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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隐》这个标题使人想到一些形而上的抽象之物。甫一开卷，香港宝刹的名目、风光和渊源被作者胪列而出，琳琅满目，一股浓厚的佛气和历史感扑面而来。但随着故事推进，我们又能嗅到一丝具体而平凡的烟火气，佛家的梵唱在平常生活的尘埃中回荡出通往心灵的余音。葛亮延续了《燕食记》的兴味，将佛寺之外的大部分故事安排在饭店、茶居之中，像考据寺庙来历那样细数吃食的名目，使得一场充满哲理的救赎之旅氤氲了日常生活的美意和幸福。 葛亮在《灵隐》中埋下了四条线索。第一条是贯穿全篇的主线——段河与连思睿相知、相识的故事。在少年的引渡下，风尘仆仆的女人获得了“心灵之隐”。第二条线索延伸向历史，讲述的是段河的养父庆师傅及其祖辈的风云往事。另两条线索都与连思睿有关，一条指向连思睿的爱人林昭，他在心灵与身体的错位中选择成为真正的自我，一条指向连思睿的舅舅袁尊生，他千方百计买下妹妹在其中死去的房子，为的是一句“人生在世，总要放低”。当缠绕的线团从指隙划过，我们会触碰到一个绕不过的结——放下。在葛亮笔下，若干人物的生命历程交织往前，纠缠在心的执念步步化解，浮躁的心灵终于落定。这不是一场危机四伏的冒险，而是居于人心深处的悠然旅程。 这是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主人公连思睿经历了一系列痛心切骨的人生波折：爱人离世、独子失智、父亲杀害母亲、网络暴力……她将寺院作为心灵救赎之地，试图在义工生活中寻找逃离现实的真空，但直到与段河相遇，她都没有真正地放下。段河出现了，那个以临佛为生的孤儿，那个灵隐寺僧人的养子，那个时刻弥漫着淡泊之气的年轻人，以一种引渡者的姿态出现了。有一句话在小说中出现了七次：“若不是因为段河，连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灵隐寺。”揭示了段河在小说中的意义。如段河自己所言：“河断了，河水不就枯了吗？”河水枯竭，河床升起，渡河者才能到对岸去。正是段河沟通了灵隐寺与连思睿的命运。 灵隐寺作为一个符号，唤醒了连思睿关于林昭的回忆。二人的唯一一次旅行去了杭州，西湖边的灵隐寺是目的地之一。香港的灵隐寺则像一个陌生的故地，使连思睿在清幽、古意的环境中重新思考往事，在冥想般的回忆里放下执念，获得解脱。 追溯连思睿的记忆，我们看到一个长发如瀑的美人伫立在云端之上。作者有意将林昭塑造为一个颇具传奇性的角色。他是一个跨性别者，身体是男人，心中却居住着一个女人。混杂而独特的身份构成一种与佛教神话——男身女相的观音菩萨的传说——相呼应的象征，在一开始就赋予其一种包藏男女万物的神性。在小说中，作者三次用“一半佛陀，一半神”概括林昭。他的确是一个弥漫着神性和佛性的角色。“神性”在于不可接近，他的高冲，他的冰洁，他手背上的青蓝色血管，他雪似的皮肤，他隆起的山根，共同糅合出一种神秘的气质。“佛性”则在于淡然，在于放下，在于接纳真实的自我，在于蔑视俗世的流言和家人的背叛。 就像那尊被摔碎的观音像一样，死于变性手术的林昭等待一次重生。连思睿将破碎的观音像送到灵隐寺，委托庆师傅复刻，后者选用了不怕摔打的青铜材质。在小说最后，林昭的艺廊Mong重新开业，展出了一尊长发青铜雕像，是林昭的摔不碎、打不破的化身。二者再次巧合地站在了镜子的两侧。林昭死了，但那仿佛是一场剥开茧缚的涅槃，一场复活前的受难。他的肉身虽死，然佛性愈彰。 林昭的“放下”是艰难的。他不仅要在自我认知的路途上跋涉，还要面对外来的流言蜚语（来自父母的责难和厌弃或许是最致命的），在此种意义上，林昭与连思睿这两个角色的经历构成了某种互文性。 对于连思睿而言，“放下”也是艰难的，两种不幸相互纠缠，像荆棘一样铺满了她的救赎之路。其一是来自外界的网络暴力。尽管教授杀妻案已过去五年，但谩骂和诅咒“仍汩汩流进毛细血管，激发了皮层，结成痈疽。”网暴的触须延伸至现实生活，横陈在连思睿的诊所和日常生活前，时时掀开伤疤，使这个无辜的女人鲜血淋漓。媒体狂热而粗暴地侵入她的私人生活，将其隐私公之于众，甚至包括她的孩子。 其二是内植于命运的不幸——她诞下了一个智力缺陷的孩子。林木，林昭的遗腹子，以一种异于常人的身份来到人间，延续了其父亲的悲剧命运。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疯癫……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在儿童的游乐场里，林木遭到同龄人围攻；在媒体的闪光灯前，林木被好奇的人群鉴赏，并被贴上“这个罪恶家庭被诅咒的结果”的标签。我们无时不生活在一种群体暴力中。当某些人与大部分人不同时，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改造为平庸，否则会遭到毁灭。两种不幸是相倚相伏的，林木的缺陷助燃了网暴之火，公众的歧视又使单亲母亲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在塑造“傻子”林木时，葛亮没有沿着当代作家的老路走。受限于年龄，林木没有显著的人格，缺乏行为能力，不能像其他作家笔下的傻子那样，以荒诞的行为发出沉默的喊声。与其将他视为一个独立的角色，不如说他是刻画人物形象的凭借，是牵动情节发展的引子。他就像一条多刺的荆棘，将连思睿困在命运的泥淖里，但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又将女人从生活的绝壁拉回来。尖刺已扎入手心，虽然痛苦，但也难舍难分。小说中的一处情节令人动容：林木和同为智障儿的黑人青年阿咒争食，连思睿和枝姐在一旁闲谈、说笑，空气里弥漫着茶点的香气。智障儿家庭通过联谊寻取慰藉，在日常交往中收获友谊，也使连思睿在如雨的温情中放下，放下烦恼和忧苦。 在这个意义上，灵隐寺作为一个空间，为连思睿提供了另一种友谊。因为段河，她结识了灵隐僧人，在庆师傅、鹿和等人的讲述里，窥见别样的人生过往和内心。一个佛意盎然的核始终深埋于庆师傅的人生之路——因果。他仿佛是佛赐给的孩子，历经前半生的兜兜转转，最终回归佛寺，以临佛、刻佛为业。当庆师傅随和尚离家出走时，因果构成闭环，我们听到了命运的回响。如果说林昭是“一半佛陀”，那么庆师傅就是作者所塑造的完整的佛。庆师傅说：“断了好，倏忽一生前事了。”当他放下一切尘世的眷念，那尊隐没在肉身中的佛重新散发光辉。 《华严经》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小说所讨论的是佛家的重要命题。然而，葛亮并非站在高阁之上，像老僧一样说经布道，而是踩在众人命运的脚印里，捕捉细节，还原生活，从现实入手描摹修行者的磨难，使“放下”显得更真实而沉重。这是一篇兼具人性和佛性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