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小杯里冒着淡棕色的气体。相比那杯子，人实在是太大了，就连嘴里的牙都在轻视它。我用两根手指拈起杯子，呷了一口就放下。这是读詹姆斯·伍德的时间。
我喜欢吃甜品，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主动去呷一杯苦得可怕又小得滑稽的意式咖啡。一个人，或许有挪动一口水缸的臂力，肯定有吞下一个五层蛋糕的胃口，却弃它们于不用，去拈一只小杯子，拿苦味蘸一蘸嘴。这就叫文化，这就叫成熟。成熟就是放弃简单的味蕾讨好，而去做在别人眼里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的事情。不过，在伍德的文章面前，我还是得像个成年人的样子。
“砰”的一枪，了不起的盖茨比死在游泳池里。“砰”的一枪，刚刚从虚无中找回自我的奎里死在麻风病院。“砰”的一枪，李奈被他信赖的好兄弟佐治打死。“砰砰砰”，威利·斯塔克被他知人知面的亚当·斯汤顿医生连开数枪，死于非命。还有贺德雷，萨特《脏手》中那位充满魅力的左翼领袖，崇拜他的雨果误以为他调戏自己的女朋友，一枪毙命。《盖茨比》也好，《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人鼠之间》、《国王的人马》、《脏手》也好，这些让我爱到不行的小说和戏剧，每一本都包含着一枚死亡的核心。伍德在他2015年的作品《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一开头就说，读小说，是为了回答那个无数人问过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死亡？”
伍德说，他对死亡带来的痛苦有着强烈的感受，他幼年跟着父母上教堂，认识了很多人，后来慢慢就知道，父母有两位教友，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也是以一场葬礼开头的，死者是他一个朋友的弟弟，终年44岁，“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一堆身后事，还有一个寡妇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他问。当他在葬礼上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者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人生时，他又说，“这样的检视显得专横……这样的全知全能让我们不自在。”
对付一个难题的最好方法，是换一个相对容易的问题来回答。因此，伍德用“为什么读小说”来替代“为什么有死亡”，就可以给出答案：在小说里，死亡是自由的终点，在死亡之前，一个人可以做任何可能的事；通过小说观察一个人的一生不会让我觉得冒失、难堪；一本好的小说，会让我觉得它是伴随着我的读完慢慢写完的，我读到哪里，它写到哪里，我几乎就是书里的某个人，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这林林总总的感受，在伍德的书里都找到了回响。
虽然个人经历不同，问“为什么”的意愿之强烈程度因人而异，但苦物就在那里研磨，等待每个人迷茫地抬起头，去品尝那些死亡，或者最接近死亡的味道。“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艺术，最接近死亡的味道，是苦。吞咽下一杯浓缩咖啡，仿佛是在磨砺内心的坚韧度。但是，小说所打破的东西，远不只是因不敢直面死亡而用一些闪烁不定的说法来搪塞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见到这一类惊吓反应：“怎么可以这样？”“这也可以？”“这么夸张？”而激起这种反应的，其实不过是个把想象的情节而已。用伍德（读起来有些涩）的话说：
“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会运用这种自由。我们紧张地行至准许的思想的边缘，然后唤醒审查的超我来监督自己。”
这就太遗憾了。伍德讲，小说是一种“耗竭”，尽情想象，尽情编排，一个主角的一天可以丰富到无限（《到灯塔去》及《尤利西斯》），反过来，他的一生也可以缩减为匆匆的两三千行字（理查德·耶茨的《复活节游行》、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有什么理由不去参与这种自由呢？我经常想起盖茨比，他有了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可以，为何还总惦着讨那个轻浮冷酷的黛茜的欢心呢？这真太不明智了。然而转念一想，菲茨杰拉德设计的情节只是诸多可能发生的情节之一，即便概率不大，他也要让它发生，否则虚构故事就真的和现实的世界一样太乏味、太冷酷了。
伍德则提到了另一个菲茨杰拉德：英国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他称赞菲氏的《蓝花》为杰作，主人公原型为18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在故事里，他是一个执着于诗艺的、好冲动的年轻人，他遇见一名12岁女孩，就迅速决定要跟她结婚。伍德表示，“以最微妙的方式捕捉到各种正在进行的人生”，就是小说价值的体现。故事中的人都有个死亡的结局，且都死得很早，但正因此，小说才形成了对“为什么”的一种回答。
我沉迷的那些故事，想起来，作者都是在诸多可能中选择了最难得的一种，再把情节推进下去。最难得，最极端，最孤注一掷。然而，作家和像伍德这样的批评家，都指称小说最真实，因为它用充满细节的故事，彻底改变了读者对庸常生活的体验，以至让他们相信真实并非如自己日常所见的样子。伍德举了V.S.奈保尔的代表作《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为例，在那本书里，毕斯沃斯在查斯住过的六年，奈保尔称之为“可以被人一眼看透”，但奈保尔又用了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来让我们明白毕斯沃斯的一生无法让人一眼看透，于是，读者就与作者“合谋”，将一个早已入土了的人从他总体不尽人意的生活里挽救出来，并赋予那生活以意义。
伍德访问过奈保尔，在文集《私货》中，有一篇专门写他，上来就是这么几句：“一个世人皆知的势利鬼，一个大混蛋，这就是我1994年采访V.S.奈保尔时所想的，而事实也确实和预期相差不远。”但接下去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在谈论他的书了，让渴望看点酷评的我（我个人相当不喜欢奈保尔，不论是其作品还是其人）有些失望。不过，我不能要求伍德提供他不想提供的东西；而且他也未必能提供，因为他所期望做的，同他实际做到的也常常是两回事。他说过：“我最佩服的许多评论都不是特别分析性的，却真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重新描述”，但在他自己的评论里，最引人注目的则并非描述，而依然是批评家的看家本领——精准的点评。
比如他评科马克·麦卡锡的《路》：“麦卡锡对细节的专注，他淡定自若描摹恐怖的康拉德式的喜好，他丧钟般沉重的句子，都让读者因恐惧和认清真相而颤抖”。
比如他评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石黑一雄这本书最妙的地方，是当他通过邀请我们思考克隆生命的无意义，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无意义的时候。”
他评《奥斯特里茨》的作者W.G.泽巴尔德：“在他的所有小说中，泽巴尔德把这种古旧的端庄整饬……改制成一种全新的、陌生的、看似不可能的混合体：委婉地激烈而深沉的当代哥特风格。他笔下的人物和叙述者永远都在找寻自己，像一个从过去时代走来的游客，停留在阴郁而排外的地方（东伦敦或诺福克这种），那里‘死气沉沉，没有一个活人’。”
他不仅钟爱作家笔下精妙的修辞，还会去推测作家对他们自己的修辞的钟爱。哈代的《远离尘嚣》里，马斯特科根有一句台词“我像个石灰篮子那么渴”，紧接着，伍德又提到哈代的另一部小说《卡斯特桥市长》里的一句“现在到了人们所说的一天里的‘锯齿’时刻，也就是黄昏前的一刻钟”。伍德点评说：哈代当年在听到“锯齿”这一说的时候，不知道该有多么兴奋。他认为，最出色的文字匠，肯定都是一些会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明的生动形象的描述激动不已的人。
但他并不曾真正像朗诵一篇美文一样，去做“充满激情地重新描述”的事。恐怕他也担心，这么做会降低文章的品质吧。在《私货》一书中，他专文写了前辈兼一代批评宗师埃德蒙·威尔逊，可以说，他通过批评威尔逊的书和文章，来宣布自己是威尔逊青出于蓝的后继者（且不说“传人”），拥有比他更强的感受力，对不分真实还是虚构的人物的同情心（因为他们都躲不开死亡的结局），也比他更爱小说。他特别指出，威尔逊写契诃夫的文章很失败，因为，他拒绝把他在读一部传记时拥有的感受传主生平的能力用到虚构的小说人物身上，而契诃夫的作品和风格，恰恰是最拒绝那种冷冰冰的解剖刀式的分析的。从他所摘引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威尔逊的确如其所言，将小说变成了用于阶级分析的文本，人物被抽干了生命，这实在是一件很煞风景的事。
他也像一个爱谈诗本身的诗人那样，一次次谈论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他称誉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英国批评家罗杰·弗莱的叙述。弗莱的身上体现了批评的多种美德：它是“充满热情的创造物”，是“谦逊的美德”，是“简洁和近乎无声的”，它“具有视野的一致性”。他想到自己跟父亲去听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关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讲座的经历，这场讲座让他醍醐灌顶，但他提醒我们注意，布伦德尔本人也是钢琴家，言下之意，批评家当然也不是因为搞不来文学才去干批评的：相对于优秀小说家的数量，优秀批评家的阵容可单薄得多。
不过，能把罗杰·弗莱写出魅力的，还不能是别人，得是伍尔夫这等级别的人物。这已经暗示了批评是一种很精英化，如同拿刀尖挑起钻石一般的游戏。作家对伍德的需要，跟大众读者对伍德的需要，必然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伍德从“为什么有死亡”这一问题出发来谈论他的小说之爱，其间的思路都远非一般人能跟得上的。就我个人的体验，当我在谈论小说中的死亡的时候，我总是很容易遇到对刑事案件或者遗产分割更感兴趣的听众。他们顶多想确认一些早就在心中牢固存在的意识，而通过小说“多活上n个人生”的愿望，绝对是奢侈品。
弗兰纳丽·奥康纳的《好人难寻》，是一篇短篇小说选本都不会遗漏，且会放在靠前的位置作赏析的名作，故事里，老妇一家都被冷血地劫持，冷血地杀害，初读的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书印错了，然后，我不得不去仔细看老妇和杀手的对话，看作者是否在其中融入了什么隐义，从而给极端的残酷增加一分描写的理由。后来某天，我把好几本书一起带到了咖啡馆里，《好人难寻》放在了顶上，刚巧被一位有点年纪的女士看到，她摇摇头，嘀咕了一句：“是的，现在哪里还有好人”，就走开了。
我想她肯定经历过许多。我还得称幸，自己没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一并带来。“小说被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伍德这句话说得很精彩，可是，能够珍惜这种意义、这些真相的人，在平时就得养成主动驱逐庸常感受的习惯。这是相当高的要求。
对我来说，越读小说，就越明白詹姆斯·伍德的重要，就好像我得每天喝上鸡尾酒，才能够意识到有调酒师这么个职业的存在，如果只是以豆浆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同样是读那些小说，换另一个人或许就产生不了去读文学批评的冲动。我读文学，总是大包大揽，我就是盖茨比，就是奎里，就是李奈，就是威利·斯塔克，就是贺德雷，就是日瓦戈医生，我就是康拉德笔下被吸入黑暗深渊的马丁·德考得，我就是米歇尔·图尔尼埃的故事中所写的，从铃兰空地奔向公路，结果命丧车流的比埃尔，我就是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里写的那个殖民官员斯考比，他拥有一副害人害己的好心肠，最后自杀了事……谁知道，换一个人来读这些书，他的身上会发生些什么。
阎连科前阵子有个“苦咖啡”论点，说村上春树、艾丽丝·门罗等当红作家写的都是个人的小情调，无涉那些宏大的命题，可我觉得只要是小说，轻薄到《你好，忧愁》，厚重到《静静的顿河》，本质上都是苦咖啡，就像（说句可能不敬的话）电影天生就是玉米花一样。读小说的人，再沉浸于人物的生死，也是安全的，他是在品尝别人的苦，不管这苦是单相思，是失恋，是因再也吃不到的一款海苔手卷带来的怅惘，还是国破家亡。
是因为詹姆斯·伍德这种批评家的存在，而不是因为阎连科所心仪的宏大作品的存在，小说才从苦咖啡的本质中有所升华。真正的批评包含了细微的、充分的鉴赏，更是出于这样一个内心，它充满了提出真问题的勃勃欲望，并给出了个人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那就是一遍又一遍、一本接一本地读。在真问题的面前，个人对一个作家的好恶都在其次，不入流的、被厌恶的写作，根本不会被批评家提及。伍德评威尔逊的一句话，让我觉得不枉认识他一遭，他说，如今那些四处喧嚷评论家的“苛评”的人，“不应当忘记威尔逊作为一个评论家，是多么的铁面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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