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通识》沈海波 中华书局
对鲁迅而言，童年保姆长妈妈的形象，与《山海经》有着密切联系——当阿长将“有画儿的三哼经”（即《山海经》）送给他，鲁迅盛赞道：“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文豪鲁迅痴迷于《山海经》，历史上的文人雅士何尝不是如此？隐居乡间的陶渊明，在珍贵的农闲时段，一遍又一遍赏读《山海经》，感叹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在陶渊明薄薄的文集中，《读〈山海经〉》组诗足足有十三首之多。

《山海经》究竟有什么魔力呢？笔者以为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描绘。然而，关于此书内容的真伪考据，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书中的海外世界全是神话想象，也有人认为山海记录有迹可循。在此意义上，古典文学学者沈海波的新作《〈山海经〉通识》，着实是一部考证扎实、观点清晰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山海经》具有很大助益。

古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大地被四周的海水包围，所以惯用“四海”“四荒”表示远方异域。所谓的“海外”与“海内”，只是一种模糊的分野，泛指边远之地。“山海”指天下之山川，并非特定的某处某界。关于“经”，通常被理解为“经典”，而在先秦时期，“经”其实泛指书籍；所谓“经纪”，还可指通行游历，《淮南子·原道训》：“经纪山川，蹈腾昆仑。”高诱注释说：“经，行也；纪，通也。”直至汉代，学者们才将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称为“经”。《山海经》以怪诞著称，并非如《诗经》《尚书》等著作，是因为人们尊重典范才被称为“经”。

有意思的是，《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合而为一，但是，这两部分相对独立，不能等同视之。西汉中期后，《山海图》亡佚，仅残存文字，刘歆校定时将这部分文字命名为《海经》，并与《山经》合为《山海经》。

沈海波认为，《山经》又名《五藏山经》，此书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天下山川的财用，《五藏山经》不是纯粹的地理志，而是详备各地风俗与物产。此外，《山经》所载，以亲身经历为多，真实性更高。比如郦道元巨著《水经注》，引述《山海经》107条，足见其地理研究价值。现存《海经》是《山海图》的文字说明，《海经》内容较单一，以远近方国为经纬，记叙神话人物及传说故事，性质类似于方志或异域志。

《山经》内容包括山川草木、禽兽神祇，分为五方，井然有序，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或至少是一人整合。关于《山经》的成书年代，沈海波认为“下限当不晚于战国末年”。许多学者根据《山经》记载铁矿山的情况，推测这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因为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制造并使用铁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于《山经》也多有取材。此外，战国时期的人对地域概念更加进步，有像邹衍这样的“九州”之说，而《山经》的视野同样开阔，符合战国时期的特征。

《海经》包括《海外经》《海内经》与《大荒经》以下五篇，因为内容、风格不一，推测很可能有多个作者。《海经》的成书情况也更复杂。顾颉刚认为：《海经》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这里所说的“图画”正是上文提到的《山海图》。

《山海图》里记载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故事。其实，禹和父亲鲧在最初的故事版本中，都采用“堵”的方式抗洪，而禹所谓“改堵为疏”的策略，当出于战国时期——因为疏川导滞正是战国形成的治水经验，这种理解反映到神话中，便是改写大禹治水的方法。可以说，“大禹疏水的传说明显带有战国的时代特征”。根据这则故事以及类似考据，可推测《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很可能是春秋晚期，因为《山海图》里的大禹治水，还在使用“堵”的方式。所以，《海经》的写作年代，基本可确定在春秋后的战国时期。

今天我们读到的《山海经》，祖本应当由西汉刘歆所校定，他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上〈山海经〉表》）可见他收集了多种抄本进行校对，再加以整合。至南宋时期，诗人、学者尤袤又经过多年收集，比对十余种版本，最终于淳熙七年（1180）重加刊刻，这个版本是明清以降各种《山海经》的母本，也是而今《山海经》的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