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有郎：您1962年大学毕业，毕业后本来是留在大城市当大学助教，可是您三次申请下乡，甚至把户口都落在农村，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尧山壁：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国家抽调大批干部和大学生到农村参加整风整社运动。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不光是艳阳天，也有风雨雷电，老百姓脸上也不光是简单的笑容。但当时不少文学作品，小说、诗歌，都比较简单化、表面化，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命运，所以也不生动、不典型。我想真实地反映农村生活，希望到农村去。回到学校后，又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得就是好，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毕业时，留校当助教，我连着写了三次申请到农村，学校不批准。我就给田间写信请助。田间当时是河北省文联主席，知道我的创作情况。正好校党委书记戈华是田间在平山冀西抗战时的战友。于是说服了学校，把我改派到邢台地区。邢台县县长王永淮是全国劳动模范，问我想去哪个部门，我说去县文化馆，文化馆可以长期下乡，接触农民多。报到第二天，我步行120多里到西部山区石槽大队，安排我住在全国著名林业模范孙清贵家。房东老太太领我到一个屋，我这个炕乔羽都住过。一口气住了一个月，我发现农村缺少宣传材料，回到文化馆，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起名《好社员》，采、编、印、发行都是我一个人干。
    1963年邢台发大水，一片汪洋，我报名参加抗洪救灾。县委给每人发了一根竹竿，蹚水探路。当时写了不少街头诗，在《邢台日报》和《河北日报》上发表。这一年，我还在《诗刊》《河北文学》等报刊发了一大批作品。我一直在农村待了十年，从1962年一直到1972年。先在邢台县，又随四清工作队先后到南和、任县、沙河、临西下乡，过年都不回去。在临西住了五六年，插队落户，把户口落到临西，天天与农民画等号。深入农村使我受益匪浅，了解了群众的思想、语言，改造思想，改了学生腔，确定了我一生的文艺观，写出小戏《轰鸡》。这使我深切体会到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我还参加了当时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并做了大会发言，发言题目叫《在生活中学步》。
    苏有郎：您早年写诗，一直写了二三十年，卓有成就，被称为古典加民歌这一诗派的代表诗人，后来为什么改行不写诗了？您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是如何自我评价的？
    尧山壁：我从中学就开始写诗，比较幼稚。到邢台农村后，学习田间、张志民等诗的风格，变化很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概念化、口号化比较突出。因为我上过大学，经过名师指点，受过顾随、田间、张志民等大师指导，知道诗应该怎么写。人们对我的诗的评价是：构思新巧，善于比喻。当时的《解放军文艺》杂志是为数不多的杂志之一，诗歌组组长是李瑛，发我的诗很多。那一时期出版了三部著作，即山区建设三部曲《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
    我是按照毛主席“新诗要在古典诗词和民歌基础上发展”的理论来实践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风东渐，诗界开始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出现新的形势下的形式问题，我跟不上形势了，只有转移阵地。
    苏有郎：您二十出头就因小戏《轰鸡》一鸣惊人，为什么后来不在这方面用劲儿了？
    尧山壁：我从小爱好戏剧，那时农村只有舞台戏一种艺术，小学时看过很多出戏，中学参加业余剧团，潜移默化学了一些戏剧套路。1965年初，邢台地区叫我写个小戏。我想起在北上汪村下乡时的一个真人真事，一天就写好了。时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剧作家付铎颇为赞赏。
    1966年1月，河北省搞中小戏汇演时，把《轰鸡》放在开幕式上演出。后来又参加华北地区汇演，获得一等奖。这部小戏是我戏剧创作的处女作，也使我出了名，到处有人叫我写戏，包括上海歌剧院。那时剧本创作“三结合”“三突出”，讨论剧本“三堂会审”，没法写。戏剧题材可遇不可求，我写过吕玉兰，写过雁翎队，都没写好。写剧本，是团队行动、综合艺术，一个人弄不成。
    苏有郎：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了《理发的悲喜剧》，这是您的散文处女作，也是您散文创作的名篇。那时您已人到中年。这么好的题材，为何没有早点儿写出来？
    尧山壁：从搞写作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母亲一辈人应该写。好多人说，可以写成长篇小说和剧本，容易成名。写小说、剧本需要虚构，添油加醋，需要爱情啊等各种情节。我觉得母亲很伟大，不愿意虚构，这是其一；第二，觉得自己思想和艺术认识还不成熟，怕把题材写砸了，再写就写不好了。母亲的事迹本身就挺感人，常年在心中萦绕。我写《理发的悲喜剧》时，正在廊坊师院办作家班，主要工作在晚上和傍晚，白天时间较富余。开始写我母亲，写了好几天，一边写一边流泪，稿纸都洇湿了好几张。四十多岁，思想成熟了，认识清楚了，母亲的伟大，不仅仅是对我的爱，更是对村民、对大众的一种博爱。我们村里小孩大人都找母亲看病、接生，离不开她。经过写诗、写剧本，自己的艺术修养进步了，可以写了，流着泪一气呵成。寄给《人民文学》后，很快就发表了。接着又写出《母亲的河》寄给《中国作家》，也很快发表。这两篇作品被选进中专和高中课本。臧克家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给予鼓励，说写得好。此后，我又以母亲为题材写了《一架织布机》《老枣树》等十多篇。
    苏有郎：您在散文创作势头正盛时，却突然做起行政事务工作，费尽心力创建了作家班、河北文学院等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占用了您大量宝贵的创作时间。这段时间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是怎么做的？
    尧山壁：那是1982年，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李满天突然找我，让我主持作协工作，任常务副主席，我说是捉大头。李满天说不是捉大头，是抓“壮丁”。那时作家们都不愿意从事行政工作，梁斌放弃天津市副市长不当，李满天放弃湖北省文化厅厅长不当，来当专业作家。八十年代讲文凭、讲学历，省作协搞创作的只有我有文凭。李满天说，你不干谁干。我是没上套，往后捎，上了套，不用扬鞭自奋蹄。做了好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河北作家整体文化水平低。还有，河北作家只熟悉农村，不熟悉城市。青年作者队伍军心不稳，有的在准备考大学，有的在考函授。我想来想去，便想到与大学联合办作家班。办成这事是很不容易的，要有招生指标。听人说有成人高考指标，我就找有关领导愣磨来一个班的成人高考指标。弄这个指标可谓费尽周折，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我在《作家班》里有所叙述。作家班，为全国首创，共招收了170名作家，后来大都成为河北文学的中坚力量。作家班改变了很多写作者的命运。
    三十五岁以上的作者，我们成立了河北文学院，对作家进行集中学习，请两年创作假，脱离岗位，专心创作，成长起一大批作家，像王立新、韩冬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苏有郎：您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朴素、幽默、生动，雅俗共赏，您怎么理解雅与俗的关系？
    尧山壁：我一生遇到两位大师。十六岁在邢台上高中时就认识了赵树理，是大俗。上大学时碰到顾随，是大雅。我一生都在雅与俗之间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工作时有幸遇到了乔羽。乔羽给我讲，要寓文于野，寓雅于俗。后来发现，汪曾祺也是这个路子。
    苏有郎：您有一双穿四十八码鞋的大脚，这双大脚是怎么形成的，走了多少路？
    尧山壁：我母亲年轻时裹小脚，后来放开了，人称解放脚。到我这个年代，就全放开了。我四五岁时，就光着脚丫子跑垅沟。上初中时离家二十五里，一个星期往返一次；上高中时离家九十华里，一个月来回跑一次，都是步行，无形中锻炼了一双好腿脚。参加工作后，又整天上山下乡，河北省所有县和比较大的村镇都去过。还去过沙漠、沼泽、大山、草地。八十岁爬上了天河山，七十多岁的人撵不上我。在中国，除了西藏以外，所有的省份我都去过。创作讲究阅历，走的地方多了，见识多了，碰见人多了，就走到了生活深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脚力和思想。
    苏有郎：您被人称为“辛勤园丁”“长跑健将”，创作达七十年之久。退休后，您创作更是呈现喷涌状态，在数量和质量上，您是如何兼顾的？
    尧山壁：我是1965年26岁时就当上了省里专业作家的，实际上一天都没当过，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接着又搞行政，当了十年编辑，并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所以一到退休年龄，就赶紧申请退休了，成了“专业作家”。退休后，写了许多题材，重点写了“红、绿河北”。“红河北”，即历史题材，抗日战争，这缘于父亲的因素。我从北端蔚县，步行走到南端涉县，历时五十多天，走遍了八百里太行山，写出《慷慨悲歌的热土》。关于“绿色河北”，1985年就写出了一万多字关于塞罕坝的报告文学，发表在《长城》和《中国作家》上。后来我先后组织一百多位作家深入采访河北环保工作，出了《绿色畅想曲》。2017年，我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奇迹塞罕坝》，先后获得第三届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后出版了英文版，参加了伦敦图书博览会。
    还有一本《百姓旧事》，写河北的风土人情，旨在把文章的文学价值上升到史学价值，用春秋笔法，写到历史的深处、社会的痛点。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被评为河北省最美图书。邵燕祥说：“你这写的是民间历史。”
    退休后，基本每年出一本本版书，《百姓旧事》《流失的岁月》《不灭的星辰》等。《不灭的星辰》主要反映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人生，传播革命文艺的经验，留下珍贵史料。
    苏有郎：有人说，在中国文学界您是最讲文艺伦理学的作家，用很大的精力写老一辈艺术家的人生。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传承的？
    尧山壁：这个问题我要说。我成长过程中碰到许多老作家，除了顾随、田间、李满天等老师，还有很多老前辈对我影响很大。我在1960年写了一组爱情诗，当时是禁区，报刊不能发，田间在抽屉里一直压了三年才发出来。臧克家总共给我写过七十多封信，对我的作品给予批点。郭小川一封给我的信中写了五千字，就像老师批改小学生作业一样进行指点。我受到许多老艺术家的恩情。受惠于前，施惠于后，这是我成立作家班，为无名作家写评论的根源。退休后，我就想把这些老艺术家的事迹写出来，流传于后世，宣传好的文艺传统。文学界是需要尊师重道的，我受老前辈的恩惠，然后传下去，这是应该的，是一个社会需要推崇的。
    苏有郎：您一生喜欢戏剧，请问戏剧理论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尧山壁：我从戏里学了很多构思技巧和语言功夫。田汉说，戏剧的结构讲究的是龙头豹尾猪肚。这个理论对我影响很深。开头要醒目，吸引人。说透了就是起承转合。我写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结构都注意这点，自觉不自觉遵循这个理论。戏剧界有位被称为“通天教主”的王瑶卿，他写剧本有个秘诀：想想人儿，想想事儿，提提味儿，琢磨琢磨俏头儿，安安玩意儿。就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塑造人物，要通过事件。“提提味儿”，就是提高精神境界、提高意境；“琢磨琢磨俏头儿”，就是俏皮话儿，就是语言，就是抖包袱，就像说相声；“安安玩意儿”，就是翎子功、翅子功。写文章时，我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一套贯穿到里面，形成了习惯。
    作者简介：
    尧山壁，本名秦桃彬，1939年生于隆尧南汪店。1962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任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1986年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歌、散文、文艺理论著作56部，《尧山壁文存》8卷。曾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华北文艺理论一等奖等。有《母亲的河》《陶醉壶口》《理发的悲喜剧》等入选语文课本。
    苏有郎，《邢台日报》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文艺报》等发表作品多篇。采写和编辑的报告文学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著有《国树》《铁血后卫董振堂》《苏有郎纪实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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