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现实，书写时代，是小说家的基本使命，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主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罗伟章作为一位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罗伟章的小说除了具备一般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批判性的特点外，还显现出深刻的内涵和多维度解读空间。其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具有深沉的历史眼光，在真实的现实表达中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在对现代性的剖析中具有多层次的隐喻结构，复杂深邃，充满哲理，既有历史反思、时代之问，也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困境。
一、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人类记忆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反映过去，也映照现在，甚至预示未来。罗伟章认为，“文学的意义，就是让读者能感触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呼吸和体温”①。而读者之所以能够感触到，是因为其小说能够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超越对事件和人物的浅表呈现。所谓历史眼光，就是以历史思维来处理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在现实描写中融入历史反思，在历史描写中有着理性分析。正是这种历史眼光，使罗伟章的小说具有了厚重感，显得复杂深邃。
罗伟章小说的历史眼光，首先体现为从历史的角度来呈现一定的地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对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思。
我们知道，地域影响作家的创作题材、叙事方式甚至价值立场。但是，地域不应该成为限制作家艺术创作的枷锁，相反，作家还要突破这种地域性。罗伟章说：“每一个作家当然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作家也应该描写自己熟悉的领域。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②就是说，地域性并不构成作家创作高度的上限，关键在于作家对生活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所以，罗伟章反对用地域概念来规囿文学，认为“文学是个体心灵的回声，心灵的自由和宽阔，本没有度”③。而这种显示出自由和宽阔的超地域性， 一定程度上就是其历史意识带来的。
罗伟章出生在川东大巴山地区，他的小说对川东大巴山地区的民风民俗及历史上的巴文化都有精彩的呈现。这类小说除了书写现实，还关注历史，关注巴地巴人的历史，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厚重感。《大河之舞》就是其中的典型。《大河之舞》将巴人消亡的历史写进作品，并与现实中罗家坝村民的故事相互照应，从而有对巴地、巴文化的反思。在这种对照中，我们从罗疤子的故事中看到“半岛巴人”传统精神的消亡，而精神的消亡不是偶然的，因为“半岛巴人”所谓的精神共同体是“别人的想法”，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因此，精神的逐渐沦陷是必然的。再如，《寂静史》以土家祭司林安平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为题材，写林安平对祭司文化的坚守，但是县里为了利用地域历史文化发展旅游，振兴经济，恣意篡改历史，表面上看是重视巴文化，实质上与之南辕北辙，而林安平则成了为现实利益服务的工具。这里有着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思。《凉山叙事》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来反思现实。正因为有对历史的追述，对生活在此地的人们那些 “难以改变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才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从而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这样，对脱贫攻坚的理解就不仅仅是以较充裕的物资来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地域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重塑文化，发挥其积极因素，避免消极的一面。
正是这种历史眼光，使罗伟章的小说并没有停留于对乡土的空洞赞美和留恋，而是深刻反思乡土文化乃至传统农耕文明存在的问题，并与现实相结合，揭示当代社会一些普遍的问题和困境，使之超越了狭隘的地域题材。
其次，罗伟章的小说还有着对人类历史记忆本身的反思和追问。如《声音史》中的杨浪天赋异禀，能够分辨和模仿各种声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很多声音在逐渐消失，于是不断回忆声音，保存声音。杨浪对乡村声音的记忆和保存，实际上是对乡村历史的维护。但是，这样的维护是徒劳的。在贵生的要求下，杨浪模仿曾经的“跑跑女”沈小芹的声音，在九弟的央求下杨浪模仿了另一个“跑跑女”黎燕的声音，杨浪准确的模仿表面上是在唤醒历史，实际上是在宣告过去已然过去，永远不会回来，所以贵生和九弟更加伤感而痛苦。可见，因为人会遗忘，所以需要历史来记忆，而历史记忆，恰恰证明遗忘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在《饥饿百年》中有着对传统乡村农耕社会历史记忆的反思。《饥饿百年》让我们发现传统乡村诗情画意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历史记忆被解构了。小说以历史的眼光讲述关于土地的故事，对土地的争夺使生活在何家村世世代代的农民的悲剧命运不断轮回。因此，对土地的依赖才是饥饿百年的原因。饥饿百年隐喻了这片土地的命运。《饥饿百年》犹如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封闭、落后、贫困、保守的何家村与《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镇一样，这样的轮回只有等它消失的那一天才会结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到来，土地被人们抛弃，饥饿百年才会成为历史。
最后，罗伟章的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罗伟章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敏锐地把握住了社会时代的变迁，因此，读他的小说时， 一方面会感受到时代的沧桑巨变，另一方面会感受到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的联系和差异。如《谁在敲门》中，燕儿坡、回龙镇正在发生的故事看似平淡无奇，但这些事情在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历史眼光的洞观下才能看到变化的翻天覆地。同时，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另外，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与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形象截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权威位置的‘父亲’，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衰落”④。而大姐夫作为乡村能人，则在这个家族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正是这样的历史眼光，使我们看到基于血缘、辈分的传统乡村秩序正在被基于能力和实用价值的评判标准取代。又如，《世事如常》写了发生在回龙镇的故事，回龙镇表面上平静甚至有些无聊，实际上暗流涌动。在文本结构上，其叙事时间是双重的， 一方面写当下的一天中发生的三个意外，另一方面叙述者又不断追忆过去，在追忆中补充了事件，也丰富了现在。表面上看，这只是叙述技巧上的处理，但实际上暗含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意外之所以成为意外，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遗忘；我们追忆历史，将过去与现在串联，就会发现这一切并非意外，而是“世事如常”。
二、时代之问：人道关怀、物欲之问
罗伟章认为，小说家应该与时代同行。写出一个时代的特点，成为罗伟章的自觉追求。要写出时代的特点，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比如，“柳青、路遥、陈忠实，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用作品来表达作家对时代的认识、发现和思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显在的，更多的是潜在的，是需要人们包括作家去发现、认识和把握的”⑤。因此，所谓“时代之问”，就是在书写时代时具备深刻的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认识和把握时代的重大和基本的问题，从而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
罗伟章在谈及创作《谁在敲门》的缘由时说：“路遥写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他将他所处的时代观察后书写出来。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比路遥所在的时代复杂得多，眩晕得多，如果说那个时代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穿，比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其间的对抗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我们的时代不一样，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这些概念都太笼统，不着边际。我们无法用一个词、一个概念对这个非常繁杂的时代进行表达，所以我的一个野心是想用一本小说来写一个时代。”⑥但他又认为“对于时代的表现，永远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检验作家质地最有力的方式”⑦。因为写一个时代，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洞察力，也就是要敢于对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进行追问和表达，挑动我们对之习以为常的神经。罗伟章的小说对时代问题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出路之问。罗伟章说：“我们处在大的变革时代，每次变革都牵涉到许多人的命运，都是作家创作的宝藏，但问题在于，如果作家……没有对低处的生命和命运的观照，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没有把体验到的生活与自己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个性熔为一炉，就无力构成文学表达的生活。”⑧农民工问题，正是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出现的问题，罗伟章的小说对此做了深刻的表达，体现出深沉的人道关怀。比如，《我们的路》写大宝哥“我”与春妹两个打工者返乡、离乡的故事。“我”去城市打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有时还被老板无故克扣工资。春节期间，“我”千辛万苦回到家，却发现这个家是如此破败不堪。“我”不仅没有在乡村家中找回温暖和归宿，反而心生厌恶，因为看过外面的世界，“我”的心难以属于乡村的家了。春妹为了挣钱，不得不在美容店做“那种生意”，还被一个男人欺骗，生下孩子。她费尽辛苦在春节回家，却因为没有带钱回来而招致父亲的冷眼。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做人的尊严，在家里同样也不能得到。时代的变化，人心的功利化，使农民工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处于无根的飘零状态。所以，小说的时代之问振聋发聩：农民工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同样，《谁在敲门》中，年轻人渴望进入都市，但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相反，他们与自己出生的乡村有着更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遇到困境时，回归乡村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栖居。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故乡渐渐消逝。《声音史》写传统乡土声音的消失，寓意传统乡村社会的没落。而传统乡村的没落，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解体，但农民涌入城市后又面临困境，处于无根状态。这样的追问是振聋发聩的，同时有着对农民工深切的人道同情。
其次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罗伟章的《磨尖掐尖》《奸细》《我们的成长》《潜伏期》等教育题材小说，对于教育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挖掘和思考。罗伟章曾经当过教师，对教育题材比较熟悉，但他又能够跳出教育看教育，其小说对教育问题的探索入木三分。《奸细》写的是各中学之间为了生源、声誉与利益互相“掐尖儿”的现象。小说不仅仅是揭露这一不正常的现象，而是挖掘其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表面上看，“掐尖儿”能给学校带来利益，本校学生如果考上名校，生源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但从深层次看，“掐尖儿”则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不仅仅是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还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中徐瑞星本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之所以成为出卖尖子生的“奸细”，在主观上是基于对不公平事情的反抗，如：他为了给受欺辱的同事康小双报仇，就出卖了汪文强；为了反抗“尖儿”张泽君骄横的父亲因挑座位而将自己心爱的学生谢家浩排挤到教室最后，就出卖了尖子生谢家浩。这或许只是徐瑞星给自己不道德行为找的一个借口，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斗争确实成为玷污教育纯洁性的重要原因。“掐尖儿”的后果则是价值观的扭曲。《我们的成长》写的是有一定天分的许朝晖在她的父亲“揠苗助长”式教育的折磨下而堕落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具有普遍性，它并不仅仅在封闭落后的大巴山区才会发生，而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爱”的名义进行扭曲教育而造成的悲剧。《奸细》《磨尖掐尖》虽然也把故事背景放在大巴山某中学，但表达的是利益驱使下人心的畸变，都具有普遍性，引人深思。
最后，罗伟章的小说有着对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物欲膨胀、人性扭曲的拷问。从总体上看，罗伟章小说对时代的反思主要聚焦于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导致的人性的扭曲。正是由于物欲的膨胀，传统伦理价值观崩溃。《世事如常》中的回龙镇，本来有着千百年来一直遵守的乡村秩序和价值规范，比如，不抢女人，不强奸女人，不骗取女人的钱财和肉体，以至于镇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盗窃犯和强奸犯。但时代的变化，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镇上的覃中安大学毕业后在各地流窜，专门欺骗女人；冉小花卖的馒头本来是回龙镇产的麦子做成，却打着“北方馒头”的招牌；何大盛的川味十足的烧烤却号称是韩式烧烤；小摊贩和城管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默契“勾兑”；严文炳在丈量前把自家的猪圈连夜砌到三层，为的是获得高额拆迁赔偿；瘟猪肉、注水牛肉、锦鸡、野山羊到处贩卖……小说《变脸》讲述了包工头陈太学在利益的驱使下逐渐堕落、丧失良知的故事。陈太学出生农村，知道农民工的不易，他原本从不克扣农民工的工资。但在以金钱为法则的环境熏陶下，特别是受到项目经理张保国的影响，他一步步堕落，对农民工嚣张跋扈，在项目经理面前低三下四，后来因为没有接到项目而不支付农民工的工资， 一走了之。显然，陈太学的堕落是环境影响下物欲膨胀的结果。
罗伟章小说对时代的疑问与反思鞭辟入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罗伟章是冷漠的。恰恰相反，其小说在对时代的深切关注和准确呈现中，有着深沉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不在于将故事讲述得有多悲惨，而在于作家内心深处。罗伟章出生在大巴山一个贫穷的农家，童年遭受的饥饿和苦难使他对底层人物的描写不是基于优越感的俯瞰式怜悯，不是对底层民众的廉价同情，而是平视和融入，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体会他的尊严、困境与生命的价值。“罗伟章曾经坦言：当我应付完一场无聊的酒局，我会觉得自己下降了很多，回到家就读托尔斯泰，以这种方式复原。托尔斯泰教会我，艺术的出发点，不在于谴责，更不在于破坏，而是以透过云端的情怀，去帮助人们建设他们的心灵。”⑨只有根植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悲悯，才能打动人心。国外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国内的路遥、陈忠实、阿来等作家都是如此。可以说，悲悯情怀是罗伟章小说的底色。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底色，其小说的时代之问才深刻尖锐，直击人的心灵，并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现代隐喻：异化困境、哲理玄思
罗伟章的小说不仅思考历史的真相，追问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还有着对现代性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使其小说具有现代隐喻的特点。所谓现代隐喻，指的是在对普通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隐含着对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人类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体察和呈现。现代隐喻使其小说从一般叙事走向隐喻结构，实现了普遍性启示，内涵复杂深邃，具有哲理性。
罗伟章小说的现代隐喻主要体现为在对现实的真实描写中深刻揭示人类面临的“异化”这一现代性困境。他说：“我们对诺贝尔奖那么感兴趣，可近几年获得该奖项的作家，不管是大江健三郎、帕慕克，还是莱斯莉、库切、奈保尔，都树立了一个文学的标杆，那就是文学既不是小我的，也绝不是抽象的，文学要描述人类的共同困境。”⑩罗伟章的小说实践了他的这种观点，以普通人甚至边缘人的故事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那就是人的“主体性伤失”带来的孤独、异化、工具化。
米兰 · 昆德拉在谈及自己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说，笛卡尔曾经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但是，“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而且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可是，既然上帝走了，既然人也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地球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⑪而罗伟章的小说从“令人惊悚”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人的异化、工具化，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另一种表达。比如，《磨尖掐尖》表面上是一部表现教育问题的小说，实际上也揭示了当代社会中由于人的“主体性伤失”而出现的异化和普遍性精神困境。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追求功利化、自由选择缺失、创造能力弱化等问题，也就是说，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小说中的老师费远钟甚至认为在课本中连文学作品都工具化了，因为老师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课本，课本上当然也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但在他们眼里，那早就不是艺术，而是工具，帮助他们成就自己的教学事业、同时也帮助学生考上大学乃至重点大学的工具” ⑫。这使得“《磨尖掐尖》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但观念上却是现代主义的。《磨尖掐尖》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高考像城堡一样，成为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你看得见它，却看不透它，你以为你在接近它，却越来越搞不清楚它为何物” ⑬。思想的力量使罗伟章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了现代寓言的色彩。再如，《谁在敲门》表面上看写的是地方风情和家庭生活，实际上也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亲情的异化，人的工具化。但是它不是以卡夫卡的《变形记》那种新奇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在客观的陈述中呈现出来，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有着作家对社会的精细观察和思考。《谁在敲门》中亲情的异化一方面是人的工具化，即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否为他人带来利益和好处，亲人之间如此，乡邻、朋友之间也是如此，犹如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此，大姐夫之所以在这个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就在于他既有钱又有权，还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为家庭成员解决实际的问题。而“我”虽然通过读书跳出“农门”，还在省城工作，但一身书呆子气，没有能力为家人带来“好处”，所以在家庭中的存在感就不强，这就是人的工具化。亲情异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儿女与父亲的关系的异化。小说中的父亲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刻板化的威严的父亲，而是一个懦弱的父亲。他对儿女既亲近又惧怕，年老多病带来的无力感使他作为父亲的威严需要儿女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而儿女对父亲的“爱”则是形式大于内容，在对待父亲的生病和死亡上，现实的考虑多于情感的付出。由此，小说表现了传统文化的割裂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困境，其笔下的人物行为处事似乎都遵循现实原则、利益原则。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彼此交错共存，由此带来人的身份的模糊，这是人的异化又一表现。在《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变脸》等小说中就有身份模糊的隐喻。《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春妹，《故乡在远方》中的张恩品、陈贵春，《变脸》中的陈太学等农民工，他们为了挣钱来到城市，但是现实给他们沉痛一击，不仅结果与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而且自我也迷失在现代都市中，成为“城市异乡者”。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时代的拷问，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还是关于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伤失”而带来的身份模糊的隐喻。
正因为罗伟章小说具有现代隐喻结构，所以其小说显示出深刻的哲理性。这种哲理性不是通过作家介入小说的言说来实现的，而是依靠抵达生活本真的叙述而自行显现。作家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中深刻地揭示出哲理，令人触目惊心。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说：“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⑭海德格尔在分析凡·高的画作《农鞋》时说：“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本质中出现，喷泉愈不假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质出现，伴随它们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有存在者特性。于是，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了。如此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闪耀嵌入作品之中。这种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闪耀 (Scheinen) 就是美。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⑮要在普通和日常中发现真理并表现出来，这需要作家的洞察力。由于罗伟章是站在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呈现“普通和日常”的，所以其小说的现代隐喻结构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超越了一般的概念化表达。
罗伟章小说揭示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并不意味着他的保守和对传统乡土的留念，恰恰相反，曾经在贫穷落后的故土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对故土进行描述时，是以现代性眼光审视，而不是一味认同。但是作家又没有拥抱以工业化、城市化、物质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而是保持充分的警醒，从而使其小说显得丰富、复杂，充满张力。
结 语
罗伟章的小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透视一定地域的历史，反思人类的历史记忆，即使这些作品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在写人叙事时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罗伟章的小说书写时代，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随着商品经济而来的物欲膨胀、人心变化等，有着深刻的反思。他与时代同行，并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显示出深沉的悲悯情怀，正是这种悲悯情怀，使他的作品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罗伟章的小说还 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写出了“普通和日常”中的惊心之处，揭示出人类面临的“异化”这一现代性困境，因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多维度解读的空间。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注释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罗伟章小说的地域性与人文性研究”(SLQ2020ZA-01) 阶段性成果。
① 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② 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③ 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④ 李云雷：《<红楼梦〉传统、生活史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罗伟章〈谁在敲门〉简论》,《当代文坛》 2022年第1期。
⑤ 邢小利：《现实主义：从柳青到路遥和陈忠实》,《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2期。
⑥ 袁欢、罗伟章：《甘于寂寞是一种写作的力量》,《文学报》2021年7月15日。
⑦ 蒋蓝、罗伟章：《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成都日报》2022年3月22日。
⑧ 刘小波：《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 “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会议综述》,《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⑨ 张宗刚、李美皆：《致广大而尽精微——罗伟章<谁在敲门〉之多重内涵分析》,《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⑩ 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页。
⑪ 米兰 •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⑫ 罗伟章：《磨尖掐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⑬ 曾宪文：《主体性伤失：罗伟章〈磨尖掐尖〉中的人物群像特征》，《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⑭ 罗伟章：《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91页。
⑮ 马丁 •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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