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5:11:04 《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周濂 参加讨论
五、福利国家抑或财产所有制的民主 哈耶克反对打着社会正义的旗号实施福利政策，但并不反对以别的理由实施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写道： “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对贫困者、时运不济者和残疾者进行了救济，而且还对健康卫生问题和知识传播问题予以了关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不应当随着财富的普遍增长而增加。此外，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满足的公共需求，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求，也不会限制个人自由。”(哈耶克，1997b，下册，第9页) 在LLL中，哈耶克再次重申类似的观点：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自由的社会中，政府也应当以一种确获保障的最低收入的形式来确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并免遭严重而残酷的剥夺。”(哈耶克，2000a，第2卷，第151页) 有论者认为哈耶克虽然反对以社会正义之名支持福利政策，但支持福利政策这个事实本身再次说明了他和罗尔斯之间只有字词之争。本文认为，这个论断仅仅看到了表象，忽视了哈耶克与罗尔斯在福利政策上两个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在政治哲学以及一般意义的哲学思考中，理由的区别是最根本的区别，假定两种理论都支持同一种制度或者政策，如果证成的理由不同，则二者之间的差异就绝不只是字词之争，而更可能隐含了根本的实质之争。哈耶克支持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其理由要么是视其为个体的道德义务，要么视其为社会稳定的需求，前者属于交往性道德的要求，后者属于后果论分析的范畴，不管怎样，哈耶克都竭力反对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把福利政策上升到法治层面的基本原则，对哈耶克来说，让国家走上奴役之路的关键不在于国家会以某种方式支持健康或者失业保证，而是诉求社会正义。相比之下，罗尔斯支持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其理由既不是从个体的互动性道德要求出发，也不是出于后果论的考量，而就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寻求制度上的解决之道。涛慕斯.博格正确地指出其中的逻辑：“罗尔斯之所以集中关注社会正义，乃是由于他洞察到，伦理学越来越不能处理现代社会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方面的问题。现代社会引起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制度性道德分析远比交往性道德分析更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交往性道德分析试图用他人犯下的道德上失当(错误)的行为来解释某些人所蒙受的损失。制度性道德分析则寻求用道德上失当(非正义)的社会制度来解释这些损失在统计学上的发生率。”(博格，2010，第32页)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罗尔斯并非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这是最常见的流俗理解之一。对罗尔斯来说，最能体现其正义二原则的政经体制并非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者“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罗尔斯谈论较多的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它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的差别在于：“财产拥有的民主……试图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拥有，由此就避免社会的少部分控制经济并因此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不是通过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在每个时段的最后阶段处于收入最少的人，而是通过在每个时代的开始就确保生产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教育能力和受训练的技术)的广泛拥有。”(Rawls，1999，pp xiv-xv.) 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弊端不一而足，对罗尔斯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是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会产生出一种“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其众多成员长期依赖于福利。这种下等阶级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从而放弃参与公共政治文化。”(罗尔斯，2002，第232页)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与此不同，按照罗尔斯的构想，这个制度中既不会产生依赖性的文化也不存在任何下等阶级，即便存在很小数量的这一阶级，也不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后果而是“社会条件的结果”，“而对于这些社会条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加以改变，或者甚至我们根本就无法将它们辨认出来或理解它们。”(同上，第232页)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就需要通过限制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来保障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政治自由，避免少数权贵把控整个政治生活，罗尔斯说：“为了贯彻一种作为世代相传的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的观念。由此，基本制度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成为一个社会的完整意义的合作成员的生产资料交由普泛的而不是少数的公民手中。其重点在于由遗产法和赠与法所保障在相当时间内资本和资源的拥有权稳定的分布，以及由教育和技术训练等部门所保证的机会的公平平等，还有支持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制度之上。”(Rawls，1999，xv)[12]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触及到哈耶克与罗尔斯最根本的分歧，也即对自由的定义特别是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定义和权重存在根本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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