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对光亮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奥尔德斯·赫胥黎在晚年对《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如是说道。赫胥黎所要追寻的“光亮”不仅是作为一位饱受眼疾折磨的病人对“光亮”重现的渴望，更是作为一位作家在战争和政治动荡下向人类本质的“光亮”探索的执着信念。
倘若提到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文坛的英语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当然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1894年，奥尔德斯·赫胥黎出生在英国南部的名门望族中。彼时，人们或许还不曾想到，在这个被认为智力超群的家族中会又多出一位深刻影响世界文学史、思想史的大师。
命运多舛的早年时光
从出生以来，赫胥黎就浸润在书香门第家庭影响中。他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著有《天演论》等重要著作。优秀的长辈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小赫胥黎的负担。赫胥黎家族后人回忆道，“有一位被称为‘神祇’的祖父确实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些孩子们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要给爷爷争气——对！你一定要给爷爷争气。’”
从结果上来看，赫胥黎和他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都做到了，后者也成为了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后来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
1908年，赫胥黎被送进伊顿公学，成为那一级80名精英学生之一，在这里度过了五年时光。然而，赫胥黎的公学生涯远非一帆风顺，其羸弱的身体早在此时便受到重创。1911年，他的眼睛开始严重发炎，病情严峻。在接受了消炎等治疗后，角膜上留下的浑浊斑严重影响了赫胥黎的视力。更为严重的是，赫胥黎在之后经历了长达18个月的失明！
视力的损失对求知欲极强的赫胥黎无疑是个巨大打击。赫胥黎晚年回顾这段失明岁月，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且唯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次失明让赫胥黎无法再参加体育活动，切断了他与同龄人交流的许多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他离群索居、沉思冥想的生活倾向。
1913年，赫胥黎进入了牛津大学。这段时光也正见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视力受损的赫胥黎避开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借助一柄放大镜，每天在书海中学习八小时以上。他读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孜孜以求在其中体会经典的意蕴，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赫胥黎能够在未来的写作中旁征博引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部分。
战事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牛津大学，赫胥黎的许多朋友们走上战场，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感到“留下来的朋友这么少”的赫胥黎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寻得了慰藉，他也在《牛津诗歌》上发表了自己的诗作《小镇思乡》。在牛津生涯的最末几个月，赫胥黎抛弃了寻找教职的想法，决定成为一名作家。
现代生活的深刻隐喻
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赫胥黎开始从更广泛的领域思考社会。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日渐紧张的欧洲局势后，赫胥黎萌生了反战思想，对未来世界持悲观态度。在这一时期，赫胥黎完成了其最为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著作《美丽新世界》的撰写。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叶·扎米亚京的《我们》一道，《美丽新世界》成为了著名“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之一。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描述了一个26世纪的乌托邦式国家——世界国，这里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获得各种感官刺激，各种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为了保证社会稳定运行，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必须沿着科技手段走向规划好的人生。为了保证人类的批量生产，生育地点甚至由家庭转向孵化中心，一个受精卵能够孵化出数十个完全相同的胚胎婴儿。为了建构与之匹配的社会结构，受精卵被划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隆（希腊字母中的前五个α、β、γ、δ、ε）五个类型，孕育出来的人将分别属于五个社会阶层。人们通过控制细胞呼吸氧气浓度、强制教育等方式使得不同阶层的胚胎最终都能够发育成预期效果。比如对于伊普西隆（ε）的婴儿，孵化中心降低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导致婴儿脑部发育受损，失去思考的能力，只能终身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
在“世界国”中，人们不必面临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幸，或是困扰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一切生理欲望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人们可以在感官电影的刺激下达到亢奋的状态，可以在心情忧郁的时候服用一粒嗦麻。嗦麻是一种神经性致幻剂，也是一种镇静剂，能给人塑造幸福感，释放紧张和压力。当然，“世界国”并不是地球的全部，一些印第安部落居住在蛮族保留区内，过着“原始生活”——即传统生活，保留区的边界上“电网连绵不断”，象征着文明世界的边界。居住在蛮族保留区内的野蛮人，在“世界国”的居民看来，好像是动物园中的动物。“世界国”居民时常到蛮族保留区内旅行。
阿尔法（α）阶级的伯纳德是一名生物学生，为了完成论文，与好友伊莲娜一同到蛮族保留区参观娱乐。伯纳德发现了已经失踪25年的“世界国”居民琳达和她的儿子约翰。要知道，在“世界国”的批量生育背景下，一个人有自己的孩子是可耻和奇怪的。琳达生下约翰后，只得适应保留区的环境，并想方设法将约翰养大。深受“世界国”影响的琳达在保留区内感到十分郁闷，痛苦地忍受野蛮人保留地的生活。伯纳德邀请琳达和约翰回到“世界国”生活，两人欣然应允。在保留区内生活时，知识是较为缺乏的，约翰在空闲时常常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莎剧中的种种情节塑造了约翰的性格和价值观，《莎士比亚全集》所传达的价值观与“世界国”所认可的价值观自然相当不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约翰在到达“世界国”后对那里的道德准则如此排斥。
到达“世界国”最大的城市——伦敦后，约翰被这里高度发达的科技所吸引，体验了新世界的美妙生活。然而，由于约翰在蛮族保留区内长大，他无法认同“世界国”的价值观念，认为“世界国”里的居民好色而没有亲和力、规矩但缺乏想象力，每天重复着机械的生活。反之，新世界里的居民看到约翰也仿佛见到异类，他们无法理解约翰的思想和价值观。后来，由于母亲琳达过量服用嗦麻病亡，约翰彻底对这个新世界感到厌恶，他离开了大城市，找到了一个小岛，希望能够平静生活。然而，小岛上的生活也并非顺意，约翰仿佛是动物园里的笼中之物，被“世界国”里的游客取笑嘲讽。约翰最终不堪其扰，愤而自杀。
出版于1931年的《美丽新世界》毫无疑问是具有预见性的。与《1984》的政治高压相比，赫胥黎所描绘的乌托邦世界与当时科技发展的现状相符合。生殖医学的发展在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冲击传统家庭观念，传统的道德伦理开始日渐凋零。在《美丽新世界》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人们在心情郁闷时所服用的“嗦麻”，也是现代生活中深刻的隐喻。“嗦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类药物，而是一种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的手段，这是人们在寂寞空虚时别无他法而选择的消遣模式。人们自然地认为，服用一粒“嗦麻”能够带来无尽的欢愉。
1949年，赫胥黎离开了客居十年的北美大陆，再一次回到欧洲。彼时的欧洲仍然处于战后重建的阶段，理当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赫胥黎在这片土地上隐隐看到了自己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成真，他继而完成了《重返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解释道，他曾认为《美丽新世界》中的噩梦还没有开始的迹象，这样的乐观情绪在27年间减少了很多。
与前书不同，《重返美丽新世界》并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赫胥黎认为，在世界人口加速膨胀的未来，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一个类似“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将会出现。赫胥黎特别关注了大众宣传的误导性和暗示性，认为彼时的大众宣传已经成为“谎言者的武器”。
赫胥黎预言了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将物质获得与个人成功紧密相连，陷入了消费的窠巢，失去了自我实现的欲望。正如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的，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同一性和欺骗性，以看似自由和多元的选择构造了极度相似的文化产品和消费商品。赫胥黎进一步认为，未来社会将会成为“笨蛋社会”，人们不再深入思考社会现象，沉迷于无文字的图像消费，使用愈发简单幼稚的词汇表达，堕落为自我满足而愚蠢的“笨蛋”。
社会学思想的浸入
晚年的赫胥黎笔耕不辍，仍然致力于小说、散文的写作。在这个时期里，赫胥黎的文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最后一部小说《岛》依然是一部乌托邦式的作品，整体氛围却乐观得多。赫胥黎寄希望在这部小说中，总结他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潜能的看法和对生命意义的看法，从而达到与《美丽新世界》相互呼应的效果。
评论家常常将赫胥黎的小说归类于“思想小说”，对其思想深度较为认可，这一点在他的晚期写作上甚至进一步深化。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赫胥黎常常会冒出新的想法并试图将这些想法恰当地加入到以前的章节中去，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小说情节推动的艰难，赫胥黎的散文和哲学论文反而显得更加易读。
赫胥黎的最后一本书《文学与科学》，再次讨论科学进步与人类本质的关系。其实早在百余年前，家族中如同“神祇”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就曾就此话题与马修·阿诺德展开辩论。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这部著作没有祖父的那场辩论知名，但是角度更加贴近现代科技世界，赫胥黎终于完成了家族的期待。当然，这对他而言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毕竟数十年前的他就已完成。
在赫胥黎的散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作为社会学家的赫胥黎，不断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症结。在《历史的旋律》中，赫胥黎从游览耶路撒冷的名胜古迹出发，探寻人类历史上的种种苦难，认为历史的循环无非是破坏和重建。赫胥黎进一步将话题拓展到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关系，认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所造成的压力将给人类带来一场前所未见而不容乐观的灾难，这将比历史上苦难的总和还大得多。赫胥黎一方面认为破坏和重建的历史旋律将再次重现，另一方面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深深担忧。
在《美丽新世界》中，约翰在离开大城市前抗争道，“你需要的，是与泪水相伴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太廉价”“但是我不喜欢舒服。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世界国”总统穆斯塔法·蒙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约翰的呼唤，“事实上，你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穆斯塔法·蒙德曾这样评价新世界，“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嗦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这不仅仅是“世界国”中蒙德的问题，更是赫胥黎对读者的拷问。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当下，快乐的获取对我们而言愈发简单。在工作学习的疲惫过后，我们自然地在短视频中消磨时光，仿佛获得了无穷的快乐。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们不免对周遭纷繁复杂的科技和娱乐感到困惑，像波兹曼一样发出“娱乐至死”的惊呼，这也许就是作为大思想家、文学家的赫胥黎在对光亮的探寻中展现的先验之处吧。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苦难作为一种人类的特质，已经成为人探寻生命意义的手段。我们呼唤着一个约翰，将人性根本的良善带回人间，为我们争取苦难的权利，永远“对光亮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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