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尔斯符号学到语用整体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14 《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 完权 参加讨论
摘 要：符号学有索绪尔和皮尔斯两大传统。前者用二元论的方法观察抽象的语言系统，尽管成就巨大，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者在沉寂数十年后，以新皮尔斯主义为旗帜，在解释具体交际中意义的传达和理解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代表性的学说有表征假说、意义几何学、复合话段说、语用整体论等，主张在具体交际主体的全部认知语用背景的基础上，诠释语言符号传达的意义。所谓“语言语义”并不存在，话语解释是一个整体语用推理过程。 关键词：皮尔斯；索绪尔；符号学；编码语义；语用整体论 一、绪论:索绪尔传统 本文旨在以意义为主线，厘清一种语言观百年来的变迁，但适合的开头却是与之对立的索绪尔，因为他的语言符号学在语言学界的影响远超其他符号学思想。不过，尽管其成就巨大，却也逐渐显现出短处:用二元论方法观察抽象语言系统，不适于解释具体言语交际。 1.1抽象语言观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先设:研究对象是“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索绪尔2002:107)。那么，符号就只是抽象、隐性的社会主体所拥有的抽象、静态的语言系统中的符号。由此决定的基本理论方法就是:“在静态语言学里…按惯例把事实材料加以简化”(索绪尔1980:145)。这种抽象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必然后果就是符号二元论。  图1 二元符号 1.2符号二元论 符号二元论的表现有三:二元符号、双层语义、编码交际。 索绪尔(1980:102)“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即符号具有所指加能指的二元特征。概念就编码在抽象的语言符号中。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编码属性。这种符号二元论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在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后，也依然被形式学派所继承(Chomsky 2000:9)。 假设语言符号本身具有概念，要解释意义的传达，就必须设置另一个层次，即思想中的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Chomsky 2007:14)。这样的双层观，在从格莱斯主义到关联论数十年间语用学的发展中，也同样受到认可，尽管语用学研究常常站在乔姆斯基的对面。比如关联论也区分语言语义(linguistic semantics)和真语义(real semantics)。(详后4.1节) 认可编码语义，就必然认可交际的编码解码模型，即把语言交际当作一个信息传递过程，由概念到语音的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的循环组成(索绪尔1980:33)。该模型缺点很明显，因为言语交际不是发电报，不只是语码与语义一一对应的信息传递。为弥补这一点，自语用学兴起后，语用推理(inferring)受到重视，形成解码加推理模型。但其中解码仍是必须的，本质依然是编码交际，推理只是附加在解码后的调适(Carston 2002)。 1.3质疑 Ogden&Richards(1923)最早对索绪尔的“语言”定义提出直接批评，认为“由于完全忽略了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从一开始便与检验、证实的科学方法断绝了任何联系”。他们还指出二元符号论的根本缺陷是缺少对符号的解释过程，这个过程并不能用二元定义一带而过(奥格登、理查兹2000:4-5,18)。Piaget(1968)对各研究领域中的结构主义做了检验和反思，指出索绪尔“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皮亚杰1984:60)，是“静止的结构主义”。静止性，尽管对索绪尔个人而言未免不甚全面(详后第六节)，却终成各方质疑结构主义的靶心。 在符号学方面，Meyer(1996)指出结构主义的主要缺点是静态、非个体，不关注信息交际，意义是符号系统内部意指过程的结果，符号是自给自足的先验存在，所指也是先验存在的观念世界。在身势语研究方面，McNeill(2005)以言语并发手势为依据，质疑形式意义映射观和交际编码模式对意义及其传递的解释并不充分。在会话分析方面，Enfield(2009:Ch.1)认为不能把静态/动态、任意性/理据性、抽象/具体这样的二分法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关系实际上并不对称，因为我们总是被牢牢锚定在语境中的交际符号的动态、理据、具体的范围之内。所以，把意义当作语言符号的构成属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一个静态、任意、抽象的符号观，不足以描写事实，不足以成为恰当的分析框架。在语用学方面，Burton-Roberts(2013)指出，这种部分论(mereology)理念不足以解释意义问题。二元论把声音和意义比作一页纸的两面，二者独立而对称;但能指所指的关系其实并非如此，从声音到意义是单向的。部分论主张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二者关系无法自解(self-explanatory)，只能诉诸非自然的任意性假设把二者联系起来，这正是该理论的弱点。对部分论静态二分法的质疑也适用于另一对概念:语言和言语。Grdenfors(2014:2)指出，索绪尔并没有解释语言如何从言语中产生出来。这使得索绪尔的“语言”概念成了纯理念化的空中楼阁。 就语言分析实践而言，“静止的结构主义”不过是事后归因(post hoc)。结构主义学者曾经认为，结构能解释意义的一个证据，是可以用不同的结构分析区分歧义，经典例句如“在火车上写标语”“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确实，不同的结构图可以展示不同的意义;但是，语言形式本身却并未提供任何线索，分析者是首先认识到意义的差别，才能用划分不同结构的方法表达出来。所以，不是形式决定意义，而是意义决定形式。那么，从语言使用的动态着眼，该如何认识意义? 二、溯源:回到皮尔斯 2.1三元特征 皮尔斯不如索绪尔那么幸运，在世时少有论著发表，去世后大批手稿无人问津，数十年后才陆续出版了一部分，但最终在20世纪末激发出“回到皮尔斯”(赵毅衡2014)的风潮。作为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的皮尔斯，关心的是意义如何表达。他对符号的定义是“相对于某人、在某个方面，能代表其他的某种东西”(Peirce 1955:99)。任何事物只要独立存在，并和另一事物发生了联系，而且可以被理解，就是符号。人们常常关注皮尔斯的符号三类别1: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但是就言语交际研究而言，更应该重视皮尔斯符号过程(semiosis)的三元特征。符号实现意义的过程由三部分———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符号目标项(object)、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共同作用完成。符号过程的核心是对替代关系(stand-for relation)的解释。符号就是代表项，意指(signify)代替目标项，符号的接受者受其指引经由认知解读得出解释项。解释项可能等同于目标项，也可能有差异，因为有理解也就可能有误解。皮尔斯特别强调，这种三元相互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拆分为二元一组的活动过程。 皮尔斯基于符号学进行了语言研究，而索绪尔则提出了基于语言的符号学。皮尔斯三元(triad)体系相较于索绪尔二元(dyad)体系，大致可图示如下:  图2 皮尔斯三元符号体系和索绪尔二元符号体系之比较 2.2一元本质 虽然符号过程可作三元分析，但符号本身是一元的。语言符号就是语音，其中不包含所指概念。概念或意义，是经由符号过程，由说话人赋予，并由释话人解释得出的。皮尔斯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纯粹的符号关系，二者并不组成独立的超结构。 意义不在词语中，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单词存活在使用单词的人们的心智之中”(Peirce1965[1932]:168)，意义不可能离开一个产生意义活动的心智而出现。意义的产生是符号代表项、目标项和解释项之间动态反映的结果，是一个信息交际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语用过程。交际中的意义不仅由说话人赋予，也是解释者头脑中解释过程的结果。具体的意义依靠特定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解释活动，不同的人可以赋予同一个符号代表项以不同的意义。 只有得出解释项，符号关系中的其他两项才有意义。意义来自于一个可感知的人为动作，哪怕一个眼神，乃至于声音，被观察者诠释为代表了某种东西。这种代表关系，并非内在于符号，而是由诠释主体，根据时空因果邻接性(spatial-temporal-causal contiguity)得出的。(Peirce1965[1932]:135)如果发出者有意图，但对方没有作出诠释，那么也就没有意义;即使发出者无意识做出一个动作，却被对方加以某种诠释，反倒也就有了意义。所以，意义不是某甲传递给某乙，而是某乙受某甲的启发而产生的认知活动的结果。 尽管强调符号关系的解释性，皮尔斯却并不反对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约。他认为，一个记号(sign)被当作符号(symbol)的条件是，它的代表关系由已然存在的社会协议所决定。所以Piaget(1968)指出，“在皮尔斯的分类中，完全没有表义符号在前表象阶段和表象阶段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义符号在个人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对立。”(皮亚杰1984:80)皮尔斯对规约的处理，既避免了索绪尔符号学部分论的诟病，也避免了招致新的批评。 “什么是符号”这个问题在索绪尔符号学中有意义，而在皮尔斯符号学中没有意义，因为“什么都是符号”。皮尔斯不是通过抽象体系看语言符号，而是关心认识事物意义的逻辑结构，重在从具体过程看符号的实现，在言语行为中、在对话的认知过程中，着眼于交际、认知和语用，理解意义的达成。而这些正是索绪尔符号学力有不逮之处。 表1 索绪尔和皮尔斯体系对意义的认识差异  2.3时代的回音 皮尔斯在世时听众寥寥无几，其晚年唯一的热心读者是英国的维尔比夫人，他们保持了多年的通信。维尔比夫人有两个知名的传人，奥格登和瑞恰慈2。显然他们也深受皮尔斯影响，《意义之意义》中随处可见对皮尔斯符号学的响应。 他们强调意义的个体性阐释差异。“首要的事情是要记住:由于个人过去的历史，除了某些非常简单的方面之外，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对任何一般词语的反应和运用，很可能不相同。”(奥格登、理查兹2000:114)伦理学中的“好”、艺术中的“美”的意义，都是很好的实例。他们用成章节的篇幅来分析每个人对单词的理解都不一样。  图3 意义三角(奥格登、理查兹2000:8) 该书的核心理论“意义三角”强调符号的代表关系，这显然来自皮尔斯并不同于弗雷格的语义为社团共享的三角理论(参看宁春岩2000)。该书也很注重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在意义理解中的不同地位，并特别注重解释者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指的事物，认为自己在指的事物，认为使用者在指的事物。(奥格登、理查兹2000:172) 无独有偶，赵元任对符号的论述也接近于皮尔斯。赵元任(1926)特别强调符号和对象之间的“联想关系”，甚至“交叉的联想”，符号要“容易唤起对象”。 三、发展:新皮尔斯主义 3.1新皮尔斯主义(neo-Peircean)的基本理念 皮尔斯符号学在沉寂数十年后，追随者们打着新皮尔斯主义的旗号卷土重来。 一、新在认知。皮尔斯符号学是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哲学的产物，研究的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重视“认知过程中(人的)行为的重要性”(Cobley 2001:242)。Eco(1984)更是强调，符号过程中通过推理得出解释是对认知活动的调节。 二、新在互动。Deely(1990:23)把符号过程中的动态交往阐发为主观互动(subjective interaction)，即符号过程总是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物理或心理的交往。Parmentier(1997)则指出，符号过程体现了思维的对话性，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互对话中产生了认知。 以上是新皮尔斯主义符号学家的论述，同意这些理念的语言学家也不在少数。 3.2意义即关系 其实，《意义之意义》早已提出“A的意义就是A与B的关系;A就是B。”(奥格登、理查兹2000:171)近百年后，Burton-Roberts(2013)也同样基于皮尔斯符号学论证了“意义即关系”(meaning-as-relation):意义是语言符号和思想的关系。 意义如何产生?让我们先放宽视野，不局限于语言来看。一个新脚印，对鲁滨逊而言，是有意义的，却不曾被谁赋予过任何语义内容。这是个指示符，自然符号可以不依赖交际意图而具有意义。规约符也是一样，比如交通标志，符号本身不具备概念语义内容，但是它对司机有意义。当然，这需要三个前提:一，被有意识地赋予交际意图;二，交际意图被人认识到;三，这个人要懂交规。这和语言非常相似。所以，一句话引导听者领会一个思想，当且仅当听者依据规约认识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把交际中的话语当作规约符，意义当然就不是某事物的属性，而可以用关系来定义。Sztencel(2018:53)将“意义即关系”阐述为:意义是，对某些人而言，AB之间的关系;A指包括语音现象在内的任何东西，B指具有语义内容的思想。其中要点有三:一，语义内容仅存于思想之中;二，语言符号，正如其他符号，本身并无语义，仅仅对某些人而言才有意义;三，语言符号，只有在引导听者领会了某个思想时，才对听者而言具有意义。 所以，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存在于该符号所具有的它和认知者的整个心理世界中的所有思想的整体关系上。那么，当语言符号不能成功引导听者领会思想的时候，即没有达成AB之间联系时，听者即使每个字都听明白了，但是依然会“不知所云”，例如: (1)然后她又指指我舅舅的伤疤，说道:可以吗?我舅舅不知所云，于是不置可否。(BCC语料库) 反之，当语言符号能够成功引导听者达成AB之间联系时，哪怕一个意义极虚的指示叹词也能成功交际。比如下面这一例，并不需要更多话语，听者也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2)我回到表演马车厢，房门开着。我探头进去，里面一片凌乱，但金科不在。我入内换回便服。几分钟后，奥古斯特带着来福枪来了。 “喏。”他说，爬上坡道，把枪递给我，又把两枚子弹塞进我另一只手的掌心。 我将一发子弹放入口袋，递出另一枚给他。(BCC语料库) 3.3语用学疆域的扩大 沈家煊(1990)概述了当时学界对语用学和语义学划界的研究，指出按不同的标准结果会不一样。按真值条件划界的方法“较为明智”，因为有些会话隐涵“带有一定程度的规约性”。这样，相较于索绪尔式约定俗成说，语用学的疆域就大了一些。而按某些激进的语用学者的观点，确定某些真值条件也不能离开语境，有些衍推义(这是语义学最后的堡垒)也需要靠会话原则才能推导出来。这样，语用学的疆域就更大。 表2 对语义学和语用学划界的两种标准  三十年过去了，在新皮尔斯主义者眼中，语用学的疆域还将进一步扩大，以Grdenfors(1993a,1993b,2000,2014)的意义几何学(Geometry of Meaning)为代表。这是一种关于概念空间的社会认知理论，并尝试采用数学方法来测量概念空间。它主张在语义和语用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线，语义来自交际语用。简而言之，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 皮尔斯曾论述过空间是与生俱来的基本概念，并且空间概念约束着人们的归纳推理。Grdenfors深化了这个观点，认为语义不是语言到世界的映射，而是两个个体概念空间的映射。语言意义来自语言使用中“思想的汇聚”(meeting of minds)。索绪尔式语言-世界映射观的问题是不涉及使用者，尤其是没有回答在这个映射中使用者是如何理解意义的。这个理论转变了语义学的理论焦点，从单词和意义之间相对稳固的映射，转变到会话双方思想的汇聚，从而把语义研究纳入到语用研究之中。要解释拥有不同概念空间的认知者如何使其识解协调一致，关键是:一，视觉空间协调一致;二，推理也协调一致，努力汇聚到对意义的共识上。  图4 联合注意的两个步骤 协调视觉空间，靠的是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Tomasello1999)，如图4所示。以此为心理基础，Grdenfors从各种交际行为中的“指”(pointing)这个动作开始，从空间概念到概念空间，逐步分析了在指示、各类实词的词汇语义、动作和事件、各种认知域中的介词、词类意义乃至复杂的语义网络中交际双方的思想是如何达成汇聚的。皮尔斯强调解释项的在场性，即符号的承担主体、符号及其对象同时存在，符号的承担主体更侧重于某个具体的现实个体。“意义三角”也继承了这一点。联合注意也正是在交际双方和交际对象的三角关系中形成的。Grdenfors用“指”把这种在场性具体化了。 协调推理，靠的是交际协同(communicative coordination,Winter 1998)，如图5所示。经过在惯例(praxis)、用法说明(instruction)、内部世界协同(coordination of inner world)和意义协同(coordination of meaning)这四个层次上否认(break)和确认(acknowledgement)的循环，最终协调一致，达成关于意义的共识。奥格登、理查兹(2000:177)区分了“说话人认为听话人所理解的正在指称的事物或内容”和“听话人认为说话人正在指的事物”，这个思想在Grdenfors的认知语义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图5 交际协同的四个层次 3.4互动语言学的共鸣 新兴的互动语言学虽然扎根于话语分析传统，但其中也有不少新皮尔斯主义的同路人。 Enfield(2009)首先采纳Peirce(1955)把符号当作认知过程的公共要素的观点，提出意义并非从语言才开始，认为语言具有意义的原因和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具有意义的原因一模一样。理解交际意图的线索，不仅可以从词汇这些交际规约符中获得，而且可以从像似符-指示符的关系中获得，这种关系把人们目光所及的万事万物都编织在一起。 Enfield还基于新皮尔斯主义的复合信号(composite signals,Engle 1998)说，提出复合话段(composite utterances)概念。意义是一个复合概念(composite notion)，身势、眼神、言语，符号和其他符号同时发生，多重信号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意义包中，被诠释为一个整体的相关部分才能得到统一的复合意义(composite meaning)。因而，作为成分的符号，只有做出贡献促进整体的交际举动发挥功能时，才具有意义。以手势的整体性意义(holistic meaning)为例:某个手势，只有当它在一个话段的整体意义中充当某个角色发挥作用，才拥有某个意义。所以，不仅需要分析话语并发手势的意义，还要更加普遍地分析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的意义。话语诠释者的工作首先是要认识到符号发出者的交际意图，进而在语言符号和很多其他异质手段的混合运用中阐释整体性意义。以下面这个名篇的选段为例，动作“画一个圆圈”和话语“大家”必须相互参照，才能解读出二者准确的意义: (3)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冰心《小桔灯》) 另外，互动语言学的互动结盟理论(interactive alignment,Pickering&Garrod 2004)和前述交际协同理论一样，也旨在从交际双方逐步协同一致的过程中获得意义的解释。 四、焦点:有编码语义吗? 4.1对垒 语言符号编码语义是索绪尔的核心观念，但《意义之意义》随即批评道:“词本身不‘意指’任何东西，虽然人们也曾一度普遍认为词本身有意义，……正是只当思考者使用词时，词才代表任何事物，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才有‘意义’。”(奥格登、理查兹2000:7) 编码语义观的新版本是关联论对语言语义和真语义的区分(Carston 2002:19)。语言语义是由语言能力编码解码的逻辑形式，具有跨语境和跨言者的共享性，不具备真值属性。真语义是由言者传递的思想命题语义内容，具备真值属性。与此平行的是区分词汇概念(lexical concepts)和经由概念调适(concept modulation)派生出的特设概念(ad hoc concepts)。 Sztencel(2018)对语言语义提出一系列辩驳:一，定义不清;二，不可能习得，习得的都是特设概念;三，在话语解释过程中也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交际中的概念都是特设概念;四，关键是，解码过程纯属冗余。如果持有概念原子论，那么原子论是拒绝调适的;如果持有概念组合论，那么调适过程就是语用推理。如果特设概念在逻辑上和词汇概念没有关系，那么词汇概念就不可能约束交际中对特设概念的检索;如果想要表达的词汇概念和交际概念一样，解码也就没有必要，因为所谓的编码概念也仍然是需要语用推导得出来的。 所以，Sztencel(2018)认为无需设置语言语义，应由表征说和示标说取而代之。 4.2表征说 单词当然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意义是单词的稳固符号属性。Burton-Roberts&Poole(2006)和Burton-Roberts(2007)观察到，特定语言语义的获得必然是事后归因，因为实际上它是以对话语的预先理解为前提的。因此他提出了皮尔斯主义的表征假说，重新认识语言符号系统。表征说(Representational Hypothesis)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征，区分被表征体(representatum)和表征体(representans)。被表征体产生自思想的语言;而表征体，即自然语言，是“思想的物理表征规约系统”，定义了表征的形态音位合格性。 为什么单词不需要编码语义也能拥有意义?为什么交际不需要编码语义也能传递意义?表征说的回答是:概念先于并独立于语言。概念不是属于单词的构成属性，而是属于思想，思想的意义是意义的唯一种类。人类在出生后便具有某种直接而下意识的概念通道。在特定语言习得时，所习得的实际上是另一条非直接(借助语言表征)而有意识的概念通道。在习得时，概念被激活并被加上一个表征标签，最终习得了一个思想的规约表征体系，或者说，语言符号和思想的关系体系(“意义即关系”)。特定语音是规约符，用于规约性表征思想中的结构化概念/语义内容。习得语言就是允许通过语音代理来进行思考。 4.3示标说 如果语言符号不具有语义，那么语言符号是干什么用的?答案是:语言符号是指向思想意义的“指示标/标签”(pointer/label，以下简称“示标”)3。皮尔斯多次使用“示标”来比喻符号的提示、定位、指向作用。把单词视为示标，意味着单词是规约符。 Carston(2002:330,360)在讨论话语标记的过程性属性时，也间或提到语言编码就好像是概念空间的示标。Carston(2012,2013)更进一步认为不管单词编码了什么，都是非概念和非语义的。这些观点透露出Carston在逐步背离关联论一贯采纳的索绪尔符号学，却正契合皮尔斯符号学的理念。示标不具备其所指向或标贴的事物的属性，对这些事物也没有概念贡献。把单词当作示标，意味着词汇概念指向记忆中的特定区域，也就意味着语言表达是依靠符号关系而能拥有意义，并不需要将语言语义作为其构成属性。 Burton-Roberts(2013)指出了符号关系存在的前提:在任何符号关系中，所指必须事先存在，并独立于符号关系。如果一个发声事件被用来充当某个概念的符号，那么这个概念必须已然存在，并且独立于符号关系。以词汇意义的习得为例，Hintzman(1986:412)提出，词汇意义的习得，就是在发声事件和原始属性配置之间建立联系，获得给原始属性加上示标的能力。加上示标，就建立了联系，并且便于检索。 Sztencel(2018)建议，在习得过程中，对交际意图和规约的认识，可以叫做示标能力。儿童所习得的，无非就是指向概念结构的特定通道。发声事件，作为指向概念结构的语言示标，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规约;二，符号意图(指引注意);三，推理得来的对前两者的认识。一旦听者断定在言者心中声音和意义有联系，且言者有意通过发声来引导听者领会特定的概念结构，相似的记忆踪迹就会被储存在同一个形态音位示标下。某个词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带有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交际规约，新的独立记忆踪迹簇就会陆续被建立起来，并共享原有形态音位示标。这和基于用法的范例方法(Bybee 2013)是一致的。 4.4旁证 心理语言学方面，语言语义冗余观也得到了一些支持。Gibbs(2002:483)主张，“在单词和句子层面上，都看不到一些自立分析的经典的、非语用的意义”的心理语言学证据。正面论证来自Hintzman(1986)的记忆和信息检索的多重踪迹理论(multiple-trace theory of memory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主张单词是一种表达范型(expression-types)，本身不具有意义，它们是与其相联系的所有个例经验(token-experiences)的集合。在记忆中它们有部分交叠的属性，就共享了一些共同的概念结构。单词唯一的意义就是它们在语境中涌现出来的意义。该理论也预测，对说话人有意而为的语言的理解，是一个整体语用的推理过程。这样的语境论看似激进，却不无启发。 五、重塑:语用整体论 5.1语用整体论的语言观 表3 语用整体论的基本立场  语用整体论(Pragmatic Holism)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表3。所谓“整体”，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理解过程的整体。如果不必设置语言语义这个层次，那么话语理解就只能，也全能通过语用推理。整体语用路线(wholly pragmatics approach)假设:语言解释过程本质上只有一个阶段———依赖语境的推理。所有反对存在特定的语言语义表征，反对语言语义解码过程具有决定性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涵盖在整体语用这个概念之下。(Sztencel 2018:2) 2)意义网络的整体。整体意义具有层层相递互相联系的网络效应，基于认知者的整体认知、百科知识、单词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Sztencel 2018:76)。比如，“猫”这个词在某个人心中可能会联系着养猫的“邻居”，这个邻居是个“医生”，以及这个医生工作的“医院”，等等。这是一张巨大的联想网络，给一个单词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张网络的主观性，这是区别于纯粹客观的共享知识网络之处。当然，共享知识网络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认知者主观意义网络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纯理性的语言语义对推理的逻辑约束，那么单词的意义，原则上就是它所能激起的无限推理的总和，结果必然是整体论。 3)认知语境的整体。单词意义具有高度语境变异性和个体差异性(Sztencel 2018:28)。进行中的话语、环境语境和上下文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限制话语解释。对于特定说话人的符号解释过程而言，并没有什么纯客观的、跨说话人共享的语义内容起决定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得史，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独特的意义网络。在不同的即时会话语境中，还会呈现出随机性差异。所以，人与人通过语言沟通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其实有可能非常困难。《意义之意义》整个第七章都在谈各种人在各种场合下理解的各种“美”。不同性格、经历的人在说“我爱你”的时候，也意味着不同的体验和结果。甚至更加客观的“下雨了”之于南方人和北方人，“生牛排”4之于东方人和西方人，也有不同的意义。 4)会话双方的整体。交际中联合注意决定了意义解释的成功与否必须同时着眼于会话双方。听话人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阐释，叫做释话人(interpreter)更为恰当，更适合表达听者在意义互动生成中的积极地位(Verschueren 1998:77)。说话人必须考虑到释话人的主动阐释而遣词造句，并根据反馈适时调整，寻求双方对意义的一致解释。即便如此，误解也是常有的。形成联合心智表征(joint mental representation,Grdenfors 2014:Ch.3)的联合意义(joint meaning,Warglien&Grdenfors 2013)才是真正落实了的意义。 5.2语用整体论的优点 语用整体论有两大优点:理论简洁，解释充分。试析一例如下: (4)他手里拿着把枪。 这个例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解释过程高度动态，不同听话人的个人信念以及他所受到的以他与当前情境的联系为背景的语境限制，决定了他对话语的诠释。如果会话人是军人，在营房谈论一个哨兵，那么“枪”就是真枪;如果会话人是父母，在家谈论他们五岁的孩子，那么“枪”就是玩具枪，即所谓的指称转移(reference transfer)。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会话人之间的特定对话，就提供了足够的语境限制，足以让会话人识别示标，从记忆中联想检索出相关条目，完成从符号到意义的解释。当然，军人真枪解和父母玩具解都是大概率情形，也可能相反。可取消性说明这两解都是语用义。 先谈理论简洁。按照二元论，这两个情景有不同的解释过程:军人情境是解码，父母情境是解码加推理。而按照语用整体论，这两个情景的解释过程是一样的，都是直接根据既往经验就可以激活相关概念空间，得出解释。不同话语情境，相同解释过程，这是简洁性的表现之一。表现之二，在军人情境中，“枪”所谓的词汇概念就是交际中的概念，没有必要设置语用推理这么一个不必要的过程;在父母情境中，“枪”的交际意义就是来自父母的既往经验，历史话语、环境语境、上下文语境都可以提供足够证据，限制听者的概念搜索及其对话语的解释，不需要转弯抹角联系到一个不相关的所谓词汇概念再加以语用推理。语用整体论更符合“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再说解释充分。二元论通常认为组合性应用于语言语义层面，语义组合发生在语用推理之前。这也是必须设置语言语义层的理由。不过，Recanati(2005)从根本上摧毁了语言语义内容存在的必要性。他提出组合性并非在独立于语境的层次上发挥作用，而是操作于语用驱动的概念之上。语境在话语理解发生之初就已经发挥了作用，试看父母情境中的“枪”。父母谈论儿童，从给孩子买第一把玩具枪开始，所涉的“枪”就都是玩具，而不需要作从“武器”调整为“玩具”的推理。指称转移如果发生在语义组合之前，例(4)是理解为:他手里拿着把(玩具)枪。而如果指称转移在后，结果就会很荒唐，例(4)有可能被理解为:他手里拿着把(真)枪(当玩具)。此外，语用推理也足以说明不同情境中话语意义的细节差异，对歧义、误解、追补、修正的解释也可能更充分。 5.3四分五裂担忧 在很多场合，常常可以听到各种版本的所谓四分五裂担忧(Humpty-Dumpty worry)5:如果单词意义都是个体化的，那么人类如何成功交际?到底有没有说话人共享语义内容的“共同意义核心”(a common core of meaning)?看起来，这是编码语义的切实证据;实际上，不啻于杞人忧天。承认个体经历决定了概念的个体性，并不等于只承认差异性而不承认共通性。同一言语社区的成员当然共享相似的社会生活经验，只不过共享的不是语义核心。分布式共享(shared distributively)可以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同与异。Pateman(1987:91)论证了，如果有什么东西正好是被共享的，那么它就是被分布式共享的，甚至这种分布还具有跨个体的不一致性。建立在分布式共享基础之上的心理协同并不难以理解，这种心理协同汇聚在谈话中对双方意图和诠释的共同理解上。对意义的理解的相似性，正是“一个社区对某个反复发生的协同问题的解决方案”(Clark 1996:70)。语义表征的公共稳定性并非独立于人类互动，而是从广泛分布在言语社区中大规模聚集的联合行为(joint action,Clark 1996:3)中产生出来的。(Enfield 2009)只要人类有相似且相异的社会经验，对语言符号的意义的解释就会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存，而不会彻底四分五裂。 六、余论 语用整体论还有另一个哲学上的源头———语义整体论(semantic holism)。代表性的名言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Wittgenstein 1953:20)。其后戴维森、蒯因、塞尔、丹尼特等大家也都支持语言表达只能在语言语境中才有意义。最新的表述则几乎和根植语言学的语用整体论合流，主张对话语的理解是一个整体的语用过程，即一个意思(语义)的表达与其所属的整个系统相关，由认知者的整个信念系统决定，依赖于几乎所有其他表达的内容(Lepore 1999;Pagin 2006)。 当然，本文介绍语用整体论并非标榜这就是绝对真理。因为从认识论的哲学背景来看，经验论和唯理论已经斗争了上千年，还将继续斗争下去;整体论和部分论也已经斗争了上千年，也还将继续斗争下去(张桂权1988)。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黑格尔时，曾经问道:整体比部分是否更实在?是否更有价值?他认为黑格尔对此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随即表态，自己站在对立面(罗素1982:290)。本文无意用皮尔斯否定索绪尔。他们各有其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个视角，可以收获更多美景。索绪尔(1980:35,42,15)把言语活动(langage)区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现存讲稿只是先选择了语言语言学，而言语语言学“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无奈巨人远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结构主义者在向后结构主义的发展中也在努力突破静止的语言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就已经建立了文本的话语研究，重视交际、语用和语境(格雷马斯2001)，乃至尝试性地考虑到“能指的物质实体仅仅是一个凭借，它帮助我们感知意义，上述的感知给物质实体‘赋予信息’”(格雷马斯2005:6)，这个说法非常接近于皮尔斯。不过因为依然走在能指和所指二分的道路上，所以其理论旨趣和后来的新皮尔斯主义者大相径庭。稍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则更进一步，对语言“对话性”特征的深刻揭示(克里斯蒂娃2013)启迪了汉语“对言语法”研究(沈家煊2020)。克里斯蒂娃(2015)甚至认识到“我们习惯了在指涉物—能指—所指之间建立的各种关系，在汉语里都变了样子。”这将启发我们从汉语事实出发，对符号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在语言学越来越多地研究大于句子的单位，越来越多地研究动态交际语料的今天，注重个体体验的语用整体论将越来越有用武之地。经济学家汪丁丁(2015)阐释国学大师熊十力的一句话，可视为语用整体论的生动共鸣，借作余音，期待回响: “读书的时候，要用全副生命去撞击文字，方可迸发出思想火花。” 参考文献 [法]A.J.格雷马斯2001 《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法]A.J.格雷马斯2005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英]罗素1982《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宁春岩2000关于意义内在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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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Ludwig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Basil Blackwell. 注释 1皮尔斯指出，这三者的关系，也不是并列，而是包含关系:规约符包含指示符，指示符包含象似符。而包含关系(relation of inclusion)是最为基础的逻辑关系。(皮尔斯2014:56-60,216) 2《意义之意义》中译本把第二作者Richards译为理查兹，但他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汉语名为瑞恰慈。 3皮尔斯使用pointer和label这两个词表达几乎同样的意义，其后的学者如Sztencel(2018)也是如此，尚未形成固定的术语。Chomsky(2000:61; 2003:303)也分别使用这两个词表达过类似的观念。 4美国电影《美味情缘》(No Reservations)结尾有一段对牛排的“生(rare)”的意义认识不同而引发的冲突，生动阐释了意义的个体差异。即便rare是有明确规定的行话，而不是模糊的日常用语raw(生)。 5Humpty Dumpty，汉普蒂·邓普蒂，童谣中一个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矮胖子。这里用作比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