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小玛德莱娜”点心触发了普鲁斯特的无数回忆。独特的气味和滋味唤来视觉形象，主人公忽觉超尘脱俗，已经消褪或黯然的人生重获新鲜和光艳。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年近九旬的王蒙被一首关于青春的老歌唤醒记忆。他以跳跃的梦境，一边回顾人生的鲜活春光，一边盘点朋友们的命运沉浮，牵连出八十年代的文化奇观。
    阅读这部小说，就像阅读一部活的文学史。翩翩、鸣鸣、雄雄、端端、月如星……对于这些1985年共同出访西欧的老友，王蒙依仗小说文体放肆行文，毫无顾忌地铺陈文坛隐秘，揶揄调笑的同时不忘检视和分析。其中虽有变形扭曲，但读者略加索隐，便能确定人物原型。在以“虚构”为名的“非虚构”下，小说对于他们既有的文学史形象，有所强化、延伸，也有所反拨。这恢复了他们的人性重量，使呆板的历史形象变得复杂而鲜活。
    在王蒙笔下，这些老友的性格、命运，或可敬可叹，或可笑可悲，八十年代赋予了他们狂飙突进的时代气质，也带给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症候性问题。
    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翩翩，抓住变革机遇，写经济学论文，写伤痕小说，借马克思的理论批评知识分子，一跃成为“既得利益人”。作家身份和宽松的时代氛围，让他有了肆无忌惮展示自我的舞台，四处风流、哗众取宠、“骚以求怜”，流传出并不体面的事迹。王蒙嘲弄他，讥讽他，也怀念和赞美他的真诚、可爱与潇洒。更重要的是，王蒙注意到了他的悲凉底色——“性”狂热和浮夸行事的背后，是长期压抑带来的补偿心理。批评知识分子的翩翩，无法摆脱知识分子的宿命，反倒以自身为样板，提供了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和形象——“他们被冷淡、被忽略、被压抑、被抛弃、被背叛……难道还不允许他们有一点点绯闻吗？”
    鸣鸣的命运同样因改革开放发生巨变。改革之初，她以四十余岁高龄闯入文坛，庸碌平凡的小公务员，忽然化身为“时代冲浪的弄潮儿”。爱情似乎随之走向完满，十余年的苦恋终于在开放时代步入婚姻殿堂。然而，文学事业的进展并不同步于婚姻的完满，琐屑婚姻让真诚的爱人沦为怨妇，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鸣鸣中后期作品的讽刺、尖酸和冷峻。王蒙追念她，怀念他，为她感到心痛和不忍，并在几十年后的当下展开沉思：爱情是“自然而然的尊重与承认”，而非过度理想化的乌托邦，过度偏执将带来自恋自苦的心理灾难。王蒙谈论鸣鸣的爱情，谈论鸣鸣的文学，同时在谈论整个八十年代的爱情和文学。鸣鸣爱情从美满到破裂的幻灭，恰如八十年代理想化向九十年世俗化的失落。她提供了时代转变下知识分子的另一典型形象——“‘言过其实’的文学，活活要你的命。”
    如果说翩翩的关键词是“性”，鸣鸣的关键词是“爱”，那雄雄的关键词应该是“愚蠢”和“可悲”。“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主张，成就了他特殊年代充满抵抗性和悲剧性的英雄主义。作为受难者，他佩戴着伤痕和苦难的勋章走上改革开放的光辉舞台，领受鲜花和掌声，继续发挥救世豪杰的气概。只是，这一气概在新时期带来的炫目礼敬中，逐渐“神化”，于外在被固定为腔调和身段，于内在逐渐演变为专断和信口置喙，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去国离乡，走上哗众取宠之路。“为什么，为什么，他走了这样一条路？”王蒙为老友感到惶惑和可悲，但也在铺陈的种种事例中，不留情面地逼近了他的膨胀和虚伪。在自以为是地痛斥“愚蠢”与“可悲”的同时，雄雄不知不觉地靠近了“愚蠢”与“可悲”。对于历经多年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受难者和归来者的身份，是荆冠，是光环，也是一种可能沉溺其中的毒品。
    王蒙着墨最多的几位老友，是八十年代最显要的弄潮儿、最辉煌的受益者，但也最鲜明地呈现了时代命运为显要和辉煌索取的代价。1985年文坛簇拥的漫野蔷薇下，铺就着十七年文学以来的尖利荆棘。王蒙写他们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目的不在于散布隐私或揭露文人丑态，而在于严肃反思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长期压抑与急剧释放的落差，催生了璀璨的艺术成果，也放大了敏感心灵内部的自恋自苦和自我涂抹，个人与时代的悲喜剧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王蒙在观看他者的时候，也在讲述自己。和老友们一样，他的精神原点来自十七年乃至更早的革命时期，即曾被无数文章论及的“少共”情结。“团结，阵营，主义！”在他的梦境中久久徘徊，仿佛处处盛开的蔷薇。如果要进一步辨正，需要注意所有的老友故事，均基于这一内在的王蒙视角。与“少共”情结同样重要但远为惊人的是王蒙的少年精神。年近九旬的老翁了解“黑粉”之类的新名词、读过流传于网络的公众号文章并不稀奇，难得的是他居然知道微信拍一拍，并为梦中所见的晏几道诗词四处求助于国图和大学老师。王蒙至今身体康健、笔耕不辍，少不了这一少年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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