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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梁鸿简论(2)


    一、儒者之隐
    梁鸿之隐,儒者之隐。所谓儒者,就是尊崇儒学、通习儒家经书的人。汉以后泛指一般读书人。《墨子·非儒下》云:“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史记·淮阴侯列传》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梁鸿就是一位通习儒家经书的儒生。《后汉书·逸民传》说:“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王先谦《集解》说:“沈钦韩曰:《御览》四百二十五《东观记》云:鸿少孤,以童幼诣太学受业,治《礼》、《诗》、《春秋》。常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然火。”梁鸿在丧父十年后,也就是大约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受业太学。为了能谋生和求学,梁鸿先是离开北地,来到当时作为西汉帝国和新莽政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安。
    不久,新莽失败,刘秀削平群雄,建立东汉政权。刘秀以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的治术,使社会秩序得以回复和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光武中兴”的业绩。这个“光武中兴”的局面表现在文治上,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刘秀也因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刘秀就下令恢复西汉武帝的五经博士,在洛阳大建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等,营造文化氛围。又新建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于是,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梁鸿到达长安后,无依无靠,尚幸他父亲昔日的几位故吏见此情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多方努力,梁鸿得以辗转进入洛阳太学。在太学读书期间,梁鸿也不免招来了那些纨袴子弟的嘲笑和欺凌。好在他刻苦专研,致力于学问,才能大进,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但梁鸿对于当时儒学中那种皓首穷经,拘泥于一字一经的做法不屑一顾。由于梁鸿不愿钻研章句之学,这就无异是自绝了做官的门径,结果自然是毕业便失了业。
    我们知道两汉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皆以通经为荣,《汉书·韦贤传》云:“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古文经学派则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学官。直到西汉平帝时,古文经才由于王莽一派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学者刘歆的建议下立于学官,以与今文经博士相抗衡。
    东汉建立后,统治者又重新提倡今文经学而废除古文经博士。此时的今文经学除了讲阴阳灾异外,还增加了谶纬迷信说教,从而形成居于东汉王朝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谶纬之学。而实际上谶纬是假托天神、先圣之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之兆的一些迷信做法。
    今文经学受到东汉统治者的支持,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但它也越来越烦琐。儒者诗书满腹,解经章句,繁琐成风。特别地,“一经说至百万言”。据记载,秦近君在注解《尚书》时,仅对《尧典》这篇目二字,就解说洋洋十余万字,简直令人无法去读。
    由上观之,梁鸿历经西汉末及王莽新朝的古文经学,东汉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融,碰撞和冲突。在这各种思想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博览经书的梁鸿无所适从,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难以摆脱的思想纠结。梁鸿解经,唯重大义,不守章句,因而不能顺应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主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接受过儒学正统教育的高材生,可惜学无所用,生计无着,只有牧豕为业,这对于梁鸿来说打击是很大的。因而,我们说梁鸿之隐,首先当为儒者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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