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拉伯国家分布于非洲北部到亚洲西部的广袤地带里。按照一般的划分，当代阿拉伯国家指的是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以及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卡塔尔、阿联酋等，一共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行阿拉伯语，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而现代阿拉伯文学，指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学。
最近几年，由于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约旦等，接连发生“革命”、战争、教派冲突和动荡，使阿拉伯的现实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问题，阿拉伯地区也成为了世界瞩目的新焦点。
阿拉伯世界有着非常复杂的矛盾交织的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阿拉伯作家们是怎么解读和看待正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他们是如何表达阿拉伯的历史、宗教、文化、记忆、政治、战争和眼下的变革的？很多人包括我都很好奇。这也促使世界文坛，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对阿拉伯作家投以了更多的关注。
这其中，阿拉伯裔法国女作家阿西娅·杰巴尔（1936—）非常受瞩目，她屡次成为被竞猜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中国读者对她的了解十分贫乏，她的作品也只有两种中译本，需要有更多关于她作品的介绍和评价。
在展开对阿西娅·杰巴尔的探讨之前，我想起我见到叙利亚出生的黎巴嫩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情况。那是在2013年的8月13日，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获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阿多尼斯和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有一次文学对话。当时，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还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多名中国当代作家、诗人一起参加对话，实际上，就是给莫言和阿多尼斯助阵和“打酱油”。
期间，我向阿多尼斯提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叙利亚大诗人，您怎么看待眼下的叙利亚的乱局？”我说的“眼下的叙利亚的乱局”，指的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不断地与反政府军交战的乱局。电视上，那些被炸毁的房屋、死去亲人的人的哭号、蒙面的反对派军人、儒雅但强悍的巴沙尔、西方大国政客们的指责，这些面孔和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不知道叙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多尼斯的回答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在两座坟墓之间徘徊。”他顿了一下，“是的，就是两座坟墓。一个是巴沙尔政权，这是一个腐败和专制的政权，但另外一座坟墓就是那些反对派。他们使用暴力，攻击巴沙尔政权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无辜百姓，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势力。所以，反对派也是一座坟墓。我就是在这两座坟墓之间，游走，徘徊。”
阿多尼斯的回答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叙利亚的现实困境，表达出诗人的智慧和忧虑。
我兴致高了起来，又问他：“那您觉得阿拉伯眼下发生的事情，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他给我讲了几点：“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出路有三个，一个是政教分离的政权，第二个是男女的平等，第三个是摆脱西方政权的影响。”他还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就是我的故乡和国度，文学最终超越了政治，才能获得永恒性。”
阿多尼斯的回答让我十分感动。因为他重点谈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男女平等问题。这个“国破山河在，四处携诗走”的当代阿拉伯大诗人，飘扬着一头灰白的卷发，睿智的目光和祥和的面容让我难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学家的情形。
由此，谈到对阿拉伯文学的印象，我必须承认，在当代语境和环境里，阿拉伯文学对中国文学基本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当然，古代阿拉伯文学的那些经典还在发挥作用。埃及有几个作家，比如马哈福兹，黑托尼等男作家，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像阿西娅·杰巴尔这样用法语写作的阿拉伯女作家，则影响甚微。但据我所知，阿拉伯女作家近些年的写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00年，黎巴嫩的女学者卜塞娜·舍阿班出版了一本《阿拉伯妇女小说100年》。在这本书中，卜塞娜·舍阿班先从公元7世纪到9世纪那两百年谈起，证明在那个时期，就有不少阿拉伯女作家写下了很多杰出的散文、小说、故事、诗歌、谚语和论辩文章，但她们的作品基本上被以男性为主导的阿拉伯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从历史的账本中删掉了”。比如，官方钦定的阿拉伯文学史认为，穆哈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宰纳布》是第一部阿拉伯长篇小说，可卜塞娜·舍阿班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宰纳布》之前已经有13部阿拉伯女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现了。同时，很多当代阿拉伯的女作家、女诗人，已经摆脱了私人性话语的书写，不仅仅把目光放在家庭、孩子和厨房之中，而且参与到男性作家才喜欢的“宏大叙事”当中，积极地对阿拉伯世界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表达态度。
比如生于1942年的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写的诗歌。她是政治经济学博士，精通英语、法语；从1961年到现在，出版了18部诗集，深刻地呈现了阿拉伯女性的处境和状况。而叙利亚女作家哈黛·萨曼、巴林女作家法姬亚·拉希德、哈娜·谢赫，她们的作品从历史、现实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阿拉伯世界朝向现代的艰难转折，并从女性的私人视角和话语走向了“宏大叙事”，收获了耀眼的文学成果。
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更多的阿拉伯女作家引起了世人瞩目。比如，出生于1932年的叙利亚女作家戈玛尔·凯伊莱尼创作的长篇小说《漩涡》描述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带给阿拉伯世界的挫败感；出生于1942年的哈黛·萨曼以长篇小说《十亿之夜》，描绘了黎巴嫩旷日持久的内战如何被军火商、政客、毒贩和军人所操纵，小说还塑造了一个性无能的男性学者形象，他面对社会乱局和女性，都是无能的。
出生于1953年的阿尔及利亚女作家艾赫拉姆·穆斯塔尼米，则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自传体三部曲《肉体的记忆》、《感官的紊乱》、《床帏的过客》，描绘了那场影响深远的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后真实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现实，不仅发行量达到了几十万册，还获得了以埃及大作家马哈福兹命名的文学奖。
巴勒斯坦问题也是一些女作家喜欢的题材。生于1952年的黎巴嫩女作家胡黛·巴拉凯特的长篇小说《禁止欢笑》，描绘了一个有洁癖的、对政治和战争完全不敏感的男人。屋外一旦发生爆炸和战斗，他则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得更加整洁，而他那混乱的男女关系也成了他那整洁的屋子的一种反讽。这部小说女性视角的犀利、黑色幽默和讽刺，着实让我感叹。
同为黎巴嫩女作家，1946年出生的哈米黛·娜娜以长篇小说《眼中的祖国》，描绘了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移民在中东背景下的困难处境。
从女人和性的角度书写阿拉伯世界问题的，当属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她出生于1930年，如今已经有80多岁了。她一共出版了45部小说，其中27部被翻译成英文。因为学过医，她的作品大都触及到女性的身体意识。1957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女医生回忆录》，引起了轩然大波。宗教、政治、女性的禁忌使她成为了埃及社会的名女人，她被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攻击，被世俗的法律律师告上法庭，丈夫也提出离婚，埃及当局逼迫她在其他国家流亡。2009年，79岁的她还出版了《装饰小说》，显示了她作为女权斗士的旺盛创造力。
此外，出生于1963年的埃及女作家萨哈尔·穆吉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尔雅》塑造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女诗人的一生。1968年出生的埃及女作家米塔哈维的小说《布鲁克林高地》于2010年获得了第五届马哈福兹文学奖，小说很深刻地描绘了东西方关系，在欧美也受到了欢迎。
上述阿拉伯女作家的确是如今阿拉伯文坛非常亮丽的风景。阿西娅·杰巴尔也属于阿拉伯世界走出来的女性杰出作家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她是作为“无国界作家群”中的一个，她用法语写作，但她在各个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上面我所谈到的阿拉伯其他女作家遥相呼应，从而形成了阿拉伯世界女性作家的共同的、独特的风景。
二
阿西娅·杰巴尔1936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小城谢尔谢勒，本名法蒂玛-佐哈·伊玛拉耶。小时候全家居住在靠近米蒂贾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小学的法语老师。后来，她在卜利达的寄宿学校上中学。1955年，18岁的她被巴黎著名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成为该校的第一位阿尔及利亚女性。我记得，萨特等很多当代法国文学大师和哲学家，都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的。
她很早就开始写作。我曾经偶然在网上看到她的一首短诗，写于她20岁，题目是《给太阳的诗》：
从碧玉的牢笼/我把日子解放/它像激流的泉水/滑过我的指尖/从海的坟墓那里/我把夜晚解放/它像雨的外套/把我笼罩/从大地的床铺/我解放天空/在骄傲的闪电中/太阳飞向了王座/在世界的舞台上/我投掷太阳/它投下的影子/如此深厚/以至于失去了律法的保护
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来，阿西娅·杰巴尔的浪漫情怀，和那种渴望自由和解放的心声。而这一点，在深受传统文化、男权压迫和习俗偏见影响的阿拉伯女性的内心里，都埋藏得很深。只有她表达得这么热烈。
作为第一位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的阿尔及利亚女子，在巴黎，她并没有得到一张安静的课桌，因为，此时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似乎很难不受到影响，阿西娅·杰巴尔也参加了学生的罢课运动。同时，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处女作长篇小说《渴》。在自己的手头搁了一段时间，到了1957年，她不顾父亲的反对，以笔名阿西娅·杰巴尔出版了小说《渴》，这时她还不到22岁。
这部小说的内容是很大胆的。小说写了一个姑娘，为了使她的男朋友更迷恋自己，就试图勾引他人丈夫，来引起男朋友的嫉妒，并体验一种复杂的感受，就是说，她实际上希望自己主宰自己的情感。于是，在爱情故事的表层之下，阿西娅·杰巴尔对女性的心理分析是深刻而细腻的。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当时在法国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与萨冈的《你好，忧愁》相提并论。
1958年，阿西娅·杰巴尔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急不可耐的人们》。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家庭内部发生的故事，揭示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问题和女性问题：
少女戴丽莱从小父母双亡，由长兄和继母莱拉监护和抚养。父亲将家庭财产挥霍殆尽，死后仅仅留下一所大房子。继母莱拉对戴丽莱的监管很严，处处限制她的自由。戴丽莱在家中感到十分压抑。她决心通过上大学走出家庭。她考上了大学。在学校里，她爱上了赛里姆，但又觉得这爱是可怕的，因为这超越了传统习俗——在阿尔及利亚，婚姻都是父母协商和包办的。继母莱拉正是由于恪守妇道，才获得大家的尊重。
有一天，赛里姆无意中对戴丽莱说起，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忽然来了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大家都喜欢她。可每当她爱上一个人，那个男生的家长就迫使儿子和她断绝关系。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便和许多男生滥交，发生性关系，他赛里姆也是其中一个。但他怕爱上她，后来也和她断绝往来了。最后，那个女人嫁给了一个刚刚死了妻子的有钱人。不久，丈夫就死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莱拉。
赛里姆根本不知道，莱拉就是戴丽莱的继母。后来，戴丽莱和赛里姆一同来到巴黎求学。临走时，戴丽莱为了发泄莱拉对她多年的压抑，对莱拉讲了赛里姆告诉她的一切，指出莱拉一直生活在假面下。莱拉崩溃了。
赛里姆后来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对不起莱拉。他从巴黎回到了阿尔及利亚，这时莱拉已经嫁给了一个商店老板。赛里姆去和莱拉幽会，结果被她的丈夫发现。在他们幽会的时候，那个男人拔出手枪，将赛里姆和莱拉都打死了。
这部悲剧性长篇小说颇受好评，让读者记住了阿西娅·杰巴尔这位年轻的北非女子。
同一年，阿西娅·杰巴尔嫁给了一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士，他叫艾哈迈德·乌尔德-鲁伊斯（两人后来离婚）。婚后，阿西娅·杰巴尔与丈夫离开法国，一起来到突尼斯。一年后，她前往摩洛哥的拉巴特大学，研究和教授马格里布国家现代历史，同时，她写小说和文学评论，也搞翻译，还兼做记者和播音员，导演了几部电影，是一个跨界的、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她很快也离婚了。早期的动荡的生活并没有使阿西娅·杰巴尔停下笔，她接下来还将波澜壮阔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纳入了作品的背景中，去呈现阿尔及利亚妇女的生存状况。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世界的儿女》，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新世界的儿女》以阿尔及利亚抵抗法国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农村小镇上人们的生活。这里的人们一直生活在传统中，各有各的家庭和个人问题，但当民族解放事业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哪怕牺牲生命。小说塑造了谢丽发、莱拉、萨莉玛等众多鲜明的女性形象，令人难忘。她们是解放战士们的坚强后盾，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化身。一句话，她们是未来新世界的真正儿女。这是小说点题之处。
1967年，她的长篇小说《天真的云雀》问世。这部小说依旧以一个阿拉伯女性的觉醒和反抗家长制为主题，展开了主人公的爱情以及战争、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1969年，她与剧作家沃利德·法尔恩合写了四幕剧《鲜红的早晨》，这也是描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剧作塑造了阿尔及利亚不同阶层的群众与游击战士的群像，以及他们互相配合、进行抵抗斗争的场面，也有人性的深度和悲剧性的结局。
不过，接下来的十年，她投身到了电影的拍摄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她的兴趣转向了电影，一干就是十年。阿西娅·杰巴尔对这段拍电影的经历是这样解释的：“我假期到了阿尔及利亚山区和农村访问，我与农民和村妇接触、交谈，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和面临的问题。我发现也许用电影和纪录片的方式，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会更有表现力，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心他们。”
在那十年里，她曾经在多部电影和纪录片中担任助理导演，又独立执导了电影《切奴瓦山女人们的乐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奖项。她执导的第二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叫做《遗忘之歌》，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历史纪录片奖。
这使她获得了一些拍电影的成就感。但她又发现，文学和语言唤起的想象要更久远，于是，她重新开始了写作。
她说：“当我拿起笔重新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加成熟了，我对问题的认识也更深刻。因为，通过影像艺术，我看到了文学那无比深邃的抵抗时间的魅力。”
三
经过了十年文学写作的沉寂和电影生涯的拓展，1980年，她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这部小说得名于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的油画《阿尔及尔女人》。在这部作品中，她尝试了新的风格，以短篇连缀的方式，结构了一部也可以算是长篇小说的作品。
在20世纪70年代，她曾经对古代阿拉伯语下过一番苦功夫。在她重新捡起笔时，便把阿拉伯语的声调和节奏融入了法语写作，使她的法语表达别具风味。此外，在这部作品中，她还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段。这部小说在2002年又出版了修订版，她加写了一些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生存状态，使整部小说获得了在时间中生长的景象。
1985年，她出版的《爱情，魔幻》结合了她自身的经历，描写了阿尔及利亚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和独立解放运动的复杂性。《爱情妖魔》也被列入法国的书评家皮沃编写的《理想藏书》中。皮沃指出，该书“揭示了双重的压迫：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压迫，女人被男人压迫。作品同时揭示了一个成为作家的阿尔及利亚女子（指阿西娅）的悲剧——她与那些谙熟方言的姐妹分割开来”。独立前，阿尔及利亚一些作家用法语写作，来言说阿尔及利亚的现实。今天，这些作家竟然成了被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打击和暗杀的对象。在他们眼里，这些与西方文化联系的作家是叛国者。
阿西娅说，斗转星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起，阿尔及利亚频频出现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噬痛着阿西娅的心。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用法语写作的作家、诗人遭到暗杀，其中就有她的朋友。她再也不能沉默了。她是因为极度沉默才创作的，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的社会现实，还是对它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极度沉默后无法再沉默而写作的，而她的写作不光将自己，也将阿拉伯女性从静默中唤醒。这部作品与1987年出版的《土耳其后妃之影》，1991年出版的《远离麦地那》，1993年出版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夏天》，1994年出版的《我的遥远的牢狱》共同构成了一个系列，可以看成是阿西娅·杰巴尔的小说四部曲；就像是四个侧面，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反射出一个五彩纷呈的北非阿拉伯世界。
阿西娅·杰巴尔说，法语是她的文学母语。她的作品常常以妇女为写作对象，涉及到了她们的独立人格、性爱、家庭以及与男人的关系。她广泛关注女性所面对的所有障碍，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她的很多作品都充满对阿拉伯妇女权利的吁求，为她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96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阿尔及利亚白种人》。小说描写了那些后来被极端宗教分子杀害的阿尔及利亚的知识分子生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创作。在小说中她还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被杀、坐牢和逃亡中，追溯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的历史，以及独立后的遭遇，揭示产生悲剧的真正原因——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并未完成，阿尔及利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国家。
阿西娅·杰巴尔是一个多产作家。除去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电影创作的十年，她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一两部作品，加起来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小说集和文学评论集。近年来，阿西娅·杰巴尔出版的还有长篇小说《斯特拉斯堡之夜》（1997）、散文集《常驻我心的声音》（1999）。1999 年，她还出版了小说《约瑟夫的美丽》，2000 年出版自传体作品《伊斯兰的女儿及暴风雨》。
进入21世纪以来，阿西娅·杰巴尔的创作仍旧十分活跃。2001年她出版了小说《Aicha和伊斯兰女孩》。2002 年出版小说《没有墓地的女人》，出版了修订版的《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2003年，她又出版了论著《法语的消失》。2007 年，71岁的阿西娅·杰巴尔宝刀未老，出版了小说《父亲在女儿的生活中》。
生活上，阿西娅·杰巴尔在离婚多年之后，1980年与阿尔及利亚诗人马雷克·阿罗拉再婚，并定居在巴黎。后来，她又在法国和美国两地间往返，担任过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法语研究中心主任，还是比利时皇家法语文学院院士，阿西娅·杰巴尔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法语文学教授。
阿西娅·杰巴尔近些年名声看涨。1996年因为“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她获得了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1997年，她还获得了阿尔及利亚尤瑟纳尔文学奖。2000年，阿西娅·杰巴尔获得了欧洲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颁发的德国“书业和平奖”。
这是很重要的荣誉。德国“书业和平奖”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一位获奖作家，体现了欧洲的人文价值，但也有很政治化的倾向。德国“书业和平奖”授予阿西娅的原因，是：“她给欧洲现代文学增加了马格里布的声音。她在健全民主、实现和平及使各种文化互相了解方面，带给了阿尔及利亚以希望。”这年的 10月22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颁奖仪式，德国总统出席了颁奖典礼。在她之前，已有很多著名作家和诗人获得了这个奖项，比如墨西哥伟大诗人、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土耳其作家亚萨尔·凯末尔（著有《瘦子麦麦德》等小说），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等。阿西娅·杰巴尔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阿拉伯作家，是第二位获得此奖的非洲作家，又是第六位获得此奖的女性作家。
在颁奖典礼上，阿西娅·杰巴尔说：“我不是那种把事情简单化，只为读者提供假期在南部海滨消遣的书的作家。”关于得奖，她说：“我不代表非洲人，也不代表阿拉伯人，代表他们太沉重，是要承担巨大责任的。作家的基本任务，不是代表一个‘人民’，或一个民族，而是在作家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独自持续前进。”
几年后，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化机构——法兰西学院里，在2006年6月16日这一天，正式接纳阿西娅·杰巴尔为法兰西学院建院370多年以来，第一位阿尔及利亚院士。阿西娅·杰巴尔因此进入了声名永不陨落的“不朽者”圣殿，她是北非三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从典礼现场的照片上看，阿西娅·杰巴尔在学院的座位，恰好就在2002年成为首位华裔院士的文学家程抱一的旁边。
阿西娅·杰巴尔属于在法国居住，用法语写作的作家。也就是说，属于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群中的一个。她虽然与祖国长期分离，但是经常游走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她所使用的法语，也没有割断她与祖国的联系。正如阿尔及利亚评论家哈·卡塞姆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虽然阿西娅·杰巴尔的作品使用的语言是法文，但是精神、感情却是阿尔及利亚的，而且，多数都是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这些作品传播到北非的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传播到法国和其他说法语的国家，甚至传播到欧洲、美洲和亚洲，她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目前，她长期居住于法国，并在欧美和非洲到处游走。她被认为是北非地区最杰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并且成为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
可以说，阿西娅·杰巴尔唤醒了阿拉伯女性的沉默，也唤醒了世界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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