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03 《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高建平 参加讨论
二、美学的新流派和新思考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一向有着争鸣的传统。这种争鸣在20世纪前期就表现了出来。20世纪初，王国维引入的“无功利”的静观美学，与梁启超关于文艺以“新民”的论述，就有着潜在的差异。蔡仪展开和发挥从日本学到的以“客观论”和“典型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则与朱光潜所坚持的以“直觉”“距离”和“移情”为核心概念的当时西方流行美学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如果说，这一切还是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发出各自声音的话，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则将一些不同的观点集中到了一起。许多学者同时写文章，甚至在同一份刊物发表，进行直接的、逐条逐句的相互批判。这种情况是过去没有的。对于“美学大讨论”的意义，现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轻蔑地一笔带过，说这是苏联影响的结果。但“美学大讨论”不应看成是苏联影响的结果，正好相反，应该看成是尝试克服苏联影响的结果。 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文艺理论界，确实是受到了苏联的巨大影响。在文艺理论方面，翻译出版了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请来了毕达可夫和柯尔尊授课。在此期间，先后引进了多本苏联的文学理论教科书。许多中国学者边学习边模仿，并且依照这些教科书的模式，写出了自己的教科书。但是，美学领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历史上被称为“美学大讨论”的这场争论，是有意图、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 “美学大讨论”正式开始于1956年6月朱光潜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文艺报》上的发表。众所周知，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赞成这种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检讨此前一切向苏联学习，照搬照抄的做法。1956年4月，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谈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中国人摆脱苏联影响，走自己道路的开端。“美学大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是“百家争鸣”方针的试验田。 据朱光潜回忆：“在美学讨论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已分别向我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 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发表后，规模宏大的“美学大讨论”开始了。正是由于这个背景，促成了美学上的派别之争的形成，也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争论与积极建立学派的传统。50年代所形成的美学上的四大派，即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以及客观社会派的争论，除了主观派声音较弱，后来销声匿迹外，其他三派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传统。这种学派意识，也在学界造成了一个错觉：要研究美学，就要发明美学的一个派别，提出一种对“美的本质”的观点，树起一面大旗。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美学热”发动之时，美学上的这四大派又重新出现。各派都在整理自己的观点，把过去的文章编成书，并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完善。然而，在这时，相比之下更为活跃的，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与以蔡仪为代表的自然派。这两派分别编辑了《美学》（俗称“大美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美学论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四大派”是在特定年代产生的特别的现象，具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不可复制的特点。 到了90年代，继“四大派”之后，不少人宣称，自己创立了“第五派”。这种“第五派”，不是一家，而是多家。谁是第五派？是和谐美学派，生命美学派，还是此后的生态、生活、身体神经美学等各派？实际上，“四大派”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特定学术环境中形成的。此后的派别，都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论述。我们可将这些派别统称为“第五派”，但“第五派”并不是一个派，而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对于美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意义是双重的，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学派意识会带来论辩的深入，从而使研究者在论辩中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门派意识也会造成研究的非理性化，出现非理性的站队。 世纪之交，周来祥教授曾总结说：“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的相继去世，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和谐说、生命说等新三派。”他的这种表述表明，一些新的派别，不再是在原有的四派基础上再增加一派，而是既有学派在新的环境中的分化和发展。 这里的“自由说”，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余波。围绕着“自由”，李泽厚与高尔泰曾有过一个争论。高尔泰认为，“美是自由的象征”，而李泽厚则认为，“美是自由的形式”。他们关于“自由”的概念，都来自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传统。高尔泰所追求的，是对规律的超越，而李泽厚则强调对规律的掌握。当杨春时等人试图以李泽厚为批判对象，提出“超越”的概念时，他实际上是从高尔泰、刘晓波等人的观点中受到启发，将现存的状况看成是“异化”，要从对它的“超越”所获得的“自由性”来定义美。 周来祥提出的“美是和谐”，是回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找美。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和谐可以成为美的一种特性，并不等于和谐就是美。美的对象不一定和谐，和谐的对象也不一定美。何况，和谐也有各种各样，自然界有和谐，人与自然界有和谐，人与人之间有和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对于和谐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与一些从批判“实践美学”立论的观点相反，在美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新实践美学”的研究者。在这里，具有代表性的是朱立元的“实践生存论美学”。朱立元一方面继续坚持将美的本质建筑在“实践”概念之上，另一方面，试图对李泽厚的美学进行修正。第一，朱认为李泽厚的“实践”主要指物质生产劳动，而他则强调包括精神实践在内的广义的实践。实践是去“做”什么，而离开操作性的人的精神活动能否被称为“实践”，这成为讨论的焦点。人去“做”，在活动中产生感受，以至产生对这种活动的思考，从而改进人的活动，这是实践。这里的思考、感觉、情感等精神性活动，并不能被独立出来称为实践，而只是在成为人的物质性活动的一部分时，才被纳入到实践中。第二，他认为，由于蒋孔阳提出了“美在创造”，因此认定李泽厚的美学是“现成的”，而他根据蒋孔阳的“创造”的思想发展出来的美学是“生成的”。实际上，当李泽厚说，审美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时，其中有一个从文化到心理的过程，心理是通过“积淀”而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就有生成的含义。第三，朱立元强调关系，提出了“关系生成论”。这种观点是从李泽厚和蒋孔阳关于“实践”和“创造”的观点生发而来，但在主动性方面还是有差异。他强调“人生在世”，并将之理解成“实践”。实际上，“实践”所要强调的，不是“存在”（being）或“生存”，而是主动地去“做”和“创造”。 无论是李泽厚，还是蒋孔阳、朱立元，以及所有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的拥护者，都从一个观点出发：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因此，人的本质在于能进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这本身是关于人的起源的一种哲学学说，但美学家们却将之移植到关于美的本质的定义上来。人的本质被当成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再从这种人与动物的差异来寻找美的来源。于是，最早的美就只能是打制石斧的劳动中所形成的形式感，以及从最早的原始崇拜中所积淀下来的关于色彩和图形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从概念上对动物与人之间差异的寻找和认定，并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来定义美的本质，与从动物到人的连续进化过程的事实，显然是不符的。事实的情况是，动物也追求美；认定人才有美，动物不可能有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遮蔽而产生的偏见而已。只要还原到进化论，克服神创论的立场，就可以扫除这种偏见。那种“超越说”将美诉诸“自由”概念，更是一种从逻辑概念出发而产生的结论，是一种对历史的逻辑限定和心理投射。 当代中国美学中，还有一派也很有影响，这就是从“生态美学”到“生生美学”的美学观。生态美学在出现时，就在是美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美学流派的冲突之间纠结和徘徊。它最初提出时，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学的分支。据曾繁仁先生讲，生态美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审视自然之美”。这是致力于对原来就有的自然美给予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关于自然美，此前有“自然的人化”的解释，落脚点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生态美学致力于从人与自然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待自然之美，吸收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对生态美学的广义理解，是指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学。这是给生态美学赋予了一个历史的概念，即属于一个时代的美学，而这个时代以生态文明来命名。这个命名基于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认识，即在工业文明之后，有一个后工业的文明，这是一个“后现代”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种生态美学向着本体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就致力于走向一种更倾向于生命美学性质上的生生美学。盘踞于这种美学创立者心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讲的生态是人的生态。环境美学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环境友好型，所指向的还是对人的友好。生生美学，讲众生平等、万物生长，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并以此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联系了起来。然而，众生平等还是不平等？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众生平等是反进化论的，但我们还是想守住“进化论”这条底线。人类高于动物，高于众生，又能友好地生活在世界之中，这种哲学观念，并不能从过去，更应从未来汲取理论资源。人来自动物又高于动物，从动物到人，有着连续性。 除了以上这几组争论外，在美学界还存在着四个理论群组的争论，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四个理论群分别是： 第一，生命美学、生活美学和人生论美学。这三种理论各有其不同的理论来源，却由于种种机缘，在中国汇合到了一起。生命美学是在生命哲学影响下形成的。在柏格森、狄尔泰、齐美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学术界在20世纪末出现一些讨论生命美学的文章。这些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思想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也活跃了学术气氛。除此以外，在杜威、韦尔施和费瑟斯通的理论影响下，中国美学出现了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到“生活美学”的研究。研究者对美学的日常生活化持不同的态度，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讨论。这一组理论中的第三种，即“人生论美学”，既受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的影响，更受中国传统的审美人生观念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在现有美学理论中起着补充作用。 第二，身体美学。在当今的中国，身体美学已经成为一个大家族，有众多的研究者。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很受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属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一系。自从2002年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译成中文以后，实用主义线索的身体美学观在中国占据了更大的优势。舒斯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特别是杜威关于经验的论述。杜威解释什么是经验时，曾说到，经验既是“受”（undergoing），也是“做”（doing）。是一种感受与操作的双向动作。据此，在谈到身体时，舒斯特曼特别强调，他不要用body aesthetics，而用somaesthetics。Body所指的身体，有尸体的含义。他所要强调的，是以活着的、活动过程中的人的身体的感觉来研究美学，不能离开处于经验中的人。这种理论来到中国，一些学者望文生义，展开对身体的研究，并为此多方寻找资源。这里有发展，也有种种误读。当然，误读也是发展。“被曲解的形式”可以成为“普遍的形式”，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舒斯特曼也曾多次指出这种误读，但后来，随着他的理论在中国影响越来越大，误读也越来越多，他感到无奈，似乎变得享受这种误读了。 第三，生理—心理的美学。现代中国美学有着深厚的心理学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这本书中，朱光潜综合了直觉、距离、移情、内摹仿等心理学说，运用大量中外文学艺术的例证加以说明，使之成为一本在1949年以前有着巨大影响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由于西方心理学受到了批判，美学中的心理学色彩有所淡化，但心理学的影子仍存在，一些重要美学家仍努力在研究中加入心理学因素，例如，有人在论述中使用巴甫洛夫的“第二信号系统”。到了“美学热”之时，心理学又大规模地进入到美学之中。例如，鲁道夫·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模型，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的心理学美学成果，主要还是引进的，原创的理论还不多。当然，近些年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努力。例如，李泽厚在他综合“有意味的形式”“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感知”“想象”“理解”和“情感”四要素心理学假设。除了这些带着假设性的观点之外，有一些学者开始神经生理的假设及其求证的工作，他们的努力是重要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惜的是，这些方法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还缺乏神经生理学、病理学、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合作，没有形成很好的科学实验团队并拥有相关的设备。如果条件具备，相信这种科学实验会取得一定的成果。 第四，进化论美学。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比较弱，有一些学者尝试作了一些探索，但影响还不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学上的“四大派”，观点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将美与人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人才有美。在这几派中，只有蔡仪的客观论派，将美归结为物的特性，但这一派持“反映论”立场，认为美要获得美感，也仍然要通过人。持主观论立场的美学家认为美即美感，由于人的美感才有美。持主客观统一派的学者，认为“在物为刺激，在心为反映”，是物与心的统一，也是从人的一边来谈论美。持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一派，则将美归结为人的社会性，美离不开这种社会性。到了80年代，被称为“实践美学”的一派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时，美被归结为人的劳动实践。劳动使动物变成了人，也产生了美。从原始人打制石斧开始，就把人与动物区分开了，同时，也宣告了美的诞生。打制石斧，形成了人的最早的形式感，这种形式感的积淀，完成了外部世界对形式的追求和内部世界形式感的形成。于是，人的起源就同时成为美的起源，人的本质也同时成了美的本质。 由于这种人本主义力量过于强大，在中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学界也有人尝试对这种观点进行批评和挑战，但一直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直到今天，美学讨论还在纠缠是否“有人”。似乎“有人”就是好的，“无人”就不好，而没有对如何从“无人”到“有人”的发展过程作出说明。 最近一些年，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例如沃尔夫冈·韦尔施的《动物美学》被译成中文，不断有一些人类学、进化论的美学观点被人们提起。达尔文、杜威等人关于“美”的起源的一些观点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原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只是由于受一些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理性”传统的影响，学术界致力于从人与动物区分这一点来立论。达尔文和杜威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则正好相反，是从动物到人的连续性方面来思考美和美感的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