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2408/15/MAIN172265234592073H6REV9HI28.jpg) 刘恒担任编剧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曾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和影视界,刘恒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所创作的《菊豆》《秋菊打官司》《云水谣》《金陵十三钗》《集结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影视剧本都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带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人物个性。他始终走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把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写进小说,搬上银幕。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巅峰对谈活动现场,刘恒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德濒就自己的创作心得展开对谈。本报获得授权,对此次对谈进行独家整理与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嘉宾: 刘 恒(著名作家、编剧,中国文联副主席) 刘德濒(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刘德濒: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的雪》,是谢飞导演电影作品《本命年》的原著。《黑的雪》写出了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也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的隔阂、迷茫与心灵的孤独。您当时很年轻,为何会创作这样一个故事? 刘恒:我写《黑的雪》时30多岁,文学事业刚刚起步,创作力极其旺盛,《菊豆》也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黑的雪》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写完了。 这个故事来源于我青春期末尾时,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产生的认识。那种认识虽然很肤浅,但最突出的感受是一种挣扎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为了夺取一个位置要付出极其坚韧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后,生活多姿多彩,机会层出不穷,所有人都被卷入到竞争当中去,碰撞的感觉就更激烈了。《黑的雪》实际上写的是青春期的迷茫,觉得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碰得头破血流。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挫败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觉得自己的命没有别人好。而且在奋斗过程当中,尤其搞写作的人,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任务,所有的苦难、痛苦和憋屈都需要靠自己去承担。这个时候,陪伴你的只有孤独感。《黑的雪》自然而然反映的是这种情绪,谢飞导演那时候只有40多岁,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他非常完美地在电影里表现了出来。 刘德濒:从《伏羲伏羲》到《菊豆》,从小说到剧本到电影,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故事发生地、情节走向、人物身份、人物命运结局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您既是小说家,同时又是电影编剧。您觉得小说写作和电影剧本写作在本质和技术上有些什么区别? 刘恒:坦率说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用的材料一样,都是方块字,但它们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小说写作中的文字是“砖瓦”。当作家把这个作品完成时,这个靠文字垒起来的建筑就屹立在那里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属于建造者个人。如果这个作品足够优秀,被很多人看到,那么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心里都会产生一个自己的建筑。他们可能建立一个通过文字想象的建筑模样,它跟作家的建筑有关,但又不大一样。 剧本就不同了。剧本虽然也是靠文字书写,但是它不是建筑,而是“建筑图纸”。它描绘的是线条,是尺寸,是结构,是细节,真正完成这个建筑的是电影拍摄。电影完成后,这个建筑就固定了,所有观众看到的都是一个样子,跟小说给观众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以前说电影是电影剧本的“墓志铭”,电影一旦拍摄出来,这个剧本就被埋葬了。 刘德濒:换一个比喻更好,电影剧本是电影的“设计图纸”。 刘恒:纪念碑吧,好点。 刘德濒:刘恒老师跟很多著名导演都合作过,尤其跟张艺谋导演合作了三部作品。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最近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拍的特别有电影意味的《一秒钟》《狙击手》和《影》,票房情况欠佳(分别是1.3亿、6亿和6.2亿),却受我们电影专业人士的欢迎和推崇;而另外一些作品如《坚如磐石》《第20条》和《满江红》,票房非常好(分别是13.5亿、24.5亿和45.5亿),但被某些观众戏称电影大师在拍电视剧。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刘恒:我对张艺谋导演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 早年他就有电影创作要以文学为基础的意识,所以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翻阅各种刊物。翻到能触发灵感的材料,他就马上让助手去联系作者。《秋菊打官司》原著是安徽作家陈源斌的短篇小说《万家诉讼》,当时张艺谋看了小说后,马上让制片主任飞到北京来找我,说要改这个作品。我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剧本。 张艺谋始终对自己的职业特性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他的策略是值得推崇的。 有很多朋友因为环境不符合自己内心的期许,停止了职业上的进取;还有朋友拍了一部不太受欢迎的作品之后,就想筹备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有时候一筹备就是四五年,时代风向早变了,作品又落伍了。 而张艺谋,我觉得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他始终在往前走。骂就骂,失败就失败,跌倒爬起来接着往前走,在行动中纠正自己艺术追求上出现的偏差。 在任何情况下,行动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等一切客观条件都完美了,等你自认为已经非常有竞争力时,再上战场就来不及了,因为时间已经流走了。所以我觉得张艺谋是一个榜样,他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创造者正常的状态,不太纠结票房的多寡,而更关注他自己的叙事表达。 ![](/uploads/collect/202408/15/MAIN17226524606117Y6HQLY32O28.jpg) 刘恒担任编剧的电影《云水谣》曾获得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 刘德濒:“主旋律作品”曾有一度很难叫好又叫座,但在您笔下却不成问题。您编剧的电影《张思德》《铁人》《云水谣》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您和尹力导演合作的《张思德》,它是命题作文,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张思德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一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没有纵横捭阖的故事性,人物很单薄。从剧作角度上看属于难度较高的题材,但这部红色经典影片的故事却引人入胜,斩获了很多奖项。 刘恒:我15岁当兵,当时能把《为人民服务》从头背到尾,一字不差。那个时候,张思德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以这种英雄为标杆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胸怀为人民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的理想。 创作这部电影,我内心对人物有潜在的冲动,创作积极性特别高,说是灵感勃发都不夸张。在采景的时候,韩三平问我能不能写一个大致的人物表和场景表供工作人员选景用。我在旅馆里熬了一个通宵,一晚上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回到北京之后开始进入创作,灵感莫名其妙地充沛,每天早上只要一睁眼,脑海里就是这个故事。 另一方面,我在塑造张思德的时候,融入了一些我父亲身上的特质。我父亲是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他心地善良,但嘴比我笨多了。我们住的大杂院里,所有人的头发都是他剪,所有自行车都是他修。我父亲退休之后,有一次我去看他,一进胡同看他在房顶上,我说你干嘛呢?邻居家平房漏了,他在上面给人粘油毡。我们住的是大杂院,每天扫院子也是他,扫干净之后泼水,顺着胡同一直泼到大马路上去,泼干净不起灰。还有很多事情。在张思德身上,我融入了对父亲的观察和理解,想写一个善良、笨嘴拙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太大建树、老老实实的普通人。 所以,写张思德,我自己很动情,这部作品是在非常充沛的创作激情下完成的。一稿剧本只用了15天,然后是五一节放假,我又改了第二稿,用了不到十天。我记得是2004年5月10号交稿,第二天,尹力导演就带着摄制组从北京出发去了延安,几天后影片就开机了。 刘德濒:考察刘恒老师的作品,我发现您有两个创作转向:第一,从早期编剧的《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到中后期《张思德》《铁人》《集结号》,有一种表达上的转向;第二,您描写的对象,早期更关注市井小民,中期开始塑造平民英雄,如张思德、王进喜、谷子地,后来直奔帝王将相,《少年天子》跟您以往的创作路线有很大差异,为什么会创作一部这样的作品? 刘恒:无论写农民,写城市平民,还是写古代帝王,我所凝视的主题始终没有改变。 我对死亡主题念念不忘,在《少年天子》里执行的任务就是凝视死亡。影片的中心表达是事与愿违,事情不会按照你规定路线去运行,你必须得经受折磨,经受摧残。帝王是这样,我们平头百姓也是这样。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里,一个人随时可能遍体鳞伤。我们通常都是狼和羊的综合体,不断拼杀,但永远不是最终胜利者。死亡会打败你。 写作者是非常幸运的,虽然肉体会被死亡所终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精神世界里留下痕迹。我们的创作一旦能够达到优秀的程度,达到不朽的程度,一旦你所塑造的人物活在后代人群的记忆里,你的生命就得以延续,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永生。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内心是不是有战胜死亡这种隐秘的欲望? 我对死亡的理解在《少年天子》里贯彻比较彻底,一个最直接原因是,写作过程当中我父亲病故了。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是我的朋友,他希望我来做总导演,协调其他四个导演的风格。因为父亲病故,我不仅参与不了导演,甚至连剧本都没有完成。剧组开拍时,我只有十几集剧本。我要撂挑子的话,整个剧组就完蛋了。我天天硬着头皮工作,写到死亡段落、悲伤段落的时候,我就想到父亲,就哭得十分厉害,又生怕我的哭声影响隔壁的演员,就拼命憋着。 在那种状态下,我对人物的理解特别透彻。当时,我觉得我塑造的人物好像在替我完成某种任务,我的人物在抚慰我的灵魂,排解我的痛苦,让我找到某种意义,某种光亮。那40集剧本一稿成,没有任何更改,写得酣畅淋漓。 刘德濒:其实刘恒老师还有另外一种创作的姿态,也是一种人生的姿态,体现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这部作品极具生活质感,呈现出一种坚韧的、极端的乐观主义,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核。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大量的细节,跟我在大杂院生活有直接的关系。1976年地震之后,我们家正房的山墙裂了。父亲的单位帮忙,在我们家院子里盖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要盖那个房子,就必须把我们家养的新疆葡萄树给砍了。屋子里的水泥地板铺得太薄,住进去没过多长时间,新长的葡萄树就把水泥地拱裂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那棵树,灵感就是从这儿来的。 1984年,我跟我夫人结婚。当时我正好30岁,存折里有70块钱。我给家里买的第一件电器,是一个十块钱的半导体收音机。为了挑便宜的收音机,我把王府井电器商店转了个遍,回到家,收音机不响了,又拿到王府井修。修完之后声音又大得不得了,只能把它放到壁柜里凑合听。这就是那时候的生活状态,为钱所困扰,但是我没有任何自卑感,奇了怪了。我觉得那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常态,现在也是如此。很多时候,生活是难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改变的,或者改变甚微。这种情况下,除了强大的乐观精神支撑之外,还能依赖什么? 这种强大的乐观精神支撑不是单个人完成的,是和亲人同甘共苦的结果,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疫情期间,我老伴怕我丈母娘闷得慌,去养老院护理陪同。我跟她说,我也陪着你去吧,你自己在那儿怪孤单的。两个人去到那里,24小时都待在一起。我老伴突然说她感到特别幸福。我也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左右的事情很有限,但是给亲人以幸福,给亲人以温暖,是可以做到的。再推而广之,我们有时候跟合作者相处时间,比跟亲人相处的时间都长。善待自己的合作伙伴,让身边人感到温暖,哪怕只有点滴的幸福,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永远在理想与世俗这对矛盾中生存,世俗的生活也是生活。因此,人道主义是一种理想和浪漫主义,世俗则是实用和功利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文学和作家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抱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在世俗的泥潭里,能够超拔起来,去追求高尚,追求纯粹,追求对他人的善意。 文学就是我们的工具,我们天天码字,所做的一点一滴,不就是让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嘛?我对写作基本上持这种态度。 最后,就是要行动,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梦想了什么,不行动的话一无所获。行动的第一个准备就是摔跟头,被人击倒,被人践踏。在这种时候,意志坚强的人能够站起来继续前进。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即便最后失败,你的这种姿态也对得起自己。 总而言之,我的很多人生经验,只是一位70岁的老人回顾自己经历的一些老生常谈,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人来说,你有你的焦点和目的。每个人的人生是靠自己去塑造的,希望大家作为创作者要对外部现实保持敏锐观察,对内心保持自省和自律,将远大的目标落实到行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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