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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几乎每天陪着《史记》和《史记》相关的作品，慢慢发现，如果要对这部（任何一部？）杰作形成相对精微的认知，必须有一些值得信赖的同代书写者来引领（这里的同代不是指代际，可以读成古今之别里的那个“今”）。引领者既要熟悉杰作本身，又要明确各种关于这杰作的谈论站在哪个立场，如此才能一边对准作品，一边检查谈论者和自身可能存在缺陷的立足点。引领者最好明了一部杰作在古典世界中为何伟大，解说的思路却必须能贯彻到现在，但又不能只站在现在这边。够难的对吧？看来看去，关于《史记》，这样的引领者不太会超过一掌之数。 其他行业不论，对读写差不多是日常的人来说，把上述情形稍微推广一点，我们大概会这么问也这么期待——关于阅读和写作这回事，有没有值得信赖的书写者呢？如果我没看错，唐诺应该就是那个值得信赖的书写者。更确切一点说，《求剑：年纪·阅读·书写》，比唐诺另外任何一本书，都确切地表明了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书写者。 书分四辑，外加一个附录。前三辑对应的正是副标题，年纪、阅读、书写。第四辑又命名为“年纪”，只一篇，主要写日本艺人有吉弘行和夏目三久的事业与情感之路。附录《千年大梦》，边思索边写拍《聂隐娘》的侯孝贤。或许有人会觉得，一本主体谈论阅读和写作的书，出现艺人和导演的名字太奇怪了。其实大可不必惊讶，写过NBA球评的唐诺也写过费德勒，写过术士、医生和拉面师傅，他书写和思考的始终是人在世间的样子，从未把自己绑定在某个看起来风光或因即将落幕而颇显悲壮的单一领域。 跟唐诺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本书显而易见地加入了年纪（老年）这个因素，并贯穿全书。“从那一刻起，我把年纪这个（其实还不断在前行、变化的）东西加进我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是我读和写的新视角，以及更实体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个思维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为年纪是稳定前行的，它因此给了阅读和书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一种你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点点，更深入一点点。” 携带着年纪重新走进阅读和书写，会获得怎样的新可能呢？“每个东西都轻巧地动了一下，忽然生出了新的光彩，有着不尽相同于过往的意思及其生命轨迹，或者说，变完整了，复原了它们各自的更完整模样和内容，遂一一从群聚的、类化的扁平世界分离出来，跳入你眼睛里。”有了这样（几乎是被迫）的自觉，那个人人惧怕的老年，起码在唐诺这里，几乎变成了局部的重生，灵魂之眼再次明亮起来，差不多值得庆幸了，“这应该是近年来在我身上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抵消身体衰老的种种难受还有余”。 作为一个我很确定的诚实书写者，唐诺当然不会故意漏掉自然规律，把局限范围的重生感夸张成老年的全部。他明白也感知着年纪的惊人威力，就像最显而易见的，“身体的部分逐渐浮了上来，以损害、异样的疼痛、消逝凸显它们的存在”。书中经常提到，年纪光顾如何给人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这阴影中获致重生之感，并不是天然的馈赠，毋宁更像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试着不断勤力，把某段濒危的时光抢救出来。如此，或许才可能勉励似的跟自己说，“冷血的时间显现出诸如此类的微微善意和机会，不放过自己的话，人绝对有机会可让自己远比年轻时、比中年时更好，甚至不愿意时光倒流，舍不得年轻回去”。 年纪带来了熟成，那些已逝的卓越书写者在唐诺眼里年轻起来，因此也就有了年轻的缺点，“再读这些作者一个一个变年轻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了那种一路跟着我的陌生异地感、恐惧感，我在‘字里行间’看到更多东西，仿佛听得见他们没能说出来的那些话，我变得较有把握‘抓得住’他们思维进行的那根细线，察觉他们究竟如何也陷入困惑、矛盾、左冲右突、话说不清楚以至于线条摇晃、凌乱、分岔、殒没，甚至断绝不通”。看出卓越者的缺点，并不代表就此一跃成了更卓越者，“实际上发生的是，确认了书写者远比我此时此刻年轻，只让我（断无其他种可能）更佩服他也更好奇他，常常伴随一身冷汗……我自己那个年纪时到底都干什么去了？”卓越没有改变，那些伟大作品只是褪掉了魔法般的不当亮光，让我们“有机会真正看清楚其细节，看出深浅层次，并且不漏掉书中原来处处都是都有的亲切微光”。 除了加进年纪这一因素，《求剑：年纪·阅读·书写》保持着唐诺一贯的稠密准确（或许这次可以加个副词“更”），他几乎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完完整整呈现了出来。这种写出思考过程的作品，非常容易流于琐碎平庸，甚至有时会带上不当的自恋感。应该是对关注的问题想得够全面够精深，唐诺有效避免了以上问题，呈现的思考过程诚恳而确切，像走出迷宫的地图，处处留下了切实的标志。更美点表述，像他说的文学书写：“水落石出是其他每一种书写的最完满时刻，但对文学来说却不恰当，文学书写得更早一步，得不等流水退去，它写石头也写流水，写露出的石头也写犹浸泡于水里的石头，写石头仍在活水流过时、淹没中、撞击下的种种晶莹剔透模样。” “结论难免荒唐”，这连带着过程的书写，是唐诺思维方式的整体呈现，多一点或少一点就都不再是他。书里引过托克维尔一段话，也是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我认为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爱自由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甚至想崇拜它。”唐诺用了很长的篇幅，示范这句话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置换为“我爱自由”，只有原封不动的引用才最准确最值得信赖。比如两句话里的“我”，后者像个符号，前者则更丰富也更实然：“这个‘我’就是托克维尔本人，丰盈地包含了他的存在、经历、理解、判断和期待；却也是托克维尔认为人面对自由的应然模样，他当然期待能说动我们，让这个‘我’也是‘我们大家’，也许得这样才护卫得住他认为人间不可或缺的自由，但我们不听从也无妨，我们不听从可能才是‘正常’的。” 说到信赖，几乎只跟自我判断有关，说服不了人，更无法期望可能的结果。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说服原本就是不该存有的奢望或迷思。不过，岁月的善举既然有很小的概率出现，不妨先试着“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相信有些人会因为经历得足够多，思考得足够深，可以在某些脆弱或疑惑的时刻给予我们能量。比方说，可以把唐诺下面的话作为可信的判断标准：“我一直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软弱的人，如果软弱再加上多欲望，那就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我看似偏见但极诚挚的忠告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尽可能第一时间远离他，这样的人几乎一定会背叛你，即便并无足够背叛的理由、背叛的实质‘奖品’。”这句话里一个小小的缝隙是，有能力判断出软弱和多欲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躲避？不过，我仍然要表示对这句话的完全信赖，因为问号本就该是我们自己填充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