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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汉语文学世界是最悠久、最活跃的文体，汉语诗歌在世界文学范畴又是非常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汉语及其文字是世界上最适合诗歌表达、也最擅长于诗歌文体的载体。汉语文学学术研究一直关注并试图解释这一重要的语言现象，历来都有非常精彩的贡献，也都留有让当代人去跟进、思考和进一步发掘的余地。张中宇的新著《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体式建构》在这样的学术余地上展开了独特而有成效的耕耘，其学术价值可圈可点。 以“汉语诗歌”的专指概念取代通常使用的“中国诗歌”的概略性表述，以“汉语新诗”的专指概念代替习见常闻的“中国新诗”“现代汉诗”之类的粗概性表述，使得这部著作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把握和学术界定更为具体而准当。“汉语诗歌”的学术表述应该来自“汉语文学”，而“汉语文学”较之“中国文学”具有更加具体、精确与准当的意义。“汉语文学”以文学语言文字进行界定，“中国文学”则以国族、地域进行把握，在中国版图上出现的文学、诗歌应是多民族、多语言的，而我们的学术研究一般只能锁定于我们熟知的汉语语言和汉字所承载的部分，因而，用“汉语文学”“汉语诗歌”表述更为稳妥。 最先明确使用“汉语文学”取代千篇一律的“中国文学”的，是程千帆及其弟子程章灿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尽管该书没有明确使用“汉语诗歌”的学术概念，可在第十章论述汉语骈化的根由，注意到“汉语言文字绝大多数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可以在字义上、语法上、音节上用许多人为的方式来排列和组合，使骈偶成为可能”，于是，《诗三百篇》已经昭示“汉语文学”中出现“个别的骈偶句子”，而“从东汉开始，文学语言开始在句意方面由单趋复，发展出骈偶的倾向”。这种从汉语语言规律出发审视中国文学的路数，正体现了以汉语文学为研究中的中国文学正名的内在学术必然性。 张中宇的《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体式建构》立足于“汉语诗歌”，锁定于“汉语诗歌”，从声律、韵律与文体构成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汉语诗歌的声律和韵律形成的历史，揭示“汉语诗歌”声律之美的奥秘。作者对比英语有轻、重音，所以英语诗形成了轻、重音交替的“轻重型节奏”，认定是汉语声律的特征在于轻声音节极少，并举例说白居易的《长恨歌》840字，全部都是重读音节，没有轻读音节，所以汉语诗不可能形成英语的“轻重型节奏”。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了汉语必须凭借“双音化”显示自己的节奏和声腔的必然性。可以说，这种“双音衍生型节奏”解开了汉语诗歌声律美的奥秘及历史成因。 古来探讨汉语诗歌的音律之美，一般都注重韵律方面，从诗词到剧曲的研究，都围绕着韵书展开，而张中宇的研究重点却在声律方面，通过“双音衍生型节奏”，阐解了汉语诗歌声律之美的形成机制及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 这部著作在解开汉语诗歌声律之美奥秘的学术基础上，还以较深澈的历史透视眼光审视汉语新诗的体式建构问题，体现出明显的当代文化建设意义。 既然汉语诗歌的声律之美在于“双音衍生型节奏”，则汉语新诗也应该在此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出路。汉语新诗的倡导者早已经注意到，新诗语言表达固然需重视韵律，于是《新青年》时期就有人提出重建新韵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其实是在声律建设之上。沈尹默的《三弦》比起胡适《尝试集》中的大部分诗篇来，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押韵，更重要的是注重声律的和谐、节奏的均齐和抑扬。闻一多、徐志摩等当年讨论新诗格律，特别是“音乐美”“建筑美”的概念，也多是从“节的匀称”“句的均齐”等声律角度展开的。张中宇的这部专著偏重于从声律而不是韵律的角度论述汉语新诗的合理体式甚至理想图式，不仅对解决汉语诗坛长期纠结的“新诗格律化”问题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实践也有所启迪。 （作者系澳门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