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立波的小说在20世纪40-70年代之所以为众多人阅读，原因在于其创作在顺应时代的同时，还有很强的文学因素。即在创作中，周立波关注民间文化，从而让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本文讨论民间文化的吸收对周立波小说的推动力，并力求证明民间文化是他的小说的生存土 壤。
关键词：民间文化；周立波小说；生存土壤
周立波对民间文化的找寻可以说不遗余力。无论是《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还是《山那面人 家》等，都在作品中能够找到浓烈的民间文化因素。周立波着意寻找、关注小说人物的民间原生态生活。一部小说的完成，他总是在漫长的寻找和细心体味之中，充分揣摩其中所蕴含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情趣。写《暴风骤雨》，他在元宝镇一呆就是几个月，以后还多次回到那里去考察、再体验；写《山乡巨变》等干脆在农村一呆就是几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扎扎实实地体味农村生活中的原汁原味。小说家寻找、体验原生态生活的目的是为创作，在创作中尽量还原他所寻找到的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内涵丰富，层次多样，主要包括生产习俗（种植习俗、饲养习俗、副业习俗、工商习俗、运输习俗）、生活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行走习俗、游戏习俗）、礼仪习俗（家族习俗、婚丧喜庆习俗、交际习俗、传统节令习俗、祭祀习俗）等。
生活习俗是民间文化中最显眼的一部分，它往往能直观再现民间原生态的生活及其变迁，也最容易引发作家的创作灵感，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周立波就是这样一位从民间习俗中汲取创作营养，灵性地叙写他所理解的民族形式的作家。
还喝酒呢！酒都贵死人，哪个喝得起。①一手提一沙罐子温茶，一手拿几个粗碗……穿一件补丁的老蓝布罩褂……②跟清溪乡的一般农民一样，他穿一件肩上有补丁疤的旧青布棉袄，腰上束条老蓝布围巾。③菊咬的继母穿一件青布罩褂，下边露岀旧棉袄的破烂的边子。④可怜她嫁过来十好几年了，从来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裳，总是捡我的旧衣旧裤子，补补缝缝，改成她的。⑤
陈先晋全家大小，正在灶屋里吃饭。他们五口人围住一张四方矮桌子。桌上点起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中间生个汽炉子，煮一蒸钵白菜，清汤寡水，看不见一点油星子。⑥在上述描述中，作者从吃穿的角度反映当时农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这种吃穿本身就是朴素的民间形态。
下面则通过邓秀梅的眼睛，看到《山乡巨变》中陆续出场的几个人物的住房：
邓秀梅远远望去，看到一座竹木稀疏的翠青的小山下，有个坐北朝南，六缝四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 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 显得格外的耀眼。屋后小山里，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楠竹，枫树和松树，但漫山遍地都长着的过冬也不凋黄的杂草、茅柴和灌木盖子。屋顶上，衬着青空，横飘两股煞白的炊烟。⑦这就是自我吹嘘曾经“起过几次水”的亭面糊的家。在当时的乡间，这种房子算是很气派：正屋、偏屋都有。白烟飘空，一派自在气氛。体现农民对合作化的模糊态度，和环境是紧紧相依的。
他们远远的看见，王家村的村口，有幢四缝三间的屋宇，正屋盖的是青瓦，横屋盖的是稻草，屋前有口小池塘，屋后是片竹木林。这就是菊咬金的家。他们走近时，淡青色的炊烟， 正从屋顶上升起，飘在青山翠竹间。⑧比较亭面糊的家，王菊生（菊咬金）的家还是比较殷实的。正因为这样，菊咬金才坚决拒绝入社。他内心想的是自己的条件好，又要平均给其他人，心里总是不甘。
邓秀梅从一掌平的大塅里，拐进一个排列好多梯田的、三面环山的横村。暮色迷蒙里，远远望见一座靠山的小小的瓦屋，她晓得，这就是陈家。座北朝南，小小巧巧，三间正屋，盖的一色是青瓦，西边偏梢子，盖的是稻草。越过低矮的茅檐，望得见竹子编成的狭小的猪栏。 屋后是片长满翡绿的小松树，小杉树，茶子树和柞树的林。一根楠竹的弯弯的尾巴，垂在屋脊上，迎着晚风，轻轻地摇摆。屋前有个小地坪，狭窄而干净，屋的东端，一溜竹篱笆，围着几块土，白菜，青菜和萝卜菜，联铺成稠密的，翡青的一片。土沟里，土肉上，一根杂草也没有。⑨
被认为是老顽固的陈先晋的家，和前两家比，逊色很多。一切都那么小，正因为这份“小”都经过了几辈人的奋斗，可能又要失去，矛盾必然会产生。
秋丝瓜的家，也是一座靠近小山的茅屋，跟清溪乡的别家的茅屋子一样，屋檐低矮，偏梢狭窄；楠竹丫枝织的壁糊着掺了糠头的泥巴；兼做住房的堂屋没有亮窗子，只有一张双幅门，光丝都从门洞照进去，门一关，屋里就黑了。茅屋门前是块又小又窄的地坪，三面用竹子篱笆围住，在这一块小小的地面上，秋丝瓜喂了四十来只鸡鸭，其中还有三只大白鹅。⑩上面摘录了四家生活图景的描写，作者用限定性的视角，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特定的视阈里。我们从描写中，清晰地了解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居住与生活 条件。居住的习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南方特有的房屋建筑形式——正翼相依、人字为顶，这是生活习俗中的居住习俗。纯净的自然环境，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这已经再现了中国南方山区的特性。而居住习惯同样也是一种民间形态。这些和益阳的民间真实状态是相吻合的。而这些图景又像一幅画，切合乡土文学的风景画特征。
周立波描述的地方是益阳民俗最典型地区，地 形为丘岗区，又称丘陵区。该地农民多聚族而居，房屋联成一片，称之为“湾”或“村”。房屋以泥木结构为主，黄土筑墙或泥砖砌墙，用块石打基脚，屋顶盖小青瓦或稻草，分别称为瓦屋或茅屋，屋内较暗，往往在自己中意的堂屋或偏屋墙上开设木格窗户来采光，增强房屋内的亮度。一般为四缝三间，两头或一头岀横屋者多。正中楹者为堂屋， 设神龛，供福神、宗牌，并贴有“天地君（国）亲 师位”字样。清代、民国时期就是这种样式，20世纪50—70年代仍无改变，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了砖瓦房和楼房。这些图景在《山乡巨变》中时有展示。
周立波以他对南方的理解，不停地采撷着生他、养他的南方故乡民俗，同时也不留余力地书写他曾经战斗过的北方“故乡”的礼俗，形成各自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地域文化特色又是构成其乡土文学特征的重要因素。现以《暴风骤雨》《山那面人家》中所描写的南北婚俗为例进行阐释。
《暴风骤雨》中描写北方郭全海和刘桂兰结婚，《山那面人家》中描写南方卜翠莲和邹麦秋的百年好合，前者是在刚刚分得土改的胜利果实之后的农会主任大婚，场面大气、隆重，而后者则是普通翻身民众的婚姻大事，办得相对简陋，但场面的不同，仍然遮掩不住婚礼议程背后所折射的地域民俗 差异，毕竟，它们各自本身就是南北民众原生态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南北婚姻民俗均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婚姻程式，我们仅截取如下程式来予以评析。
染南方婚俗的韵味，尽管形式相对来说简陋得多: “那里的木格窗子上糊了牛皮纸，当中贴着一个红纸剪的大喜字，四角是玲珑的窗花，有鲤鱼、兰草，还有两只美丽的花瓶，花瓶两边是两只壮猪。”⑫南方的拜堂处选择在堂屋，堂屋正墙开设有木格窗子，平时透过它们可以窥视得出里面的情况，为此，当堂屋一旦用作神圣、吉祥的拜堂场所，它的内内外外就与它当下的实际氛围相映衬。木格窗户是其门户、脸面。普通翻身民众用蕴含婚姻喜庆的动植物图样剪成的各种窗花来装饰它：象征女性生殖力强的鲤鱼，寄寓新娘品性纯洁、自尊的兰草，蕴含男性强盛生命力的壮猪依傍花瓶旁边。这些美好的祝愿都凝聚在具有南方风情的窗花上。
其次，我们来看看洞房的布置。洞房的布置，亦各具特色。在北方，如果说天地堂是进行拜天地、拜父母等非常严肃的、庄重的场所，那么洞房则是贺喜人群想方设法欢闹的地方，是真正充满欢愉的乐土；如果说拜堂是欢庆婚礼的前奏，闹洞房则是贺喜人群共庆婚礼的正式开始。为此，《暴风骤雨》中的洞房布置，围绕这个活动中心展开: “天棚上挂着个大吊灯，八仙桌上点着一对高大的红蜡烛。桌上的酒壶、茶碗，都盖着红纸剪的纸花。”而《山那面人家》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窗前一张旧的红漆书桌上，摆上一对插蜡烛的锡烛台，还有两面长方形的小镜子，此外是贴了红纸剪的喜字的瓷壶和瓷碗。在这一切摆设里最出色的是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南方洞房，尤其是周立波出生地益阳一带的洞房，婚娶前主要是用来摆放女方嫁妆的地方，这样，作品中所描写的情趣主要是对新婚生活甜蜜的祝福和多子多孙和睦生活的预祝。
此外，两部小说对婚姻礼俗中的其他原生态生活也进行了较为细腻的刻画和艺术再现。如《暴风骤雨》写接亲时的场面：“她端端正正的坐在胶皮轱辘车当中，上身穿着红棉袄，下边是青缎子棉裤，头上戴朵红绒花，后头跟着一辆车，坐着两个吹鼓手，四个老爷子和两个媒人。”还继续描写新娘进门时的种种规矩：喝糖水使嘴甜，洗手免打碗，烤手对客热呼呼，踩炕席和茓子平平安安，迈左脚先生仔等。《山那面人家》则通过他人之口写了听壁脚、哭嫁等风俗。这些均符合本土的乡土生活，切合了乡土文学风俗画、风情画的特征。
民族形式的论争，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塑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的理论，对周立波的创作影响深刻。自小说创作开端，周立波就没有舍弃过作品中 的原型来自生活，来自小说人物生存、生活、战斗的原生态生活。人是生活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一切社会性总是在特定的原生态生活中真实、全面地存在，人的各种特性（共性和个性）也就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中自然、贴切地酝酿、生成和成熟，小说的人物原型往往就寄寓其中。为此，一部成功的小说，往往会从小说人物生存、生活的原生态生活环境中寻找它所需要的人物原型。周立波的小说就是这样。在以后的几十年，几十篇（部）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原型的影子，尤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两部长篇为甚。
先谈《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元宝镇有个穷棒子，名叫花玉容，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因打土匪有功，入了党，周立波到达元宝镇后，经常和他交往，两人关系密切。后来花玉容死了。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成为老花的原型之一。再就是，镇里有个郭长兴，自小放猪、放牛、干零活，母亲和弟妹都饿死了。周立波把他引导成了农民干部。他后来也成为了小说中郭全海、小猪官等的原型之一。周家岗的地主王仁才、农民英雄温凤山分别成了韩老六、赵玉林的原型。另外，车把式老孙头的原型叫孙永富，白玉山的原型为白福山。可以说，该作品的人物在元宝镇均可以找到原型。
《山乡巨变》也一样。亭面糊（盛佑亭）的原型是邓益亭，陈先晋的原型是陈先进，陈大春的原型叫陈年春，盛淑君的原型叫彭玉霞，刘雨生的原型有曾五喜、朱雨生、周惠岐、潘四喜等四人。就是这些原型让读者能够看到生活的影子。
作品的人物都有原型，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甚至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共同具有的特点。正是原型的闯入，让作品人物具有生活的本真性。
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端到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在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周立波是所有作家中与方言关系最密切，缘分最深厚者。他通过学习，采用了大量富于地方色彩、情趣的黑龙江和湖南益阳地方方言，用以借助表现当地人的普遍性格和文化心理，用以表现当地的自然风光、生产劳动、生活场景以及民情风习。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回益阳后写的《山那面人家》《盖满爹》等短篇小说就是典型，尤以两部长篇小说为胜。方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许多争议。
周立波小说发表之后，“方言写作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如何看待方言写作？”等问题被热烈地讨论着。作为回应，周立波在《现在想到的几点》《方言问题》中对方言进行了解释。只是，周立波在阐释中，产生了偏颇。如他这样说：“要不是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言也将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这些话当然有些偏颇，即太绝对化，但终究说明了大众语言来自广大群众。土语的存在在阅读和传播上都会产生困难，也可以说是民间最原始的语言，交流的活力已经不够，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很恰当地表述和摹写一 些东西。
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使用的是益阳方言。益阳话是湘方言的一个分支。老益阳的各乡镇的语言，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稍有差异。赫山镇周围，包括邓石桥（周立波的老家）、谢琳港、 羊舞岭、天成垸、兰溪（叶紫的故乡）等的大部分地区，为流行益阳话的主区。而这种益阳话，在益阳市全境都可以交流，没有交流障碍，同时，它又与长沙、岳阳等地的部分小区方言相近，也可以沟通。但它与邻近的常德、怀化、娄底等方言不相同，特别是常德，不属于同一方言区，常德属于西南官话区。
在此我列举部分常用的方言词，并与普通话进行对比。下列字词前者为益阳方言，破折号后为普通话。
冇——无；作息——浪费；劳烦——谢谢； 默神——考虑；服小——道歉；背时——倒霉； 相赢——便宜；何解——为什么；汗爬雨滴——汗流浃背；云里雾里——稀里糊涂；灰尘络索——灰尘满布；穿绸挂锻——穿着豪华；扯白溜嘴——说谎话，油腔滑调；遮巴舞势——说话粗鲁，手舞足蹈；戳皮弄胯——用谎言骗取钱财或搬弄是非；抹牢抹实——牢固结实。
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周立波是从《暴风骤雨》开始的。当时在《东北日报》连载时，因为过多使用方言词使读者产生一种特别的情绪——畏难。如电道——公路；灯夹子——下桌子；香油馃子——油条；跳毛子——野兔；扎古病——治病。这些词如果不进行注释，谁也不会懂，自然会影响阅读兴趣。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在语言方面，作者在吸收群众语言时，也采用了一些使别人难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如意思相当于'蹲’的'猫’字（如'猫在那里’），相当于'肮脏'的'埋汰’，相当于'冷不防’的'冷丁’以及其他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很少可能成为大家都采用的民族的共同语言的。过多地使用这类方言，势必使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到限制或发生误解，这是《暴风骤雨》语言方面的一个缺点。”但周立波在对话中运用的一些方言词和口语，生活气息却很浓郁，给他的作品添彩不少，也是其试图走向大众化的一种尝试。
可以说，《暴风骤雨》中的人物语言，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萧队长及其工作队的到来，再次打破了渐渐恢复的方言的沉寂，工作队走村串户，与人唠嗑，语言在交流中得以相互渗透。因此，老孙头、白玉山、白大嫂子等能够运用政策性的语言，如“斗争”“剥削”“翻身”“革命路线” 等新名词成了口头禅；而萧队长他们，也学会了说 “嗯哪”“那哪能呢”等东北方言。一些词汇虽然 外乡人不太懂，但它们却是能够恰当表达意思的最好选择。
众所周知，方言口语和普通话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一个具有民间性，一个具有现代性。从 《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大量使用方言口语，目的是找寻一个民间所有的语言系统，从而更好地确立地方特色。在乡土文学研究中，可以发现，方言正是乡土文学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周立波的选择，正好让他的小说在语言因素上排进了乡土小说之列。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周立波：《山乡巨变》，作家 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1、41、67、68、111、142、111、 62、57、98 页。
⑪⑬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429、433页。
⑫⑭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 版社1982年版，第409、410页。
⑮周立波：《方言问题》，《文艺报》1951年3月 10日。
⑭蔡天心：《从〈暴风骤雨〉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 成长》，《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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