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作家
    我们总说童年的记忆对作家的成长非常关键，您的童年阅读是怎样的？
    杨志军：父母喜欢读书，所以我们家有很多藏书，果戈里、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我从小接触到的俄罗斯文学非常多，到现在我也很喜欢俄罗斯的古典文学，尤其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这两个作家作品可以说是文学的一个顶峰。
    父母会对您的阅读有引导吗？
    杨志军：父母对我没有太大的引导，看什么书他们也不干涉。我小时候非常调皮，夏天去河里游泳，到处打石头仗，打架时手上留下的刀伤现在还有。虽然调皮，还是喜欢书，有时间就拿上本书翻一翻。最感兴趣的还是《水浒》，那里头的字很多不认识，但是很有意思，能看下来，觉得那些英雄人物很了不起。可以说我的儿童启蒙读物就是《水浒》，而且对我影响非常深刻，塑造了我的性格，比如说要讲义气，甚至是朋友之间能以命相搏，要有侠客精神，要仗义疏财。
    您15岁就当兵，那时的阅读有什么特点？
    杨志军：当兵的时候，读得最多的就是《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著作，那时候还没有鲁迅全集，我买了所有的鲁迅作品单行本，《野草》《呐喊》《彷徨》《而已集》……买齐后通读了好几遍。鲁迅那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影响到我的是非判断，不光是文学方面的影响，还有人格的影响和启蒙。
    我那时候在陕西省军区司令部，有一年军区要派人支农，“农业学大寨”。我被派去生产队当队长，其实我连韭菜和麦子都分不清楚，但是我有个好处：不独断，喜欢和老农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个经历对我特别有帮助，直面这种生活的时候，历史矛盾、家庭矛盾，全部出现在队长面前了。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等于了解农村史，了解了家庭组建史，反正什么都了解了，包括当时的农活怎么干、马鞭怎么甩，老农给我讲的顺口溜到现在也还在脑子里：“摇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赶车能打回头鞭”等。
    触发您写作是什么机缘？
    杨志军：在农村吃派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农民的炕上有本不知从哪儿弄的书，是卷烟用的，前后都撕掉了。我一看是《小二黑结婚》，就说你别卷烟了，我借去看看。
    那时候我还没写过小说，看了以后就想这个小说我也能写。我就开始写了，寄给刚复刊的《青海文艺》，居然发出来了，并且注明了作者是“解放军战士”，从此我就走上了写作道路。
    您是77级大学生，那时候的阅读氛围特别深厚吧？
    杨志军：“文革”之后，大家都觉得荒芜多少年了，终于有机会上大学，都特别好学，我们的老师也特别有名，《训诂学》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他给我们上《训诂学》《说文解字》，简直精彩极了，每一个文字都有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都那么有趣，能涵盖整个中国的远古史。我觉得太了不起了，那时候我特别迷恋王宁的课，甚至打算一辈子要研究训诂学了。
    我发现自己非常幸运，我所在的青海师范学院（现在是青海师范大学）汇集了一帮知识精英，他们面对的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来的学生，充满了热情教学，我们也充满了热情学习。
    老师会给您开书单吗？ 在大学里的阅读是什么状态？
    杨志军：只要老师推荐的书我都读。为什么我后来特别喜欢但丁？ 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叫黎煌，有一次黎老师突然考试，内容就是但丁，我原来没怎么在乎但丁，也没接触《神曲》，根本不知道怎么答，最后考试没及格，就觉得特别对不住老师，从此以后我开始读但丁，一下子又打开一个诗歌宝库。所以虽然有很多人说，不上大学也可以当作家，这话没问题，只要有生活也能当作家。但是上大学能系统地了解知识，系统地接触到这些传播知识的人，无形的传承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仅仅是讲授知识，更多的是人格的影响。他在课堂上可能没有一句话说到价值观、人生观，但其实他讲的就全是这些。
    比如说我们的写作课老师是范泉（原名徐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上海一家杂志的主编，联系的都是茅盾、巴金、唐弢、萧军、萧红。他和这些作家都有书信往来。他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时候，讲的不是主题、结构、人物，他讲办了一个什么刊物、约了什么稿子、最后怎么发表、怎么给作家寄稿费……他给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文学事件，你会发现听完这些故事，他把一个编辑的负责精神、高尚人格全讲到了。后来我也成了一个编辑，脑子里老出现范泉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上课也是阅读，这种在课堂上的阅读，阅读到的是一个老师的经历、老师的人格、老师的思想，他表达得也许结结巴巴，但是你知道那里有多么深厚的思想含量和底蕴。大学里的阅读，我认为对老师的阅读甚至胜于对书本的阅读。我们的文艺理论老师叫陈德顺。他是典型的述而不作，评教授的时候，他的文章都是研究生给他做标点——但是他表达能力特别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不好容易讲枯燥，但是陈老师的课全班没有一个人开小差。他上课时，“啪”地翻开讲义，其实从来不看。他的记忆特别好，旁征博引讲故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得这么生动，这么富有感染力。你第一次感觉到理性的逻辑原来这么有魅力，你就发现这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你再也不会因为他不写文章而嘲笑他了。
    您有自己的枕边书吗，或常常重温的书？杨志军：我喜欢《战争与和平》《复活》，都看了不止两遍，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喜欢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屠格涅夫、普希金、但丁、鲁迅……还有莫言的作品。
    当代作家您只提到了莫言，为什么？
    杨志军：莫言很独特。他的作品有足够的生活容量、足够的思想容量，同时他还有把足够的生活容量、思想容量变成人物、变成形象的故事的巨大能力，我觉得这对作家来说是很难得的。
    从您阅读的情况看，您的写作受到东西方文学影响都很多。
    杨志军：古典文学中我喜欢屈原、陶渊明、李白，诸子百家中喜欢老子、孔子、孟子。他们给我带来很多精神滋养和文学滋养。
    如此博览群书，您有什么阅读方法？
    杨志军：没读过的书我读得很快，读过的书，当我读第二遍的时候会读得很慢，很仔细。当然未必马上重读，也许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才重读，就发现和刚开始读到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重温经典对写作特别有帮助。
    比如说《包法利夫人》，初读和重读感觉完全不一样。最早是文学的启蒙，那时候你可能不具备全面接收、发掘经典的能力，重读时可能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增强了，感受、挖掘到的东西也更多。中国古典文学其实不存在重读和初读的问题，因为不重读的话根本读不懂。古典文学必须看注解，好的注解引人入胜，给你提供另一种思路，引出另外的文章，所以必须慢慢阅读。读但丁也是如此，但丁其实相当于整个基督教历史和天主教历史，读他就等于阅读思想的百科全书、历史的百科全书。通过读作家作品可以了解整个历史、了解整个时代的自然、人文，如果碰到这样的作家，我会特别感兴趣，托尔斯泰、雨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大作家都有百科全书的价值。我写《大象》的时候也有这个野心，当然这个野心也要慢慢完成，一个作家一本书不可能完成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只有坚持不断地写，才可能在你的整个作品中体现时代或历史的百科全书。
    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想邀请哪些人参加？
    杨志军：我首先邀请苏格拉底。他虽然没写过一篇文章，但是他的思想通过对话录留下来了。包括他的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个塑造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思想和人格力量，几乎属于半个世界的思想宝库。再就是释迦牟尼，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富家的王子，怀着悲悯的心去认识世界，救苦救难，成为一个宗教领袖。
    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古希腊产生了三个大哲学家，那么在中国产生了孔子、老子、孟子，我想邀请他们；我还会邀请屈原。屈原的那种声嘶力竭、激情昂扬、激情澎湃的表达，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高峰，以后慢慢地缺失了。大家都讲究留白、含蓄、内敛、婉转，把自己包装起来，好像隐藏在背后是最好的，但是屈原不讲究这些，他饱满的情绪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磨炼到一定极致以后，他把自己磨炼成火山了，他就必须喷发；他把自己磨炼成一条大河了，他就必须流淌，而且汹涌澎湃地流淌。所以一个作家就要像屈原那样把自己修炼成一座火山，把自己修炼成一条大河，而且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大河，这样的大河，它应该有那样的气势，在那个时代发出那样的《天问》，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人格，绝对的爱国主义。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我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给中国开创了一个诗歌的天地，很多时候精神是必须逃离的，必须孤独的，必须隐藏的，陶渊明找到了这种孤独、逃离和隐藏的出路，所以他也是给中国知识分子说，另一条路你可以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还会邀请李白、杜甫、苏东坡、鲁迅、莫言，就这些。
    假设要去孤岛，只能带三本书，您会选哪三本？
    杨志军：法布尔的《昆虫记》、霍金的《时间简史》，再就是我的一本书，这本书我现在还没写出来，但是我肯定要带上，证明我的身份，鼓励自己在孤岛上还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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