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现实，构建一个属于自我的小说世界，本质是作家所持的观念决定。人的观念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个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理、生命价值等，还体现在文本氛围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或人性的温暖。罗聪明的小说既有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状态的呈现，也有都市男女的情感、欲望与伦理的冲突。但不管其小说世界呈现的是乡村现实还是城市生活，都体现了作家对当下日常生活空间的密切关注与真实表现。在她细腻而深情的话语叙述当中，尽管其中的乡村图景显得孤清而神秘，城市空间则坚硬而冰冷，但在文本深处仍然涌动着作家一种善良与悲悯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作家对当下生命个体存在的理解和把握。
一、神秘乡土的现实关注
如何表述乡村，是乡土文学的关键。韩少功笔下的《爸爸爸》在一个神秘空灵的氛围中直逼乡村生活的本质和国民思维的本体；路遥的《人生》则是通过年轻农民的情爱起落来表达乡村世界的变与不变；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将脱贫攻坚的现实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连接在一起，凸显了脱贫攻坚的历史厚重感。在罗聪明的系列小说中，关注当下乡村世界的一些现实问题，是其文本的用心所在。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不仅表现在农民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其精神心理和乡村文化世界。城乡关系的发展，大量青壮农民外出务工或进军城市，村庄里留守老人的生计问题、养老问题、精神问题，都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家没有简单地提出问题，甚至开出药方，而是将其置于厚重的乡村社会结构当中，把握其中的文化氛围，在个体命运的呈现中加以思考。
乡村老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文本重要的时空场域。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或方式体现出来”[1]。文本将关注乡村老人这一命题融化于个体日常的生活细部，使人物具有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在《树公树婆》中，每一个老人的命运都如同古老而神秘的乡村世界一样，厚重而又复杂。明九老娘老两口都健康而且长寿，有儿有女，儿孙满堂，女儿在外当公务员，儿子在身边生活，年轻一代的孙子和重孙则住在城里，偶尔回来热闹一下门庭。她和老倌几十年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一起干活，一起吵架，却长期过着分居生活，衣食无忧的他们，竟显得麻木、枯朽，毫无生气。透过这些乡村老人的生活图景，可以看出，面貌已然现代化的乡村，孝道仍然停留在过去，与送钱多少直接相关，却缺失日常的亲情陪护、心灵交流。这一对老夫老妻分不开又聚不拢的状态，构成了当下乡村老人的日常图景，展现了他们精神上的孤独与冷寂。作家打开乡村日常生活的皱褶，看到了乡村老人生活既现实又普遍的一面。
钟一阿婆的儿子偷盗成性，坐牢十年，出来后并不悔改，因参与抢劫运钞车而被当场击毙。媳妇月桂性子暴烈，早年与婆婆打架，不小心用竹竿将婆婆一只眼睛刺瞎。她带着儿子女儿在村里百无聊赖地生活，整天打麻将，却也在明九老娘的好言相劝下，好歹伺候自己的婆婆一日三餐。九十五岁的钟一阿婆，早年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在村子里顽强地活着，尽管与儿媳妇、孙子同在一个屋檐下，还享受了低保，日子却过得穷酸而孤寂。
乡村老龄世界的孤独是小说文本的主要症候。明九老娘和明九老倌整天没有几句话说，老倌总是守着他的狗，每天种着吃不完的菜，两人顶多就是在饭桌上一起吃饭，漫长的夜晚各自在房间里独睡。铁匠娘子瘫痪在床多年，成天一个人自言自语，诅咒着当年的情敌。癫婆子整天光着身子东窜西窜，钟一阿婆则夜里在后山、在塘边游荡。她们或是寡居多年，或与丈夫常年分居，与孩子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于是，互相吵架、打讲便成为乡村女人驱散孤独的最佳方式。明九老娘从女儿家回来，每次都要与钟一阿婆打上三天三夜讲才罢休，其中有对自己子女的夸耀，更是在喋喋不休中消磨时光。每隔一段时间，明九老娘就要到钟一阿婆家里打讲，顺便给她送上一件衣物之类。打讲更是一种乡村权力话语的体现，“钟一阿婆是磨盆，明九老娘是磨盘，磨盆总是张着口，等着磨盘吐出白花花的面粉将自己填满。一个是火钳，一个是柴火，冰凉的火钳总喜欢靠近柴火，把自己烤热、烧红、烤烫，靠火的猛力与高热来养活自己的精神”。打讲者在话语当中，隐含着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一代村民对金钱地位荣华富贵的崇拜，以及这种旧俗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形。明九老娘之所以喜欢和钟一阿婆打讲，除了钟一阿婆是她个人隐私的保管者，更为重要的是，家境富裕的明九老娘在钟一阿婆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而钟一阿婆则有着对明九老娘的精神膜拜。二人之间打讲，显然话语权来自明九老娘一方，而话语被动接受的一方则是钟一阿婆。从钟一阿婆这里，明九老娘获得了权力和物质的自信与认同，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同时，钟一阿婆得到了自己的物质馈赠，也实现了自己在精神上的替代性满足。对于这些老人而言，时间是孤独的容器，尤其是一到夜晚，打讲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家长里短的乡村日常便在乡民打讲中飘荡在村庄的上空。
神冲这个小山村，虽然有户户相连的水泥马路，有与树齐高的楼房，却呈现出一种苍凉与孤独的状态。这主要源于明九老娘与明九老倌、钟一阿婆、铁匠娘子等耄耋老人身上体现出的一种苍老、孤寂的气质。即使是月桂、山伢子等第二代留守老人身上，也表现出一种与之相应的老态，可说是明九老娘或钟一阿婆等人的延续。这是作家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深层观察与理解，文本之下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其中既有对乡村生活状态的关注，又有对同步于城市的经济发展而滞后于精神空间构建的乡村现实的忧虑。神冲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脱贫攻坚时期，但对今天的乡村振兴依然是个镜鉴。
作家除了关注这些孤寡老人的生活状态，还走进乡村生活的内部，写出乡村在情爱世界中曾经充满原始野性的一面。作家用春秋笔法，简笔勾勒，书写一个暮气沉沉的山村曾经流淌的生气与冲动。在明九老娘向儿子的告状中，当年的明九老倌与疯婆子一起喝茶、送红包，甚至在井台边的风流韵事还在流传。铁匠娘子本与钟一阿婆是闺友，但在钟一去世后，铁匠娘子发现铁匠与钟一阿婆在补锅之后相互拥抱在一起时，便视之为一辈子的仇人。这些带着原始欲望的性爱野史，构成了厚重而沧桑的乡村历史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乡村世界曾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凸显了当下乡村留守老人的情感缺失和养老问题。
同时，乡村老人如何面对死亡，也是作家书写乡村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父亲的“花花世界”》中，父亲在世的时候总是对他自己建造的棺材心心念念，每年都要给棺材涂上一层新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饥饿威胁，也不愿意卖掉棺材。只有在“我”这个做女儿的没钱交学费时，父亲才毅然卖掉棺材而供女儿上中学。在父亲心目中，棺材是一个人的生命归宿，也是他生命的最终寄托。钟一阿婆在一个深夜不停地敲明九阿婆的门，告诉她自己不想被火葬，生怕被火烧得油滴滴的疼。这里既有弗洛伊德层面的死亡恐惧，更有民间传统观念中对火葬这种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其中透出乡村老人面对死亡与生命的认知。
除了关注乡村留守老人以外，作家还在乡村振兴视野下，书写乡村生活的变迁。苦竹村摘帽脱贫，热腾腾的炊烟、牛羊鸡鸭的大合唱、你来我往的邻里乡情，故事在温热的乡村图景中展开。叶运生一生以守林种树为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他的林地越种越大，收入也越来越好。其邻居张果老家靠养猪致富，却带来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了乡邻日常生活。小说中两家的感情与两家的致富在起起落落中形成了同质化的结局，开始两家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其后张果老家扩大养猪规模，污染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导致村里的水质、空气不断恶化，叶运生只能在两家之间砌起一堵高高的墙。当张果老高血压倒地后，小说结尾是叶运生前嫌尽弃，想帮助张家实现产业转型，一同为改善村庄生活环境而努力。乡村脱贫、生态保护，乡村如何实现良性的长足发展，是作家关注当下乡村发展的思考和努力。
二、城市男女的情感纠葛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像一个复杂的巨型装置，个体作为一个零部件存在于这个装置中。书写城市不在于书写城市外在文化景观，而在于表现处于这个装置之中的一个个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在罗聪明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太多的“酒吧”“迪厅”“时尚”“性爱”“吸毒”等时下不少作家所极力突显的字眼，更多是基于女性的视角关注城市男女在情感上的分分合合，以及在这后面女性丰富的个人情感体验与反思。城市男女家里家外的情感、欲望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纠葛与冲突，构成了其城市小说生命体验的独特存在。
作家走进一对城市男女的夫妻生活，探讨他们在离婚与不离之间的冲突与困惑，以及带来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变化。这些城市男女在物质生活上衣食无忧，却不断陷于情感与家庭的纠葛。两性之间的关系如同城市毛细血管中的血栓，看似平静无比，实则危机四伏。刘海与古英一直在婚姻内部玩捉迷藏的游戏，玩得惊心动魄而又精疲力竭。小说一开始便是古英得知丈夫刘海有一个八年之久的地下情人后，决意要跟他离婚。她一方面身处丈夫是否对自己忠诚的怀疑与焦虑中，把家务和孩子都放到一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藏在丈夫背后的女人“梅子”；一方面又在与丈夫共同拥有三个孩子的前提下，努力说服自己好好生活，不闹离婚。然而丈夫多次出轨，多次的欺骗，也让对地老天荒失去信念的她渴望另寻自己的真爱。于是就有古英与初恋男友毛新竹的旧情再叙，但当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已是时过境迁。毛新竹离婚后有自己的女儿要管，而古英也有自己的三个孩子要照顾，就像两列各担使命的列车擦肩而过。后来古英在网上认识了杂志编辑石秋，通过微信、书信、写诗、和诗等方式，二人隔空热恋。当石秋要来古英所在的城市相见，而古英在丈夫的要求下一起去机场接人时，石秋并没有出现，不久寄来一封表达相望却又相忘的信。或许石秋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文本的一个隐喻性表达而已。他的存在只是古英在精神层面对一个爱恋对象的补偿性想象。
婚外情是小说重点表现的地方。作家并没有在古英与刘海之间上演一场欲望与情感的冲突，也没有集中表现城市男女在爱情上的你死我活。她总是以一种人性的理解和温情的笔调，叙述一对城市男女在处理家庭与欲望、情感关系时的状态。刘海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婚后十年他一次次在外面出轨。妻子古英初时对丈夫的多次出轨并不认真计较，依然抱守信念往前走，“她觉得外面那些女人根本无足轻重，只能在她婚姻的外衣上烧几个芝麻小洞，缝缝补补穿在身上还不至于影响冷暖”。然而，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与另一个女人偷情八年，觉得受到了羞辱：“八年，不仅是把她和刘海的婚姻外衣烧得千疮百孔，简直是夺走了全部的衣料，只剩下一块糊弄古英眼睛的前襟。”她对自己执着的爱情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一棵寄生在她婚姻树上八年之久的野树，它的长度和力量，甚至可以替代原主，把她婚姻的根基碾得粉碎。”她通过窃取丈夫的手机信息、跟踪追查等知道了事情真相。那些一次次故意暴露在她面前的插足者，竟是同一个人：梅子红。最大的真实还在后面，刘海还与梅子红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就是古英抚养多年的养子。夫妻二人不断较量而又妥协，时而闹离婚，甚至起诉到法院，时而又其乐融融带着孩子出去逛公园。在三个孩子及他人面前，刘海和古英始终以恩爱夫妻相处，表现出一个完整家庭的幸福姿态。可以说，作家笔下的城市男女情感纠葛，并没有按照当下城市书写的套路，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路径去演绎，而是贴着中国城市的事实去书写。
文本叙述中，人物个体总是游走在家庭伦理与个体伦理之间。在中国城市家庭，孩子是维系的主体力量，而非夫妻二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关系与性爱关系。小说书写古英与刘海不同的出轨故事，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肉体。丈夫刘海出轨八年，甚至与情人梅子红有了孩子，并带回家跟妻子一起养大。他的出轨经历一次次被妻子发现，又一次次地悔改和回归家庭。妻子古英也想象和自己的初恋，甚至与网友石秋之间发生一点婚外关系。她在质疑自己：她和刘海之间总是欲分难分，到底是因为孩子，还是因为情感的依恋，甚至是性欲？这些婚外情感故事，打开了城市生活的内在肌理，让人看到了光怪陆离的城市空间内部遍体鳞伤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城市空间里，物质与情感、精神与心理构成了一系列反讽状态。另一方面，作家又让笔下的人物始终逡巡于家庭生活的空间，无力无法也不愿走出家庭的范畴。小说开头，古英和刘海在家里闹矛盾，上演了一场家庭暴力，当古英的木兰剑刺向刘海的脖子时，在外面放完烟花的三个孩子出现了。在他们不知情的嬉闹声中，木兰剑落在地上，结束了夫妻二人的这场打斗。“家一旦分裂，三个孩子就是她无法割舍的肉。刘雅，她亲生的，肯定能争取到抚养权。刘风，她也想要，但肯定会判给亲生父亲。想象着刘风今后还要接受别人为母，她就不能接受。刘颂还不到两岁，她也可以争取把他带走，也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把他抚养大，但是，他刚失去双亲，又要走进单亲家庭，命运何其不幸！这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了。无论如何她也不想成为制造这人祸的祸首。想到这些，只有把眼泪埋进枕头。”三个孩子成为维系夫妻二人关系的纽带，也是家庭伦理中最核心的部分。为了家庭，为了扭转丈夫的内心，古英甚至想到老家湘西的村子里寻找草蛊婆，试图学习放蛊来控制自己的丈夫，希望安安稳稳地白头偕老。同时，小说多次写到全家人共饮的一只瓷画茶杯，无论古英想出什么招法来让大家分杯喝水，全家老小却仍是习惯于此。这个瓷画杯的意象，体现了作家在叙事伦理上还是倾向于家庭伦理。因此，在文本之下，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总能感受到一种和谐家庭的愿望与情怀。
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在表现城市男女的情感纠葛时，以一个城市生活在场者的身份，将目光伸向城市的深处，像探照灯一样，照亮着个体的世俗生存空间，甚至自我的人性空间，寻找其中一些令人心虚和心堵的生存状态。然而，小说在麻乱的城市生活中，一方面希望实现个体价值，在婚姻难以实现爱情、欲望时，鼓励男女走出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家庭伦理，以传统的家庭文化来左右个体的生活与情感追求。文本呈现冷与热的相汇交融与妥协，最终还是随着情感逻辑发展。其笔下的人物努力寻找生命奔放的感觉，却又难以挣脱家庭伦理的束缚，体现了生命世界的丰富与厚重。作家在见证城市男女的生活时，通过一系列具体真切的生活细节，逼真呈现他们的世俗状态。
三、氛围的营造与情境的戏剧性
无论是书写乡村现实问题，还是表现城市男女的情感纠葛，作家构建的这些小说情节简单、人物性格也不复杂，其重心在于某种氛围的营造。氛围是指，“文艺作品中的特定气氛，往往与景物、场面、环境相结合，构成特定的意境和情境，可以是作品局部描写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也可以环绕整个作品”[2]。它在小说中犹如一种独特的气味，弥散在文本当中，成为小说叙述的主体。如果说，《树公树婆》在一群乡村老人的生活形态中体现的是一种孤冷，《山上一夜，山下一夜》在氤氲着暖意的邻里乡情中凝望人心的纠结，《我爱白兰花》在城市男女的情感纠葛下流淌着温热的人性情怀，那么，《父亲的“花花世界”》则是笑中带泪的亲情原味。这些小说不同氛围的构建，体现了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气质。《树公树婆》开篇，是钟一阿婆掉进神冲塘里被救出后，说出了一串虚虚实实的话，给小说营造了一种乡村神秘的文化氛围。村庄后山坟地的树，对应着一个个死去的村人，树和人的命运相通，而钟一阿婆希望自己有一棵长满眼睛的树，将来在地下也能感觉到有很多人和她打讲。这种氛围既包括村人对生命的敬畏和死亡的恐惧，又有将生命与死亡接通起来的坦然。钟一阿婆两次落塘，最终的死因扑朔迷离。她究竟是因为神志不清、夜晚路暗不慎跌落水塘，还是因为家境贫穷、生活艰难，或老境孤独而无力继续生活下去，抑或是听从后山里死去的丈夫的呼唤？在钟一阿婆落塘那夜，她来到明九老娘家求助，声嘶力竭地拍打窗户，到底是阴魂来和明九老娘告别，还是精神和心理上出现问题，才半夜三更出来游荡，最后死于神冲塘？这一场景类似于恐怖电影的氛围，既有乡村厚重的神秘文化，又有邻里之间的亲情伦理，还有孤寡老人的无奈与无助，共同构建一个乡村老人的精神状态图。其中贯穿了作家关于乡村的养老问题、老年人的精神孤独问题、传统的孝道与现代乡村的未来走向等问题的思考。后山的坟、坟边的树、幽深的水塘、塘边一只反复出现的红拖鞋等，既有乡村历史的悠长，又有现实空间的神秘，更有生命个体的精神寄托。这种空灵而显得神秘的文化氛围，荡开了作品面对的乡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拓宽了文本中现实与历史的疆界，使得作品氛围真实而又神秘，厚重而又接地气。
同样，在《父亲的“花花世界”》中，小说始终出现一副黑漆漆的棺材这个意象，将乡村世界中老人如何面对死亡与亲情直观表现出来。一直在堂屋中摆放着的棺材，连接的是生与死的两端，一方面是生者对死的敬畏与坦然，一方面又是对生命的渴望与期待。小说中以女儿的视角，透过一副棺材与父亲的生命轨迹之间的关系，营造了一种既有死亡的恐惧又有亲情的难舍的复杂氛围，在文本内部相互冲突而又融合，形成独特的张力效果。于是乡村叙事的空间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中得到了拓宽，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在一个拉长了的生命记忆中强化了其中的厚重与复杂。
如果说，作家倚借乡村生活真切的记忆与体验，胸有成竹地建构一种个体生命轮回的神秘文化氛围，来表现乡村老人这个独特群体的存在；那么，在《我爱白兰花》中，作家则是在感知生命世界的基础上，书写城市男女的情感纠葛，通过白兰花的唯美意象，将城市情感的冰冷氛围冲淡或缓释，从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人间烟火气息。需要强调的是，作家没有按照当下一些城市文化的路径，将城市演绎成为欲望化、物质化的一面，而是通过一对城市男女之间的欲望与情感，书写他们的困惑与冲突。作家无意建构一个城市男女的欲望之城，而是在家庭、孩子、情人、朋友之间打造日常的城市生活空间，寻找城市普通男女之间的情感密码。小说最后的结局具有悲剧意味，白兰花洁白、芳香、质地清纯，象征着爱情的高洁与纯真，与城市男女之间的情爱纠葛形成反讽。白兰花的意象反复出现，一方面表达了文本对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向往和追求，另一方面则在文本当中营造了一种与主人公日常情爱生活迥然不同的氛围，给冰冷麻乱的城市情感生活增添了一丝宁和与暖意。
除了文本的氛围建构之外，小说还注重画面的构图，强化画面的戏剧性与冲突性，体现了小说叙述的一种优雅姿态。在《我爱白兰花》中，古英和刘海在房间里打斗的场面，既有戏剧动作的诗意，又有舞台效果的冲突感。二人挥舞和抢夺木兰剑，刀剑的光影中伴和着碎裂的声响，每一个动作之间富有构图美，将本来的家庭暴力演绎成一个富有诗意的打斗画面，在艺术上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在刀剑的试探与犹疑之中，显露出这对夫妻之间撕扯不清、难以割舍的情感。同样在结尾处，大大小小几个人在露台上扭打在一起的场面，很有武侠电影的画面感，每一个动作都是立体的呈现，在音响与光影中，体现了作家对小说场面的精心调度。
在《树公树婆》中，明九老娘从江西女儿家回来，在菜园子里与老倌之间的对话，富有乡村生活的韵味。明九老娘拿出女儿送来的东西，一件件地抖给自己的老倌看，老倌几乎无动于衷。老太太找不到该有的认同，有时讨好，有时愠怒，或坐或立，真切地呈现了一副乡村老人之间无声胜有声的交流图。钟一阿婆深夜来访，拍着窗户希望进屋跟明九老娘打一场讲。黑色的影子映在玻璃上，发抖的声音与神神鬼鬼的话，和着后山大树在风中的呜咽。明九老娘去隔壁房间找老倌起来壮胆，老倌却说铁匠娘子要死了。这一切让钟一阿婆第二天早上死在神冲塘里显得扑朔迷离。整个情节富有画面感，调动读者的各种感觉器官，形成独特的戏剧化效果。
在叙事结构方面，文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大致属于单线条的情节结构，但仔细阅读，却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多条或隐或显的叙事脉络，共同形成复调的艺术效果。在《我爱白兰花》中，除了古英和刘海之间分分合合的情感纠葛以外，有帮扶对象江小鱼改邪归正的故事，有古英与初恋毛新竹的旧情再叙的故事，有与未曾谋面的编辑石秋之间的虚拟恋情，还有刘海与梅子红之间婚外情的故事。这些故事缠绕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城市男女生活的复杂状态。同样，在《树公树婆》中，小说既有明九老娘等几个老人孤独养老的故事，还旁逸斜出地叙述了钟一阿婆儿子黑大和媳妇月桂之间的生活状态、村子里早年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故事、新时代殡葬形式的改革、乡村孝道的变迁等。这些不同的话语叙述融合在一起，最终统一于山村富有神秘而又厚重的文化氛围中。它既属于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下乡村社会的表现，又具有类似于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空灵与神秘，将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置于神秘诗学叙述中加以呈现。
可见，作家以她富有人性关怀的笔调，书写当下乡村与城市空间的生活状态及其一系列的问题。文本穿透乡村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坚硬现实，在感受个体及时代的隐痛与迷惘中，优雅地抖开当下社会的内在肌理，揭示其中的症候及其生命诉求。
注释：
[1]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5—166页。
[2]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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