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在他编辑的《牛津现代诗选》（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1936）的引言中说，他将战争诗人从这本诗选中悉数摒除，其理由是：“被动的受苦不属于诗歌的主题。 在所有伟大的悲剧中，悲剧对于死去的人是一种快乐；在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是跳舞的。”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痴愚的评论了。但是对于叶芝而言，战争诗人确实是过于现实了。作为诗人，叶芝终其一生都在尝试逃避现实，并走进一个艺术、神话和巫术的世界。
叶芝早年一直与他母亲的家人住在斯莱戈郡。他们属于新教宗主派（即与本地爱尔兰天主教徒相隔离的英国后裔）。他父亲是著名的画家，他们举家搬到伦敦，叶芝就在伦敦上学；叶芝回到都柏林，是为了在艺术学院深造。1887年，叶芝重返伦敦，参加了“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这是一个涉及礼仪服装、宗教仪式、伊西斯乌拉尼亚圣殿的秘密团体。这个修道会研习巫术、神秘学、招魂术、占星术、炼金术和其他超自然领域，并且举行降神会。
1917年，叶芝五十二岁，已步入人生的后期，他娶了二十五岁的乔姬·海德-利斯，从此，他在超自然领域有了一项新的突破。他们结婚之后，乔姬发现自己可以在迷幻状态下与指导灵接触，并用“自动”（无意识）书写的方式记录下神灵告诉她的内容。神灵向乔姬授予一整套关于历史和人类生活的复杂论述，其依据是月亮的二十八种月相，其中互相交错的“螺旋”（gyres）（或者锥体）代表两千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而且人类在连续不断地经历着转世。叶芝后期的许多诗歌都基于这个体系，他对这个体系进行论述并写成《幻象》（A Vision）一书，于1925年出版。
对于叶芝相信巫术，有些评论家（包括 W.H. 奥登）颇有微词，认为这种信仰对一个成年知识分子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对叶芝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他说，巫术是他的“不变的课题”，“神秘的生命是我一切工作的核心内容”。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
他与乔姬的婚姻是成功的。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乔姬对他的不忠也报以宽容。但是叶芝已将生命的巨大热情投入到过去。1889年，二十四岁的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英国的女遗产继承人茅德·冈。一般认为，叶芝的后期诗歌是最优秀的，但是他早期怀着对茅德·冈的初恋冲动写下的诗歌中那份充沛的激情，是无与伦比的。在《尘世的玫瑰》（“The Rose of the World”）（发表于1893年）中，他将茅德·冈与特洛亚的海伦相提并论。为了茅德·冈的“红唇”，“特洛亚销融于冲天的葬礼火光”。到最后一节，她已变得神圣：
俯身吧，大天使，在你们昏暗的住处：
在你们出现，或心脏跳动之前，
有个人留守在神座前，善良而疲倦；
他使这尘世变成了绿茵之路，
等她来漫步流连。
叶芝的早期诗歌具有一种巫魔性质，部分得益于他在斯莱戈郡的童年时代听到的爱尔兰民间传说和故事。在《流浪的安格斯之歌》（“The Song of Wandering Aengus”）中，诗人砍下一根榛树枝（爱尔兰神话中的爱神安格斯的象征）削成钓竿，在钓丝的钩上系一串浆果，结果抓到了一条“小小的银色鳟鱼”。但当他把鱼儿放在地上，它却变成了：
一位荧荧少女，
有苹果花儿插在她发际，
她叫完我名字立刻逃走，
隐没于曙色微明的空气。
于是他发誓要找到她，吻她的嘴唇并牵她的手：
在斑驳的深草丛中徜徉，
趁一切时间还没有了结，
将银色的月亮苹果摘取，
将金色的太阳苹果采撷。
对他相信巫术有所不满的评论家们并未看到，正是巫术给予他的想象以那种广袤无边的、 超现实的自由。巫术使他能够超脱于“一切时间”，因此在《等到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一诗中，茅德·冈虽然只有二十七岁，却被他想象成“老了，头白了，睡眼惺忪”。她将“在炉边打盹”：
轻声、凄然地诉说爱神的消逝，
远望山顶，他悠然地踱着步子，
在群星之中掩藏起他的面容。
最后两行具有超然的逃遁思想，这是叶芝早期诗歌的典型特色；叶芝这首诗是对法国诗人皮埃尔·德·龙沙（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的一首十四行诗的不严格的改写，但在龙沙的那首诗里却找不到这个特色。与龙沙不同，叶芝的神话人物随时都可能取代受时间限制的人类。另外，在这些早期诗歌中，自然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例如下面这些华丽的诗行：在《虢尔王的疯癫》（“The Madness of King Goll”）中，“当夏季把金色的蜜蜂喂饱”，或者在《茵苨菲湖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中，“蜂鸣嗡嗡的林地”和“傍晚又飞满朱顶雀的翅膀”。即使是自然的事物，在他笔下也总是几乎成为超自然的事物，例如在《隐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中，他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鲜亮而可爱”，以至于：
男人凭她的青丝，那偷来的一缕，
在半夜舂打玉米。
要是没有对茅德·冈的膜拜，叶芝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早期诗歌的。然而，茅德·冈是热诚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她希望爱尔兰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不列颠的一部分；但叶芝痛恨暴力，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者是较低等的阶级。他多次向茅德·冈求婚，却一再遭到她的拒绝；1903年，她嫁给了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约翰·麦克布赖德少校。茅德·冈的婚姻破裂后，叶芝再次向她求婚，仍然遭到拒绝。
1916年发生了“复活节起义”，民族主义者拿起武器，占领了都柏林的各大建筑，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 英国政府动用大量军队，残酷镇压了起义，行刑队枪决了十五名“头面人物”，包括麦克布赖德。叶芝创作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Easter, 1916”）一诗，纪念死难烈士和爱尔兰的解放事业：
我用诗歌写下这一切，
麦克多纳与麦克布赖德，
康诺利和皮尔斯等先烈，
无论现在或未来的时间，
只要谁穿着绿色的披风，
那里就变了，彻底改变：
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
在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叶芝承认自己曾经认为麦克布赖德是“一个虚荣粗鄙的醉鬼”，并用“一个讽刺故事或笑话”打发其他的民族主义领导者。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彻底改变”。这首诗赋予他们以神话般的宏伟，正如他通过想象茅德·冈是特洛亚的海伦，赋予她以神话般的宏伟。他是否真的敬仰那些民族主义者呢？他的态度似乎是分裂的。他后来在谈到茅德·冈的民族主义时说，她“向无知的人群传授最暴力的手段”，就像“一只充满怒气的旧风箱”。他对民族主义者的领导者康斯坦丝·马尔凯维奇（婚前姓戈尔 - 布思）也有所批评。康斯坦丝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妇女，她丈夫是波兰人，因在起义中参加战斗，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关在监狱。在《关于一名政治犯》（“On a Political Prisoner”）中， 叶芝指责她“在无知的群氓中策划阴谋”，并导致自己的心灵：
变成痛苦、抽象的东西，
思想变成流行的敌对：
众盲以及众盲的头领
躺在臭水沟，喝那脏水？
但是这些人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中都是他歌颂的英雄。
叶芝说过：“与他人争吵成就了修辞，与自我争吵成就了诗歌。”他尊重爱尔兰民族国家（后来他还担任了爱尔兰国会的议员），但又蔑视爱尔兰的民众，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形成了他自己与他所称的那个“反自我”（anti-self）之间的争吵。他为自己的祖先是上层阶级而感到骄傲；他自豪地说，在他祖先遗传给他的血脉里“绝对没有引车卖浆者流的细胞”。他酷爱爱尔兰的古老建筑，比如格雷戈里夫人的宅邸库勒庄园（Coole Park），他还与格雷戈里夫人一起创立了都柏林艾比剧院。他天真地相信，那些骑马出身的英国-爱尔兰混血的上流家庭，可以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著名的贵族艺术赞助人相媲美。同时，都柏林的普通民众也受到他的蔑视，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憎恨艺术和文化。
随着年事已高，叶芝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右翼。在他看来，1930年的欧洲法西斯运动是政治的秩序战胜了无知的群氓。他认为爱尔兰应该像印度一样建立一个等级制度，并且认为“是这个等级制度拯救了印度的知识分子”。这些论点无疑使他的众多追随者大跌眼镜，但也促使他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诗篇。他的那首优秀诗作《再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对欧洲文明的衰落表示了悲悼：
旋转、旋转，那不断扩张的螺旋，
鹰隼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万物
已分崩离析；中心已无法守住；
世界的秩序混乱，到处在泛滥，
泛滥，还有被鲜血玷污的潮水，
各地，天真的仪式早已被淹没；
优秀的人都缺乏信念，而败类
却总是满怀激情，狂热而执着。
“螺旋”代表《幻象》一书中阐述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诗中描述的那头“猛兽”具有“狮身人面的形象”，“目光像太阳一样苍白而无情”，“挪着步子，走向伯利恒去投生”，它在神灵向乔姬·叶芝显示的历史图景中，标志着两千年基督纪元的结束。但这首诗超越了这些学术性的细节，表达了一种普世性的内容。
《再次降临》表明叶芝已经将政治现实熔铸到一个神话之中。他还可以选取一个神话故事，使它变得真实。许多诗人和艺术家都曾援引过勒达被化身为一只天鹅的宙斯诱奸的神话故事，而叶芝的《勒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却赋予这个神话故事以感官上和心理上的真实性。他想象到勒达的“惊慌而迷茫的手指”试图抗拒那“荣幸之羽”的光临，想象到她在屈从时“松开的大腿”，她如何感到那个飞禽紧贴在她胸脯上的“陌生的心率”。他还想象到宙斯是怎样的感受，在他满足之后，他那“漠然的喙”将她的身体放下。
被诱奸之后的勒达生下了特洛亚的海伦。诗中写到，就是那“腹股间一阵颤抖”，“催生出”特洛亚的陷落以及阿伽门农之死。在叶芝的历史循环的版本中，勒达的被诱奸是“创立古希腊的宣告”，正如圣母马利亚的宣告（以及基督的诞生，他在《东方三贤》［“The Magi”］一诗中称之为“兽性的地面上莫测的神秘”）创立了基督纪元。
在《幻象》中， 叶芝选择了约公元500年的拜占庭作为他理想的历史地点和时间，当时查士丁尼一世正在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叶芝相信那些镶嵌画工人和金匠与神灵世界非常接近。 在他的《远航拜占庭》（“Saling to Byzantium”）一诗中， 他们用“捶揲黄金以及金器上珐琅釉彩的工艺”制造一只鸟，并把它镶在金枝上， 让它唱歌。诗中将大自然与艺术加以比较。大自然是：
青年
互相搂抱在怀里，树上的鸟雀，
而艺术则是用黄金制成的鸟，这两者对读者都具有吸引力。但是叶芝宣称，当他“摆脱自然”（即死去）时，他希望成为那只用黄金制成的鸟，而不是“任何自然的东西”。
在另一首相关的诗《拜占庭》（“Byzantium”）中，神灵像火焰一样“飘闪”，等待着转世投胎，大自然被贬低为“人类血脉里流淌的躁动和淤泥”， 而代表艺术的那只用黄金制成的鸟却可以：
大声轻蔑
（以不朽金属的荣耀）
普通的花瓣或飞鸟，
以及淤泥或血污的各种琐屑。
但是当大自然表现为物质的爱的形式时，它依然在引诱着叶芝。他痛恨衰老，于是在六十九岁那年做了一个外科手术，以恢复他的性功能。他在《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一诗中想象自己必须看上去像一个“老年的稻草人”，而且做梦看见年轻时代的茅德·冈，她是“天鹅的女儿”之一，就像海伦一样。
叶芝在他的晚年诗作《马戏团动物的逃逸》（“The Circus Aminals’ Desertion”）中，意识到自己想象力枯竭，于是总结说，艺术的源头归根结底还是在大自然，虽然大自然是物质的，而且并不完美：
我只能躺倒在所有梯子的起点，
在那心灵的肮脏的废品回收站。
（本文摘自《诗歌小史》[英] 约翰·凯里著，黄福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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