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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


    内容提要: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中较多地使用了粤语,在广东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更充分地运用粤语,形成了特殊的粤语现象、创作面貌和文体形态。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均反映了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语言运用意识,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小说戏曲创作破体为文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地域文化兴盛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普遍趋势。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也可以视为近代文学文体着意变革创新、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范例征,因而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小说;戏曲;粤语;方言;岭南文化
    作者简介: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启超在作于 1902—1905 年之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广东地方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等作品中,大量运用粤语方言字、词汇、语法及其他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为梁启超文学创作中一种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体现象和文学现象。梁启超小说戏曲创作中运用粤语现象的出现,不论是对于其个人的文学创作来说,还是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变革来说,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 小说传奇中的粤语现象
    《新中国未来记》计划写六十回,仅发表五回。尽管未能全部完成,但创作意图相当明确。梁启超曾在《新中国未来记》卷首《叙言》中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又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1]又说:“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厌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瓶可也。”[2]
    梁启超所作传奇三种均未完成,《新罗马》原计划四十出,仅成七出即止,《劫灰梦》与《侠情记》均只完成一出,刚刚开头便无下文。尽管如此,仍然能够清楚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新罗马》开头《楔子一出》中,作者借但丁之口述说写作缘由云:“老夫生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欷歔。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我想这位青年,飘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3]在《劫灰梦》中,作者也借主人公杜撰之口表白道:“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 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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