言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生死疲劳》或者《丰乳肥臀》,而不是《蛙》;王蒙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活动变人形》,而不是《这边风景》。尽管说,我们的这种推论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被漠视。其二,获奖作家绝大多数都不仅有着数十年的小说写作历程,而且其总体创作成就的突出,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只要认真地打量一下最近的两届茅奖,你就不难发现,某一位文坛不知名的作家,或者创作资历尚浅的作家,要想获此殊荣,几乎不可能。即使是这次看起来似乎带有一点“横空出世”意味的《繁花》,其作者金宇澄不仅是资深的文学杂志编辑,而且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曾经有过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经历。更何况,在我个人看来,正如同陈忠实仅仅凭借一部《白鹿原》就足以成就自己文学史重要地位一样,哪怕仅只是依凭这一部《繁花》,金宇澄也完全可以奠定其在未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假若坚执于茅盾当年的遗嘱,那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茅奖这种由奖励作品为主到奖励作家为主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奖项设立的初衷。然而,倘若顾及茅奖设立以来历届评奖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经验教训,考虑到曾经出现过不少实际上早已被读者淡忘了的获奖作品这一客观事实,那么,这样一种兼顾作家总体成就考量的评奖转向,也就还是能够被接受的。因此,尽管在评奖结果公布后,这一事实上的评奖转向曾经遭到过不少人的吐槽,但在我看来,着眼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现实,只要在相对公正的意义上保证评奖的质量,能够有一个同时兼顾作品与作家的茅盾文学奖的存在,其实未必不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幸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